“西汉鸿文”与辞赋

一、西汉鸿文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风格。其他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这些散文经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散文中最受人关注的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西汉鸿文”。所谓“西汉鸿文”即贾谊和晁错等所创作的政论文。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贾谊的《过秦论》等文章说：“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一）贾谊的散文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当过长沙王太傅，故世称贾太傅、贾生、贾长沙。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过秦论》是专题政论文，分上、中、下三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瓮牖绳枢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在篇末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上篇）

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成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采。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除了《过秦论》这样的专题政论文外，贾谊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并预言国无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很有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见《汉书·食货志》）。

《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二）晁错的散文

晁错（前200—前154），颖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的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他曾在汉文帝举贤良文学的对策中名列第一。匈奴屡次侵边，他上书言兵事，文帝很赏识。他又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二事，其建议也被文帝采纳。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二、西汉辞赋

西汉辞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主要代表作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西汉辞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西汉辞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虽属模拟，亦有创新。

（一）贾谊的骚体赋

据《史记》记载，贾谊年十八就以善写文章而闻名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贾谊二十多岁就深得孝文帝的赏识，官至太中大夫，且“诸律令所更定，及列后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这样的宠幸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攻击，“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正因为有这样的人生经历，贾谊深感贤人失志之悲，写下了《吊屈原赋》与《鵩鸟赋》这样的抒愤伤怀之作。文帝四年（前176），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水，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对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表伤悼，遂作《吊屈原赋》。在这篇赋中，贾谊对屈原的生命遭遇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悲剧与屈原的悲剧归为同一类型。吊屈原的实质为自抒愤懑，即“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此赋将贾谊的愤慨怨愤之情表现得真切浓烈，体式与表现手法都取法于《离骚》，是典型的骚体赋，但其句式多变，明显散化，体现了由辞而赋的过渡痕迹。

在长沙待了三年后，有鵩鸟飞进他的住宅，依照当地的风俗，这是主人将死的征兆，触发了贾谊对人生进行重新思考而写下了《鵩鸟赋》，借以自我安慰、自我解脱。这篇赋作反映了贾谊在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从《吊屈原赋》中，我们还可以读出贾谊的用世之志，还可以感受他积极进取的精神，可是这篇赋中我们读到的是他对命运的绝望，对人生的淡化。他明显的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幻想自己与庄子《逍遥游》中所提到的真人、至人一样，与万物相沉浮，“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此外，他还吸收了老庄的相对观，在猫头鹰入宅这一凶兆面前，他一方面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忧喜惧门兮，吉凶同城”自我安慰；另一方面，他从万物的变幻中感受到人的生死变化，对生死都无所谓了。这篇赋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假设与鵩鸟对话寓志谴怀，使用了较多的铺陈的手法。

（二）贾谊之后的骚体赋

骚体赋并不只是存于汉初。贾谊之后，汉代还有很多优秀的骚体赋。武帝初期，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仿屈原的《招魂》，写作者急切地盼望招回隐者，谓山中不可久留。《招隐士》采用了参差不齐的句型，形象奇丽而又富于音响效果的词藻，极力渲染了山中诡异莫测的环境和气氛，很有个性特点，赋中有这么一段：“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坱兮轧，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慄。”这一段把山中的阴森诡异刻画得入木三分。此赋体现了骚体赋由重在抒情向重在体物的转变，实与汉代的散体大赋声息相通。此外，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世不遇赋》，以及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长门赋》等也都堪称骚体赋的佳作。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他晚年的失意之作，表达了无法施展个人才华之感。作为汉代盛世产生的赋作，它以感叹“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具有更深层的时代意义，而且还开创了汉人以“士不遇”名篇的传统。稍后的司马迁也以此名篇，作了《悲世不遇赋》。在赋中，司马迁同样有“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的哀叹，但他又说“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表达了豁达放逸的心境。赋中谈到的“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的看法也是激励司马迁忍辱偷生、写作《史记》的精神支柱。司马相如的《大人赋》的写作背景是武帝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赋》以尽规谏之责，赋中极写仙境之不可恋而人世之弥足珍贵，以骚体的形式用大赋的手法，由于对仙境的细致描摹，使武帝读后反而“飘飘然有凌云之志”。《长门赋》的写作背景是汉武帝的陈皇后原来颇受宠幸，后来失宠而退居长门宫，听闻相如善为文，遂以金百斤请相如作赋，希望得到武帝再次宠幸。全赋将陈皇后被废后的那种凄凉抑郁、屈辱哀怨的心情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或以为伪作。值得一提的是，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都继承了贾谊悼念屈原的主题，形成了骚体赋的一个相对稳定的题材类型。不仅如此，《九怀》、《九叹》、《九思》还形成了骚体赋的一种独有的体制“九体”，与大赋中的“七体”遥相辉映。

（三）枚乘的《七发》

除了骚体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汉大赋的开山之作《七发》。《七发》的作者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代表。梁园文学群体是指投于梁孝王门下，齐聚于梁孝王所筑的梁园中的文学之士们，他们中有枚乘、邹阳、羊胜等。

“七发”之义有两解：一是七窍所发。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中说“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证，所以戒膏粱之子也”。二是用七件事情来启发。《昭明文选》李善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流。”我们取后一说。关于《七发》的写作目的，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戒膏粱之子，二是谏梁孝王忠于汉朝，三是阻止吴王刘濞谋反。从《七发》的主要内容看来，第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假设的楚太子代表的是“膏粱之子”，也代表着醉生梦死的上层统治者；吴客乃是枚乘自己的化身。西汉“文景之治”后，经济得到繁荣发展，上层统治者住的是深宫高院，乘的是肥马轻车，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丽服轻裘，耽于酒色，生活堕落，枚乘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所作的讽喻。

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七发》在艺术表现上的主要手法就是铺张夸饰。第一是从不同角度铺张夸饰。比方说“观涛”一节先总写涛的特征，再从两旁岸边的涛势，再写涛由缓到急的过程。第二是用形象的比喻来夸饰，进行细致的物象描绘。钱塘观潮一节是最有代表性的：

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者，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皓蜺，前后络绎。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礚，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旁。则滂渤怫郁，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凌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汩潺湲，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设置虚拟人物进行对话，分层次、有文采地体物写志、曲终奏雅等，这是汉代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而这些都是从《七发》开始定型的。不仅如此，《七发》还是“七体”的奠基者，“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辩》、王粲的《七释》、曹植的《七启》、陆机的《七征》等，“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文心雕龙·杂文》）。

（四）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

汉武帝钟爱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赋尤其是散体大赋能够很好地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盛世之音”，他的雅好文艺也影响到他之后的几任皇帝。有了帝王的提倡与扶持，散体大赋的发展获得了有力地推动。作为汉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体式，它奠基于枚乘，而真正蔚为大观则在司马相如和扬雄。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曾为梁孝王门客，少名犬子，因慕蔺相如才改名为相如。好辞赋，著《子虚赋》。据说武帝好辞赋，读《子虚赋》，赞赏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后召相如，相如说《子虚赋》“乃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成《上林赋》，武帝大悦，任为著作郎。后相如奉命出使巴蜀，对开发西南做出贡献。晚年任文园令，职掌文帝陵园，后人因此辑其作品为《司马文园集》。后因病免官，病卒于家中。

《子虚赋》中伪托楚国的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泽之大，以及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则大肆炫耀齐国土地之广袤和物产丰富。《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的对话后，又大肆铺陈，描述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以及天子射猎的盛大场面，以压倒齐、楚，以此歌颂汉朝天子的气魄和声威。赋末写天子幡然醒悟，罢游猎而倡节俭，“游于六艺之圃，驰骛乎仁义之途”，曲终奏雅，劝百讽一。

从艺术上说，这两篇赋的价值并不在于赋末的讽谏意义，而是在于其铺张扬厉的手法与富丽的词藻，在于由此而传达的汉王朝的赫赫声威。首先来谈谈铺张，在这一点上，《子虚赋》、《上林赋》比枚乘的《七发》有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子虚对楚国在云梦的打猎盛况的铺张，还是乌有先生对齐国的渤解、孟诸作的一番铺张，还是亡是公大肆铺陈天子上林苑的繁华富丽和天子田猎的壮阔气势，在程度上都比《七发》更为深广；其次大量的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词采的富丽。如《上林赋》中亡是公夸耀天子的上林苑那一段铺排上林苑中浩大的水势，接着陆续铺排水产、草木、走兽、宫馆、果木、珍猿等，可谓汇集八方，罗列四海，显示了天子富甲天下的声势。接着从“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开始，用三段文字铺写天子游猎的盛况，写到部曲壮士猎兽的勇猛，天子亲自进行射猎的非凡气势和猎后盛大的庆功场面；猎后庆功气魄极大，张乐设饮，山川动摇；俳优侏儒，长眉连娟，将天子游乐的豪奢与盛景推向极致。二赋的缺点主要是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失衡。过于注重形式，夸张失实，铺列过分，而且爱用冷僻的词语，遣词造句怪异重沓，连绵堆砌，有的字一般字典查不到，读之生厌。这种语言现象符合汉代人的审美趣味、赋家的身份和辞赋的性质。第一，汉赋受楚辞影响很深，屈原的《离骚》词藻富丽，汉代赋家以此为范，刻意模仿，走向了极致。第二，汉代赋家很多都是文字学家，小学造诣很深，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曾作《训纂》、《方言》，班固曾为《苍颉训纂篇》作续篇。因而他们作赋时语言上求奇逞才。第三，辞赋有口诵的性质，必须在声音上直接造成美的效果，激发听众的感官印象。

《子虚赋》和《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第一，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劝百讽一”即以歌颂为主，规谏居次。司马相如生活在武帝时期，歌颂升平有其现实性，后世没有那样的社会背景，而简单地沿袭“劝百讽一”的套路，就不现实了。第二，奠定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后世赋家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下，也都极力铺张渲染，形成了汉赋突出的形式特点。

（五）扬雄的辞赋

扬雄（前53—18），字子云，成都人，西汉末著名的文学家、辞赋家。关于赋的创作，他自己有一套理论。他早年很推崇司马相如，作赋都是以司马相如为模仿的对象，但到了晚年，他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认识到了赋的“劝百讽一”实际上是“劝而不止”，无补于规谏，又“非法度所存”，这正是从他自己的切身创作中体会到的汉赋的根本弱点，这种批判很深刻。他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这表明他看到了赋体文字“丽”的特点，同时要求赋要含讽谏，即“则”，也就是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者兼顾，具有进步意义。

扬雄的辞赋代表作有四篇：《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和《长杨赋》。这四赋均为扬雄侍从汉成帝祭祀游猎所作。这四篇赋都是意在讽谏，旨在息畋猎，绝奢侈，惜民心，崇国防，讽谏意义比司马相如赋的目标更为明确。《甘泉赋序》中说：“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峙汾阴后土，以求继嗣，招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上从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长杨赋序》中说：“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阹，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尽管如此，这样的讽谏仍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尽管扬雄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以善于模拟而著称的作家，不仅模仿司马相如的弘丽，也取法屈原赋的浪漫，但是他的赋作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根源于扬雄自己的博学、才能，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他在赋中有意无意地渗透了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比方说《甘泉赋》中的皇帝“想西王母欣然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庐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这里通过皇帝的想象把西王母现实化了，并且西王母的愉悦、高寿使皇帝思索自我的人生，悟出好色损寿，只有像西王母那样清心寡欲才会长生不死。于是皇帝抛弃了玉女和宓妃。扬雄赋作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多个方面，比方说司马相如的赋的重点在铺陈，讽谏只是点缀而已；而扬雄的赋却在讽谏上更进一层。再如《羽猎赋》、《长杨赋》尽管脱胎于《子虚赋》、《上林赋》，但都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由于扬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有一定的价值，文学史上有“扬马”并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扬雄还写了一篇《解嘲》，这是一篇近于谈理的赋，其内容是谈朝廷上庸人占位，而贤者被怀疑，无法施展才能的现实，批判更为深刻。对此，作者采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消极态度。《解嘲》纵横驰说，善为排比，辩锋颇为锐利，虽受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