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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时间:2022-02-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〇孟老夫子早就说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只有科学与人文的融通,才能造就完美的人格,即“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〇是从近代科学革命开始的。譬如,阿诺德认为现代文明更应该珍视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理想,“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的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〇孟老夫子早就说过:“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对照着科学人文,科学的专精、理性和实证可说是“充实”,属于古人所谓“学”的范畴;人文的博通、知性和想象可说是“光辉”,属于古人所谓“识”的范畴。只有科学与人文的融通,才能造就完美的人格,即“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反之,就是孔老夫子批判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肤浅和愚顽。

●您是说,在我国先哲眼里,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与人文的区分根本就是不存在、不应该至少是不成其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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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孟子(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像

〇是的。即使在儒术独尊的西汉,对儒者文理会通的要求也是严格的。司马迁(字子长,前145或前135~?)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扬雄(字子云,前53~18)则称:“通天地人者曰儒。”他们都将“究天人之际”的科学(天地之学)与“通古今之变”的人文(人学)能否同一,作为判别“君子儒”和“小人儒”的标准。其实,以上司马迁、扬雄之论,不外是对孔子关于儒家理想人格“六艺”标准即“礼、乐、射、御、书、数”的继承与发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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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司马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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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扬雄像

科学与人文的共生同一,在西方古代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回溯科学(Science)的源头,拉丁文“科学”(Scientia)内涵广泛,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古希腊人文教育的基础,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与论辩术;哲学数学与修辞学,被看作是通向真理与智慧的科学根基;科学传统的蓝本——希腊哲学,是热爱生命智慧、探求科学知识并实践自由理想的总和。可见,古希腊的科学与人文(Humanities)、自由(Liberty),无疑具有天然融通、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与整体性。

即使在中世纪“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的时代,注重逻辑与演绎推理的思想方法仍不失为经院哲学联通科学的内在桥梁。

●请问,科学与人文的疏离甚至对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〇是从近代科学革命开始的。近代科学的兴起,一方面,将人从自然界的束缚中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显示了科学所蕴藏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却由于工具理性的无限张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人文关怀与终极价值的追求,从而导致了科学与人文断裂、技术与价值殊途。科学技术带来的甜蜜感受及其乐观表象,很快就被淹没在科学与人文长期分裂的困境与惶惑中,“使我们不再把自然看作是把人结合在内的有活力和神圣的宇宙,而只看作与我们对立的中性的物的集合体,在自然规律的限度之内,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处理它们。由此而产生的技术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成果,但它却造成了核毁灭和破坏自然环境的可能性。”[1]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乃至对立,发展到当代,按照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 )的话说就是:

哲学取代了宗教,科学取代了哲学;然而科学本身已卷入了对自然设计的抽象追求中,而不去理会人的目的,所以人类行为就没有方向可言。[2]

●那么,近代以来人文是如何反抗科学的“霸权”的?

〇其实,早在文艺复兴初期的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出于尊重人性和提倡道德的愿望,就公开批评过科学特别是医学。

譬如,在《对医生的指责》一文中,彼得拉克用极为刻薄的语言警告医生:

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否则就杀死他,再去索取你的酬金……你怎么可以干如此卑鄙的勾当,让修辞学委身医学,让主人服侍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于机械的艺术呢?

100多年后,洛伦佐(Lorenzo di Credi,1459~1537)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佛罗伦萨(Firenze)的学者和思想家们认为,帕多瓦(Padova)的大师们的见解是“古怪的和充满幻想的”。实际上,洛伦佐在这里揭示了分别以两所名城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不同文化走向,即坚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阿威罗伊(Averroé,1126~1198)传统的以精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旗帜的帕多瓦的医生和科学家们,和以“回到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为信条、高扬人性第一的佛罗伦萨的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对垒。这一现象,后来被雷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在其著作《阿威罗伊》中表述为著名的命题:Padova vs.Firenze。[3]

之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以及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等人,都对科学向人性的侵蚀表达了程度不等的忧虑。譬如,阿诺德认为现代文明更应该珍视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理想,“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的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1882年,为了回应被鲁迅先生誉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的论点,甚至在学校中限制古典教育的主张,阿诺德指出:“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人类的道德理解提供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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