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安全简史

地区安全在现代国际体系里有一段不寻常的历史。从理论上讲，人们或许会认为某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组合模式将是体系的常态。然而，历史事实是，在过去几百年间，诸多因素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当前的地区安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新事物。

在欧洲人崛起为世界霸主之前的2000多年里，构成国际体系的是四大文明区域：欧洲、中东、印度和中国。它们相互间大致保持平衡，尽管有时饱受邻邦、更多时候是被来自欧亚大草原的野蛮人周期性地侵扰和威胁。有时，这些区域被一统为一个大帝国；有时，它们则分崩离析成若干部分或分裂为彼此为战的国家。在漫长的扩张进程中，文明缓缓地从它的中心地带(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河谷、埃及、印度和中国)向外扩散，进而在东南亚、中北欧和非洲催生出更高级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原始文明逐步被更为稳固的、接近国家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所取代。在这一进程之外，少数“局外者”在美洲独立地发展，但它们的发展形态较为原始，基本同3000多年前成长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早期文明相类似。[22]

这一本质上仅属于欧亚大陆的“世界体系”可以根据大国安全机理和地区安全复合体加以分析。有时候大帝国间为争夺文明核心区域的控制权发生冲突。先是希腊人和波斯人兵戎相见，其后是伊斯兰帝国和基督教帝国冲突乍起；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被伊斯兰帝国征服；除了西欧之外，几乎欧亚大陆剩余的每片土地都一度被蒙古人的铁蹄所践踏。在其他时候，情形更符合地区安全复合体的运行模式，比如印度和中国的战国时期，以及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分裂时期。有时我们也能看到大国干预地区安全复合体事务的典型事例，比如波斯帝国插手古希腊各城邦的政治事务，中华帝国分化威胁自己的北方游牧民族等等。但是由于军事和经济力量的限制，在对小国事务的干预方面，大国通常无力持续性地进行远程力量投放。

自15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崛起逐渐颠覆了几乎所有的古代体系。伴随着欧洲帝国的扩张，全球安全模式日渐脱离了地区性机理的驱动，日益从属于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欧洲国家取得主导地位的部分原因在于欧洲内部的四分五裂和彼此争斗，这正是欧洲崛起的一大悖论。统治国际体系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欧洲大帝国，而是一个富有生机且野心勃勃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经过在欧洲内部争斗中的锤炼，欧洲列强很快发现，他们优越的组织和技术能使其轻而易举地击溃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地区性强国。结果，2000多年来一直左右欧亚大陆文明的四极平衡体系，逐渐被欧洲安全复合体的全球延伸所替代。在遭遇比他们先进3000多年的社会和军事体系后，古老而原始的美洲印第安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其他野蛮民族和文明的抵抗更顽强，但欧洲人的压倒性优势使他们几乎可以无视这些抵抗——他们倒是更在意欧洲内部的竞争。

为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和日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释放出强大的“覆盖效应”，这极大地遮掩了对地区安全机理的理解。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那样，欧洲安全复合体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并且控制了整个体系。因而，全球安全模式仅仅是欧洲大国竞争的延伸，尽管作为后来者的日本和美国也发挥了作用。“覆盖效应”压制了地区安全机理，但对于被统治者而言，“覆盖效应”决不是政治中立的。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覆盖”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建构的过程。事实上，欧洲主权领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它支撑欧洲取得了成功)被全球化了。这种全球化进程有时通过直接的移民而实现，例如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有时则通过帝国主义式的强制，比如亚洲和非洲；有时则通过旨在学习欧洲模式的适应性改革，比如日本、泰国、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从而幸免于被殖民化的命运。在那些经历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地方，以及古老文明能主动适应新的政治结构的地方，这一进程最为成功。而这一进程在非洲最为坎坷，那里的文明发育稀疏并且根基薄弱，其人口构成了一幅高度分化的社会拼图。

尽管结果纷繁多样，欧洲主权领土国家的政治形式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欧洲竞争性无政府国际关系模式的普遍化。当“覆盖效应”先是在美国、后来在二战后的亚洲和非洲消散时，留下的是以“主权国家—无政府状态”(sovereignty-anarchy)为组织特征的国际体系。覆盖效应的消散滋生了现有的地区安全机制。在某些地方，如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取代了欧洲帝国的新兴国家建构了全新的关系模式。在另一些地方，如中东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覆盖效应消散却伴随着旧模式的改头换面和粉墨登场。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大国竞争的视角依旧支配着地区安全的分析：长久以来，这一视角确实能反映些许现实。欧洲和日本的主要殖民者在1945年后都陷入了超级大国对抗的覆盖效应之中。对那些深谙历史反讽寓意之人而言，这昭示了历史尚有几分公平。

当然，第三世界挣脱了欧洲人和日本人的控制锁链并未引发安全复合体的全面形成。通过研究拉美的案例，利特尔指出，为了新生国家适应新环境和建立彼此间的新关系模式，在“去殖民化”后经历一个“探索”阶段是必不可少的。拉丁美洲的此段历程长达半个多世纪。[23]南亚安全复合体自1947年初一经出现就已基本完成，但在亚洲的其他地方和非洲，仅仅“去殖民化”过程就耗时20多年。此外，新生国家也很难保持中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仰赖前宗主国，并且在1947年后旋即陷入两大超级强国全球对抗的涡流之中。

出自于这一进程的全球性的安全复合体仍未形成。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地区性安全机理，在这些地方，羽翼丰满的地区安全复合体正大行其道。这便是南亚、东南亚和中东今日的情形。南部非洲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在那里，南非和周围的黑非洲国家之间对抗激烈；南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尚不明朗：南太平洋论坛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许多小岛国家联结为一个松散的安全共同体。海洋是调控邻国间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推动了东盟国家内部关系的和谐，也使得澳大利亚可以置身于东南亚事务之外。

但有的地区，最明显的是中东复合体的南边和南部非洲复合体的北边之间的地带，共20多个国家，并不存在稳固的地区安全相互依存模式。在那里，大多数国家太过弱小，无力产生一个有影响的地区安全关系模式。它们更关注于国内而非国家间的安全问题。坦桑尼亚对阿明统治下的乌干达的入侵算是个特例，但这并没有开创出某种可作为未来地区安全复合体蓝图的模式。

美洲地区的状况有些难以形容，相当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压倒性力量的存在。北美洲，包括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或许最好被看做安全共同体和霸权复合体的混合体。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都很弱小，它们身居于美国力量和超级大国对抗的阴影之下，使得任何独立的安全机理几乎不可能存在。坎托里和斯皮格尔对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比较研究也适用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它们内部的安全联系高度受制于超级大国的“覆盖效应”。[24]

南美洲也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影响，但不如中美洲国家那么严重。因为美国实质性控制力的逐渐减弱，南美洲诸国在不断巩固自己的独立性。[25]南美洲某些方面仍有“覆盖效应”的残留痕迹，最明显的就是美洲国家组织(OAS)，后者把该地区的安全和美国紧紧系在了一起。在其他方面，随着拉丁美洲无核区(《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确立，一种实质性的地区机制正在南美洲形成，并且南美也出现了迈向安全共同体的趋势。鉴于其高度的文化同质性，拉丁美洲一直以来承载着地区一体化主义者的希望。人们可能会说，南美洲和中非一样，缺少足以形成安全复合体的充分互动。尽管南美洲的国家普遍较之非洲国家更为发达和强大，它们彼此间有漫长的边界线并且很少有坐落于山林的居民区。

但与这些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地区的历史从未显示过地区安全机理的清晰迹象。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战争——巴拉圭对阿根廷、巴西对乌拉圭(1865—1870)、智利对玻利维亚和秘鲁(1879—1884)、巴拉圭对玻利维亚(1928—1935)，也有濒临战争边缘的一次危机——哥伦比亚和秘鲁(1932—1933)。所有这些都和领土争议有关。玻利维亚至今对其沿海领土的丧失耿耿于怀。更近一些，智利和阿根廷还曾因南部领土争议关系骤然紧张，委内瑞拉则声称对圭亚那的大部分领土享有主权。巴西和阿根廷曾在一战前沉湎于一场常规的实力对抗中，当时它们都竞相从欧洲购买昂贵的无畏级战舰。直至最近，它们的竞争演变为争相把民用核技术项目军事化。亚马逊雨林正在迅速消失，而当巴西人兴致勃勃地继续他们的道路建设计划时[26]，这个大陆的许多领土国界将不再被遥远距离所阻断。因此，所有这些决定了南美安全复合体演化的两个方向：要么产生一种对抗机制(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要么形成一个更成熟的无政府结构，即稳固的多边机制支配着本地区的安全机理。

这些第三世界的地区安全机理和已经历了一段时期转型的高层次复合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后大部分时期，高层次复合体对低层次复合体的干预模式都被两大超级强国的两极对立结构化了。但在20世纪即将划上句号之际，相对于国际体系的其他成员而言，两大超强国自身的力量和彼此对抗都在减弱。中国已崛起为亚洲强国，印度也奋起直追。更关键的是，随着“覆盖效应”在欧洲和东北亚的消散，日本和欧共体都以其特有的、踟蹰的步履开始在体系中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作用。两极对抗的历史形态日渐消退，历史逐渐回归到由多个强国共同支配的、更为正常的体系结构。

这一转型势必对地区安全产生深远影响。高层次复合体对低层次复合体的渗透如果是单向的，那么其结果会类似于“覆盖效应”，进而，地区冲突将被掩盖。美国在拉丁美洲和苏联在东欧的所作所为便是如此。两极模式的渗透如果以“覆盖”的形式出现，地区冲突势必被抑制，欧洲正是如此；但如果渗透是以结盟形式展开的，则地区冲突将被激化，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就是这样。瑞莫·瓦瑞内(Raimo Vayrynen)认为这个逻辑表明多极体系的渗透是最糟糕的[27]，但这一点值得商榷。两极体系引发极其剧烈的零和竞争，因此被认为最有可能激化地区对抗。多极体系的渗透，如东南亚所经历的那样，或许有些杂乱无章，但强度较低，并且赋予该地区国家在和外部势力政治互动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度。因此，某种程度上两极冲突和权力集中于中心的势头目前都在减弱，大国对地区安全事务干预的竞争性有望降低。

权力向各地区国家的分散也推动了这一趋势，它延续了去殖民化运动开启的、提升地区安全机理重要性的进程。轻度干预是消解还是恶化地区冲突取决于其特定情境。它也许会像海湾战争那样，激化地区对抗。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如东南亚和南部非洲那样，为冲突的解决输入外部动力。正如科洛齐耶(Kolodziej)和哈卡维(Harkavy)所指出的，任何一种方式都隐含国际安全体系去中心化的趋势。[28]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地区安全的内在模式将逐渐成为21世纪国际体系重要特征，技术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巨大鸿沟曾经赋予少数国家对整个国际共同体的支配地位；在21世纪，这段短暂的历史将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