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物质基础

国家的物质基础由其人口与领土构成，包括一国疆界之内所有的自然资源和人造财富。在我建构的这个国家模型中，它是最为具象的一个因素，因而对其作为安全对象的讨论也是最容易进行的。由于其相对具象的特性，因而对于处在安全关系之中的国家而言，国家的物质基础也是它们之间最大的相似之处。同国家观念和国家制度不同，作为安全对象的领土和人口，其基本性质在国家之间差别不大。尽管对于不同国家而言，人口和领土在规模、构造、发展程度以及自然禀赋等方面差别很大，但是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那些威胁国家物质基础的因素是共同的，而这恰恰是由于国家物质基础的性质大同小异。和难以捉摸的国家观念和国家制度相比，国家物质基础的威胁来源(占领和破坏)显得更为直接和明显。

由于国家的领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精确划定的，因而对国家物质基础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精确测定。国家通常声称特定领土为它所有，而这种主权的伸张既有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也有可能得不到这种承认。从理论上讲，特定国家与特定领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里的问题在于，一国的领土疆界取决于其他国家保存其领土的能力。那些强大的国家，比如俄国和德国能够(并且事实上它们也经常这么做)将其领土疆界延伸至弱国比如波兰的国境之内。人们一般认为，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其疆界应当是相对确定的；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亘古不变的国家边界，特别是考虑到移民与外来占领的因素。1870—1945年，德国的“生存空间”问题(Lebensraum)对民族国家与领土之间关系的易变性进行了最好的当代诠释，但是，时至今日，许多国家仍旧在做着拥有“广袤”领土的旧梦。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国家的领土疆界似乎是明晰的，尽管局部微小的模糊现象也是司空见惯，但是，从长远的历史观来看，国家的领土疆界并非是固定不变的。

然而，这或许也意味着国家疆界在过去的那种易变性已经不适用于未来的发展了。联合国的出现，以及几乎所有可供使用的土地都由特定国家占有，并且这种占领还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承认，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国家领土疆界的稳定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事实上，国家间相互承认领土疆界是当代国际社会存在的基础。这或许意味着领土疆界的不稳定是不成熟的国家体系的特征，随着国家自身存续时间的推移，它们开始持久地认可彼此的领土疆界。对于像法国这样历史久远的国家而言，其领土疆界既十分明晰又难以动摇——法国的领土与法国的历史形影相随、难割难舍。法国人无法接受其领土疆界的收缩，阿尔萨斯—洛林的失而复得就是明证，同时法国国内也不存在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这就意味着法国无意改变其现有的领土疆界。与法国相比，诸如索马里、利比亚、以色列、玻利维亚和伊拉克这样的新生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这些国家中，要求扩张领土的强大国内压力周期性地爆发，这就导致它们与联合国体系的规则冲突不断。

一国的领土有可能遭到他国占领的威胁，比如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造成的威胁，也有可能遭到国内分离主义运动的威胁，比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分离运动。分离主义者或者是希望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比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或者是希望与另一个国家合并，比如北爱尔兰共和军。分离主义运动为外国干预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它一般都会在国家内部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失去领土并不必然甚至不经常导致国家的灭亡。德国、巴基斯坦、墨西哥和波兰都曾失去过大片的领土，但这并没有中断这些国家的历史延续性。尽管国家通常都不会坐视任何威胁其领土完整的行为，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某些领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他领土的价值。特定领土的价值或是源于它蕴涵的资源，比如，伊朗和伊拉克争议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或是由于它是交通要塞，比如波兰走廊；或是出于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的原因，比如阿尔萨斯—洛林；或是出于符号象征意义，比如柏林；或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比如直布罗陀海峡；或是出于对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比如福克兰群岛、克什米尔以及日本的北方四岛。同作为安全对象的其他领土相比，这些领土具有更高的优先性；与此相反，有些领土则显得无足轻重。印度并不会太在意1962年中印战争中失去的那些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但它却在与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上寸土不让。1867年俄国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这或许是国家随意处置“无价值”领土的一个极端例子。对于任何土地而言，技术发展、战略或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潜在资源的发现都可以使其价值发生变化。那些拥有国际战略要地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埃及和巴拿马会很快发现，它们所拥有的国际战略要地很容易成为威胁其自身安全的源泉，因为这些国家战略要地会招致外国介入或进攻。

除去直接的占领之外，“破坏”(damage)也可以对国家领土造成威胁。如果从国家财富的角度宽泛地理解“领土”概念的话(这里的“国家财富”不包括人口)，那么通过对领土的威胁，诸如威慑和强制这样的政策就可以产生局部效果，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美苏两国并非通过威胁吞并彼此领土的方式来遏制对方，相反，它们是通过威胁给对方物质财富(physical property)造成巨大破坏的方式达到威慑效果的。美国轰炸北越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破坏其领土的方式迫使北越当局改变政策；以色列也使用同样的威胁方式对付其阿拉伯夙敌。从这一点看来，对领土的威胁与对人口的威胁是合为一体的，因为二者紧密相连以至于对其中一方的破坏必定会对另一方造成损伤。尽管也有可能出现只兼并土地不吞并人口的现象——比如在二战行将结束时德国人大规模地向西迁移(因为当时德国东部地区已经被苏联占领。——译者注)，但是，一般而言，吞并与破坏的目标是同时针对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的。核威慑能够形成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辛勤得来的物质财富受到了威胁，也在于其全部人口都成为被他国胁持的“人质”。

对人口的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威胁则源于人口迁移。人口迁移首先会在社会层面上造成威胁，尤其是当新移民在文化与种族上都不同于原住民的时候。同时，如果新移民的到来使得对原本就稀缺的资源的竞争更为激烈或是使环境不堪重负的话，比如在沙漠边缘地带，那么它也会给经济领域和环境领域造成威胁。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全球融合的产物——它们都是由早期的移民移居而来的。时至今日，大多数西半球国家仍将其社会形式归功于新近而且至今仍在持续的移民的结果。但是，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人口迁移也会导致一定的威胁。长远看来，人口迁移有可能重塑“民族”的构成，进而重新界定国家观念。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有着深厚移民情结的国家，也在19世纪末通过法律限制亚洲移民的涌入(日本人对此耿耿于怀，并通过强调自身语言的单一性，嘲笑美国是个“语言混杂”的大熔炉)。小规模的移民会引发当地居民对文化与种族纯洁度的担忧。种族主义——全世界所有的移民都曾面对过的幽灵——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并且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世界主义思潮相比，种族和文化偏执主义(ethnic and cultural parochialism)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一股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总而言之，对不同肤色或文化的移民的忧虑可以被视为一种种族偏见(minority bigotry)。然而，对外国人涌入的忧虑却很容易作为一个安全问题被抬到政治议程的桌面之上，这不仅仅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事件在历史上频繁发生：从对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和霍屯督人(Hottentots)的屠杀，到对美洲印第安民族的压制，再到拉美人大踏步地向北方的美国进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与种族侵入(swamping)的现象在那些多民族—国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这背后经常有政府的支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会深切地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移民的威胁；旁遮普人对俾路支地区(Baluchistan)进行了长期的殖民渗透；巴西为了掠夺亚马逊地区的资源而对当地印第安部落大肆屠杀；以及伊拉克当局对库尔德人的屠杀或流放。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即使是以色列这样由信奉同一宗教的移民形成的国家也被分为德国血统派(Ashkenazis)和西班牙血统派(Sephardis)，这两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将对以色列社会和政治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28]这种类型的移民可以被看做是国家—民族建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也有可能削弱政府—社会—领土之间的联系并有可能导致分离主义的产生。

从理论上讲，通过对移民活动进行规制，国家是可以控制跨国移民活动的。但是在实践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封闭其边界将那些“勇往直前”的涌入者排除在外。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有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当国家间生活质量的差距日益拉大时，潜在的移民大潮也就越有可能迸发。在东欧与西欧之间以及在越南与东亚大多数国家之间，政治难民与经济移民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日本对1980年6月之后中国渔民数量的激增十分忧虑，并将其视为中国左翼力量复兴的结果；由于内战的爆发，大量的孟加拉人涌入了印度，而现在如果海平面稍微上升导致孟加拉国洪水泛滥的话，那么，这样的移民大潮则又会出现；美国无法阻止拉美人的涌入，后者稳步地向北进发并正在改变美国大部分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潜在的移民压力似乎正使移民问题日益成为安全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富裕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当发展的鸿沟无法迅速被弥合时，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大都来自于穷国、治理失效国家、经济停滞国家或受压制国家——出于对更好生活的寻求而涌入了发达国家。他们有可能被视为新的经济或文化元素而受到目的国的欢迎，也有可能被视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而遭到目的国的排斥，这要取决于目的国国内的具体情况而定。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由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安全将在国家安全议程中占据显要位置。

既然国家的生存最终还要取决于其物质基础，那么对领土和人口的保护就必须成为国家最基本的安全考虑，尽管为了保全国家的其他两个构成要素，国家有时也不得不牺牲其物质基础。苏联在二战期间遭受的巨大损失以及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和伊朗两国付出的高昂代价就是明证。它们以“无法接受的损失”为假设标准对威慑进行测算。考虑到国家的社会性质，对其物质基础的大规模破坏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附着于这些物质基础之上的所有价值。然而，如果对其物质基础的破坏没有达到临界点的话，那么这就既不会威胁到国家制度也不会动摇国家观念。在这里，我们的论述就同第一章中有关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不一致的论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它也同我们在本章中关于国家观念的论述联系在了一起——如前所述，威胁国家观念的方式有二：一是消灭那些怀抱这些国家观念的个人，二是改变他们对国家观念内容的认知。

在结束本节的论述之前，列举出有关作为安全对象的国家物质基础的例外情况也是不无裨益的。一般而言，尽管国家都会控制特定的领土和人口，但是这也会经常导致含糊不清。许多国家之间的边界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充满争议，比如中国与印度之间、日本与苏联之间以及阿根廷与智利之间。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29]最近对海洋边界的延伸更是极大地激化了这个问题。[30]与陆地边界相比，海洋边界争端虽不易激发紧张局势，但它很有可能处于“近乎永久的”不确定性之中，比如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钓鱼岛之争。[31]另一个更为重大的例外情况基于这样一个状况，即国家根据那些不在其控制之下的领土和人口界定其安全。这或者是由于特定民族的成员在其民族国家之外占领了特定土地，比如生活在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以及生活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或是因为国家被剥夺了特定的领土，而这些领土对于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比如玻利维亚与出海口相连的走廊地带在1880年被智利人占领。在这些情况下，国家物质基础的安全维度同国家保护那些已经占有的领土或人口相比，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