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与匈奴间的战争_木芹学术文选

论西汉与匈奴间的战争_木芹学术文选

一、汉匈战争不可避免

公元前4世纪及前3世纪期间，活动于今蒙古草原的匈奴，同中原华夏的关系日益密切。秦灭义渠，据有陇西、北地和上郡，并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则“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而拒胡。”秦并六国之后，蒙恬击退匈奴，收河南地，沿河修塞，临河建四十四座县城，徙民充之。从九阳到到云阳通直道，“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秦亡汉兴，正值匈奴冒顿单于于灭东胡，败月氏，并楼烦及白洋河南王之时，即并“引弓之民为一家”，统一了漠北草原，他“控弦三十万”，气势咄咄逼人。

汉初半个多世纪中，汉以和亲政策基本上稳住了匈奴，争取了时间，积累了财富，经济实力空前增长。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言：至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就是说，汉通过七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再加上国家政治稳定，农业发展，粮食“充溢露积”，“至腐败不可食”；钱多得“贯朽而不可校”。司马迁所言，与当时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太远，可见其时国家是富足起来了。(www.guayunfan.com)就在文景之世，随着情势的好转，为抗拒匈奴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加紧西边、北边诸郡的守备，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风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可见当时戍边者不多，因为如果守备边塞的人数少了，匈奴就进来了，于是又得发兵救边，而如晁错所言：“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加之原来“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针对这种情况，朝廷采取了募民实边的措施，即选常居者屯田戍边。

其次，针对屯戍者不断增多，边粮不足的情况，“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显然，这是一种灵活的加强边备力量的措施。

第三，朝野内外，抗击匈奴的呼声逐步高涨。这是汉政治经济强大的必然结果，作为汉来说，其生产力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代表的是先进的层次，而匈奴比较落后，往往采用掠夺的方式骚扰汉朝，这样就使偌大的一个中原无平静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汉通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整个机体复苏了，它自然就要打破那种禁锢自己不断向前发展的枷锁。早在文帝时期，贾谊就曾上疏，痛切陈辞：“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侵略，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至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其慷慨激昂，不免有气吞夷狄的“春秋大义”思想，还夹杂着君臣尊卑的意识，然汉为匈奴奴隶主所苦，深感和亲、奉赠已不能维持和平局面，反而长养祸害，没有尽头，只有敢于“猎猛敌”，改变“天下之势倒悬”的被动局面，这才是出路。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潮流，这是中原人心所向，当然免不了有急于求成之弊。

晁错亦提出安边之功，在于要“有必胜之将”，并从各方面分析了汉与匈奴双方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他说：“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间，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由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所论未免过高估计了汉的实力，而对匈奴的力量估计又偏低。不过双方长短的比较还是近乎事情的，其目的是要扬长避短，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

由上可见，从汉方面来看，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形成了同匈奴决战的态势。

那么，这种决战态势的形成，是否仅仅是汉王朝单方面所造成，而匈奴方面又愿意维持和亲的和平局面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一开始匈奴就一再破坏和亲，掳掠中原人民和财产，“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匈奴自冒顿起，统一了整个漠北草原，“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控弦三十万，进入奴隶社会，则控弦骑士以掠夺奴隶、财产为职业，加上“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如果遇上恶劣天气，畜群易灾，势必靠掠夺来生存。总而言之，匈奴不断劫掠中原，这是匈奴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性质所使然，令其自动停止劫掠战争那是不可能的。

武帝即位，一方面“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事，饶给之”；而另一方面，则“欲试伐匈奴”。正如贾捐之所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显然，汉依靠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采取两种对策。“和亲”是一种，这是原来政策的继续，这可以稳定住匈奴，使自己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而伐匈奴，使匈奴奉藩称臣是汉的真正目的。可见，汉对匈奴的策略是有很大灵活性的。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匈奴要求和亲，而在群臣讨论中，狄山主张和亲。他认为“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东宫间，天下寒心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兴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大困贫。由是观之，不如和亲。”武帝就说：“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狄山回答不能。又问居一县如何？狄山仍答不能。武帝再问居一鄣怎样？狄山“自度辩穷，且下吏”，于是说可以。武帝“乃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是后群臣震”。狄山迷于表面现象，不见本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懂此时局势和以往大不相同，死抱“和亲”不放，更不知匈奴掠夺性之损害，总想息事宁人，一味的只讲和亲，最后连自己的头都失之于匈奴了，真可谓“愚儒无知”。文景之治，天下富庶，要么继续发展、开拓，要么坐享其成，无所事事，二者必具其一，而客观上要求前者，因为地主经济要冲破地域、民族界限，平七国之乱，定南越、西南夷等就是具体反映。再者，匈奴正处奴隶制迅速发展时期，它只从事畜牧业的单一经济，因此，其掠夺战争就更加频繁，经济财富丰饶的中原那当然是其最好的猎所，显然这一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即和亲再也不能缓和其势，于是大规模的战争就再也不可避免了。可见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再加之文帝期间，由于“网疏而民富，溢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由于财富的过剩，更激起了豪强们无法满足的贪欲。他们对物产的追求，对土地的兼并都达到了“无限度”，这就像一根老化的橡皮筋，一拉即断。也就是说，内部的阶级矛盾深化了，尤其是土地矛盾严重起来，其严重的程度大有使土地问题自己具有的弹动力冲开活塞而爆发为农民“叛乱”的可能。但是在当时，活塞并没有冲开，这当然不是历史的例外，而是从另一空隙，把土地问题的严重气压慢慢地泄出去了。这个虚隙，就是汉武帝时对周围民族的战争。它比较特殊。汉确想发展，就得抛掉身上的外套，让全身的热气挥发出去，这样就促使汉武帝最后下决心进行对匈奴的战争，这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汉封建地主经济冲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兼并性同匈奴奴隶社会的掠夺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战争，而此时战争成了解决汉匈矛盾的关键，而双方都想打赢这场战争，并都在争取主动权，可见这场战争的胜败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汉与匈奴间三次决定性的战役

汉武帝决定同匈奴决战，其战略目标是战胜匈奴，改变原来“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倒悬着的汉匈关系。如何实现呢？一是在西部切断匈奴与西羌（今青海省一带）的联系，并采取有效措施安抚和招徕西域各部，即断匈奴右臂。二是争取东北诸族，切断匈奴的左膀。三是消灭南越割据势力，消除后顾之忧。接着汉武帝采取具体措施，将大军主力集结在陇西、代郡（治广昌，今河北涞源北），从正面攻击，同匈奴进行决战，以便完成其预定的战略目标。汉对匈奴的众多战役，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一战略目标进行的。

（一）以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内）为中心的第一阶段各战役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征发万余士卒治雁门关道。第二年，匈奴入上谷，汉以卫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并出上谷；又用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关。他们各率万骑，四路出击。卫青战至龙城，斩首虏数百，得立功劳。公孙敖伤亡七千人，李广为匈奴所俘，后得脱归回，敖、广二人皆赎为庶人，而公孙贺也没立下功劳。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二万骑入辽西，杀太守，又败渔阳太守军，并围困韩安国于渔阳，这时情况危机，恰有燕救兵至，匈奴兵撤去，接着又入雁门。汉遣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退了匈奴。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再次出云中，至陇西，攻击匈奴的楼烦、白羊，得虏数千，牛羊百余万，取得了河南地，因而置朔方郡，为确保其地的平安，又发十余万筑朔方城，加固修葺秦时旧塞，并迁人口十万以上以实郡土。

这一战在第一阶段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夺取河套以内地区的目的基本实现。对此武帝下诏：匈奴“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今车骑将军青渡西河至高阙……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这诏令可以说是对这次胜利的总结。对汉来说这是一场大胜，是一个好兆头，结束了汉以往退让回避的局面，这无疑鼓励了汉军的士气，为以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时匈奴虽败，但仍以三万骑对上郡进行骚扰。而右贤王怨河南地为汉所夺，于是对朔方郡进行反攻，并放兵多次入河南，扰朔方，不断杀掠吏民。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健为游击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均属卫青统领，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共同出击匈奴。汉采取几路汉兵突然出击的战术，对匈奴右贤王实施夹击，右贤王势力孤单，力量不支，大败遁走。此次战役俘虏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并获大量的牲畜。因为此次战役大获全胜，卫青被拜为大将军。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借胜利之威，再遣卫青将六将军（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健、李广、李沮）率十余万骑出击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斩虏首近两万，而汉亦遭到损失，死伤达三千余骑，六将中仅苏健得以身脱，赵信却投降了匈奴。这次作战，剽姚校尉霍去病战功卓著，他随卫青斩虏二千余骑，“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为此被封为冠军侯。又张骞因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加上使大夏之功，被封为博望侯。

这两次出击，使刚刚夺取的河南地，以及新置的朔方郡得以稳固下来，使汉有了一个向前可攻，退后可守的立足之地，取得了下次战争中的主动权，使单于不得不采取“益北绝漠，以疲诱汉兵”之计拒汉。此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汉已经从守势变为攻势，而匈奴却反过来，由攻变为守。可见汉第一阶段的战役是成功的，它为下一阶段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控制河西走廊为目标的第二阶段战役

汉正面阵地筑固之后，就想牢牢控制河西走廊，以便隔开匈奴与西羌的接触，进而打通西域通道，招抚西域各部，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这个目标对战局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前一战役刚结束，紧接着就转入第二阶段的战役。而控制河西走廊的战略构想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已形成，《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这说明汉想联合月氏夹攻匈奴。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武帝以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万骑出陇西，“逾乌韡，讨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訴者弗取，翼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东南、永昌西）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汉兵纵深作战，斩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并使匈奴的盟军臣服于自己，可见，汉军确实有纵深作战的能力。

同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均出北地，（今甘肃庆县、环县间），二人分道进击；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今内蒙古赤峰一带），亦分道共击匈奴。李广四千骑先至，被匈奴左贤王所围，连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张骞兵至，匈奴退去。

经过几次纵深作战，汉军对匈奴情况有所掌握，加上汉军战斗力的加强，并乘胜利的余威，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战役。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武帝表彰霍去病等人的话中看出：“骠骑将军逾居延（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濮王，捕稽且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渠侯。”这真是大表功、大封赏。作战的成功无疑加强了汉朝最后战胜匈奴的决心。

这一仗的结果，一是直接导致了匈奴单于欲诛浑邪王、休屠王，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其众四万余人降汉，武帝不顾汲黯等人的反对，将其众迎至长安，厚加封赏，并把他们分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今陕西绥德）、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置五个属国都尉领之，因其故俗而治。

二是从此汉完全控制了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到盐泽（罗布淖尔，即今新疆罗布泊）的广大地区，并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增设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通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后，汉基本上达到了隔开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这一目的，并且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丝绸之路畅通，并且兴盛起来，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三是直接对匈奴的经济、军事力量进行了打击，使其一蹶不振。匈奴在这一战役中，兵力伤亡惨重。而且失去了富庶的焉支山、祁连山区。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是匈奴的生活基地，无怪乎匈奴失掉二山之后，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可见汉匈这一战，对匈奴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战预示着汉匈之间将会有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

（三）双方主力决战

汉筑固了前哨阵地的朔方郡，有控制了河西走廊后，更加刺激了匈奴。是时匈奴除了用一定数量的兵力仍对右北平、定襄等边缘诸郡进行骚扰之外，单于还听从翕侯赵信的主张，深信汉兵不能越过沙漠而北上，就将主力驻于漠北，以待与汉军决战，而汉军则经前两役的战斗，士气高昂，且积累了沙漠作战的经验，又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这样寻找匈奴主力决战的时机和条件均已成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双方进行了决定性的一战。是年春天，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统五万骑及步兵和辎重兵数十万出征，另有随军私马四万匹。原先霍去病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出发，直接攻击单于，但是临时从俘虏口中知道单于在东，于是改令霍去病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出发，而卫青则改由定襄出发。

卫青率郎中令李广前将军，太仆公孙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右将军、平阳侯曹襄后将军，穿越沙漠，直逼匈奴主力。匈奴单于得知汉军已经越过沙漠寻求决战，确信“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之说，因此，“远北幕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于是两军大战一日，最后结果是单于败领数百骑突围遁走，而汉军大胜，得首虏近二万级，兵直至颜山赵信城，汉军留一日，烧其城余粟而还。

霍去病一路出代郡两千余里，同匈奴左贤王战，大获全胜。对此，汉武帝总结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厉涉离侯（山名），济弓闾（水名），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霍去病奔袭千里，虽取得胜利，实是历尽了万般辛苦，确实来之不易。

这一战，匈奴伤亡近十万，损失特重，实力大减，其精锐可以说是伤亡殆尽，乃至无力在漠南置单于庭了。

汉军在这次战争中，亦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士卒死亡者以什三计，亦在五万人左右，又两军出塞时，“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从此以后，双方再也无力组织与此次战役规模相当的战争了，但是，此役对于今后匈奴走蕃臣于汉的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匈奴不断“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而汉亦往往遣使于匈奴，力图说服匈奴“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也就是说，汉不往北击匈奴，只在边缘“通渠置田”，固障坚候，移民实边屯垦。而匈奴不入或少入缘边各郡骚扰，双方出于侧重政治（外交）上的斗争。当然军事上亦有摩擦，这又多是因为争夺西域诸部而引起的。如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还师时被围，得赵充国死力而突围，“汉兵物故什六七”。李陵率兵卒五千出居延（今内蒙古额纳济旗北境）至浚稽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鄂尔浑河西），与单于遭遇，虽经苦战杀伤敌万余，但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被俘虏而降匈奴。但这些战事规模都不大。总之，这段时间汉匈之间的焦点在于恢复关系，即现实和亲，自然这种和亲已不是汉初时的和亲，也不是兵戎相见的关系，由于汉强匈弱，所以变为君臣关系，这趋势也是双方战争的继续，只是斗争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匈奴奉藩称臣

如果说汉初六七十年间，为汉匈决战创造了条件，那么，昭宣时匈奴奉藩称臣朝贡是武帝时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必然结果。

（一）联乌孙以攻匈奴之右地

大规模的战争过去了，双方耗费很大，无力再进行战争，这样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双方为争夺西域，特别是争取乌孙的活动则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谁争取到乌孙，则表明其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并取得主动权。

乌孙在西域势力极大，它拥有12万户，60余万人，精兵近20万，他们随畜逐牧草，且与匈奴同俗，盛产良马，富者有马达四五千匹。张骞曾建议：“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汉武帝从自己想彻底击败匈奴，并迫使其成为外臣的情况和总的战略目标出发，继续执行“断匈奴右臂”的策略，所以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秋，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并且“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其甚盛”。乌孙以汉公主为右夫人。唯乌孙与匈奴接临又同俗，所以，也同时接受匈奴所遣女，以为左夫人。

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匈奴遣使乌孙求汉公主，不果，于是派军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乌孙汉公主细君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救之！”看来匈奴是有意同汉较量，增强其实力。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遣常惠使乌孙，还报言：“匈奴连发大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胁求公主，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于是在这年秋天，汉兴调动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伉健教习骑射，让其皆从军。并以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五将军，共十五万骑，又以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一并攻击匈奴。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春正月戊辰，五将军师发长安，田广明率四万骑出河西，范明有三万骑出张掖，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赵充国三万余骑出酒泉，田顺三万余骑出五原，出塞各二千余里，皆无功。唯常惠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驴骡佗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卤获”。乌孙兵出击，获得胜利。

匈奴为乌孙所败，人畜衰耗很大，更结怨于乌孙。这年冬天，匈奴单于自率万骑击乌孙，虏夺了乌孙不少人畜，唯单于在返途中遇上天降大雪，人畜冻死，返者不到十分之一。这时，“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又出三千余骑，分三道入匈奴地，捕掳数千人而还，匈奴连遭败仗，其势力已是江河日下，更加衰弱了。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匈奴地又闹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但还得“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秋天，“前所属西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降汉”。天灾人祸使匈奴日渐被动。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郑吉发西域城郭诸部万余人，攻破匈奴所属车师。车师王北走匈奴求救，未果而还，与贵人苏犹议降汉，恐汉不信，乃击匈奴边属小蒲类，略其人民以降郑吉。而单于却又立车师王昆弟兜莫为王，将所剩居民东迁。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这样汉和匈奴双方对峙者，争夺西域之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时车师属汉。匈奴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于是在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遣骑兵击车师汉田卒，将郑吉等困于城中。汉遣常惠将兵在车师北而游弋，使围城，匈奴引骑而去，郑吉归渠犁屯田。

机会来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日遂王率其众数万骑投郑吉，汉封日遂王为归德侯。从此郑吉威震西域，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西域。宣帝下诏书说：“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遂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食邑千户。”汉不失时机，一举击溃匈奴，在西域站住脚，这对汉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汉立都护府，在西域中心治乌垒城（今新疆库尔勒和轮台之间），和抚各部，西汉号令从此畅行西域，汉匈争夺西域之战，至此以匈奴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二）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奉藩称臣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单于死，匈奴内讧，于是呼韩邪、屠耆、呼揭、车犁、乌籍等五人，各自称单于，几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单于位的混战，结果有人败了，有人降了，有的自杀了，最后剩下呼韩邪。原来就一再遭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匈奴，经过这场混战，造成了“死者数万，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的悲惨局面。呼韩邪正欲收拾这一残局时，原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在西边又自立为闰振单于，在东边则有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单于，对此呼韩邪无能为力。而郅支先火并了闰振单于后，进而攻击呼韩邪，占领单于庭。由于力量薄弱，呼韩邪只好再次出走。

当然，呼韩邪不会束手就擒，左伊秩訾王为当时处于走投无路的呼韩邪出主意，劝他“称臣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把计策说与所属诸大臣，遭到手下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以为：“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左伊秩訾反驳说：“不然，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这一反驳是非常有力的，匈奴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呼韩邪顺势而动，最终选择了事汉而安存的路。这一举动，对匈奴的以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呼韩邪的选择对于匈奴来说是一次历史的进步。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率众南下近塞，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郅支单于亦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一一接纳了。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至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表示愿在甘露三年正月朝汉，汉当然完全乐意接受，并好生安抚，使其臣服于汉。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朝派遣专使车骑都尉韩昌到五原迎接呼韩邪单于，并于五原经朔方、河西、上郡、北地、冯栩直至长安，沿途派兵列卫。这当然有戒备的一面，不过隆重欢迎还是主要的。这是重大事件，如何接待呢？有司以为：“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而宣帝认为：“匈奴单于称北藩臣，朝正月……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可见，汉皇对匈奴单于的称臣极为重视，于是正式颁发了黄金质“匈奴单于玺”及韡绶，“承认他是匈奴的最高首领，也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在法律（不成文法）形式上确定了君臣名分，同时也确定了呼韩邪政权——匈奴政权是隶属于汉朝中央政权的政治、法律地位”。这次册封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功不可淹没，因为自此以后，匈奴单于政权就成为汉封建国家的一个一级地方政权，只不过对其统治策略有所不同，是因其故俗而治，无税负，对其唯需奉藩称臣，朝正月，遣子入侍，从这种特殊情况来看，将其称为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应该是适当的。

册封之后，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遣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骑都尉虎护送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郡，令韩昌驻军塞外，“留为单于，助诛不服”。又诏北边赈谷食，先后三万四千斛，以急匈奴乏食。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时，见匈奴民众益盛，单于足以自卫，又听见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恐难以约束单于，于是与单于约盟：“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尽管这是他们矫制盟约，但客观上起到了加强匈奴君臣间约束力的作用，也表现了双方愿世世相好的意望。此盟约是汉匈和好的见证，汉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成为后盾，以自己先进的文化，强有力地吸引了匈奴，使双方免除了战乱，走在了一起，这是双方人民的胜利。

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于是在君臣关系上又加了一层“亲戚关系”，这样双方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如单于上书提出愿保自上谷以西至敦煌的障塞，汉虽未许，但也没有理由怀疑单于的诚意。

（三）郅支的覆灭

呼韩邪入汉之初，郅支亦遣子入侍，一再表示亲汉。然而，在呼韩邪获得了汉的信任和支持后，就在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郅支求侍子归，并杀汉使谷吉。尤其在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汉朝尊重呼韩邪的意愿，同意他返回北庭。之后，郅支却对汉采取了完全敌对的行动，郅支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日强，遂西奔康居。

汉知谷吉被杀害之后，曾经先后三次派使索求，均被郅支所困辱。

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以都护甘延寿谋，以为郅支单于侵凌乌孙、大宛，又往往替康居出谋划策，如果听其自然，让他“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那就要不了多长时间，西域城郭各部将危，所以主张“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甘延寿想奏请，陈汤以为“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于是陈汤趁甘延寿患疾之机，就单独矫制调发西域诸部兵及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共四万余人，造成既成事实。

陈、甘二人一方面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另一方面，“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陈汤在赤谷城东，首战康居副王抱阗告捷。进而入康居东界，严禁士卒抄掠，并同康居贵人屠墨饮盟，又以所俘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为向导，一路顺利，抵达离郅支城三十里的地方扎营。

在这种情况下，郅之派人探问汉兵来因，汉兵托词说：“单于上书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者数次往来其间传话，甘延寿、陈汤谴责郅支，说：“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汉军巧用计谋，想稳住郅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于是汉军皆迫城下，四面围城。原先郅支听到汉军来，想走，又怕康居作汉军内应，加上听说乌孙诸国兵皆来，觉得没有地方安身，同时估计“汉兵远来，不能久攻”，所以，返回城中坚守，结果是城破身亡，而汉军获得胜利。

战事快结束，甘延寿、陈汤上疏说：“君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背叛，为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郅支单于的覆灭，标志着自宣帝神爵年间以来，匈奴内争局面的结束，分裂了匈奴又处于一个单于的统治之下，同时表明汉与匈奴之间君臣关系随之达到了很融洽的地步，这是历史之必然，它反映了匈奴人民渴望安定统一的心愿。

班固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如果筛掉其中歧视少数民族的沙粒和灰尘，班固的议论却也道出历史真情。在西汉前期（文景之世）言和亲，武帝之世主战，宣帝时言使匈奴奉藩称臣者，都是“合于当时”，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反之，如文景时绝和亲以战，武帝时承和亲避战，宣帝时据其称臣，则就是与时势相背道，就将会阻碍历史的进程。总之，西汉前、中、后三个时期对匈奴采取三种政策，是“权时施宜”，行之有效的，所以，才有宣帝时“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景况。这种审时度势的对策，合乎时世，因而就能使双方干戈停息，人民安居乐业，到处呈现出一片和平繁荣景象。

魏徵在《西戎论》中说：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驱万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循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相继，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也。

在对待和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上，确有出于“立一朝之功”而“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的皇帝，也有“好事”及投皇帝所好的权臣。如果就汉与匈奴的关系来说，尤其以汉武帝奋击匈奴之事来讲，说是出于他的好大喜功，或归之于当时某个权臣投其所好，那是不公正的，这正如班固所言“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不窥，不已过乎！”汉武帝深谋远虑，以利剑对待匈奴，获得成功，这并不是由他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这和当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是分不开的。当然，这种成功当然可以说当时各种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当时也确乎出现了“道相继，户口减半”的情景，不过这是不得不付出的重大代价。当然，汉武帝存在着专断独行，过分宠信外戚将领而偏待其他将领等不好的一面，但不能以此而否定他对匈奴战争的正确性，也不能无视战争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汉对匈奴作战的胜利，甩掉了身上的重负，使自己本身的内聚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使地主经济得以飞跃上升，而地主经济的长足进步是促成汉繁荣的主要原因。对匈奴来讲，臣属于汉，得到汉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两边互相来往，相互交流，不论以后的历史风云如何变换，双方人民都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国家中。

范文澜先生说，汉武帝时期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翦伯赞先生说：“自武帝以至昭、宣之世一百年间，汉族在中国，正像一个太阳，其他诸种族，则像环绕着这个太阳的一些行星。因此其他诸种族，虽然各有其自己运行的规律，但从中国史之全面运动来看，这些种族还是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心而规定其运动的方向。中国史不再是一些碎片的自由活动，而是在一个历史动力的运转之下，展开了全面的发展与统一运动了。”当时之所以如此灿烂，汉族之所以成为“太阳”，边境各族之所以成为环绕“太阳”的“行星”，显然汉匈间的战争便是促成这种内聚力与向心力关系的催化剂。

（原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3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