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第一回工农当家做主人

（一）

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同中国反动军阀的勾结，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广大工农群众对于所谓争取国会多数议席以实现自己愿望，已经失去耐心，不抱幻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兴起。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样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建了黄埔军校，开始以广州为中心，聚集起全国的革命力量，促成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的新高潮。孙中山逝世后，这场斗争的浪潮进一步高涨。到1926年秋，一场席卷全国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爆发。在“国共合作”旗帜下进行的北伐战争取得辉煌成果，其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工农革命运动也空前高涨起来。

工农革命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极度恐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与帝国主义分子和江浙财阀相勾结，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杀害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0多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明确回答了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严正声明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到江西九江策划武装起义，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之后，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部队2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这次起义的部队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起义军在转战广东途中，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部队被迫转移各地坚持斗争。朱德、陈毅率800多人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大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在会上，针对党内存在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情况，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的正确方针，使全党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人民革命必须建立掌握自己命运的政权。

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成为中共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民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提出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

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作出了“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的决定。此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开始兴起。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回到湖南，传达贯彻中央精神。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召开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省委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队伍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部队统一编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起义后，由于敌强我弱，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9月19日，召开前敌委员会议，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坚持武装斗争。9月29日，起义部队到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10月27日，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开始时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遭到挫折。11月中旬，毛泽东领导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到1928年初，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率部队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在宁冈胜利会师。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书记。5月20日，毛泽东在茅茨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任书记。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边界各县、区、乡都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建立了由自己当家作主的政府，一个全新的政权模式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1928年5月、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区党的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个时期，广东的工农革命运动也蓬勃发展。11月，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成功，建立起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12月11日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建立了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

1927年11月25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作了《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在报告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普遍地组织了”的基础上，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指出其原因是“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报告提出了建立工农兵代表会需要高度重视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实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将其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建立工农兵代表会制度，（就必须依据中央的大纲）制定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这些原则，为后来的红色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右江和陕西华渭地区、海南岛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区域的工农苏维埃政府在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顽强地探索和试验，不断总结经验，逐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权建设路子，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方向，是中国国家制度选择的最新成果。

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艰辛过程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迅速发展，到1930年，中国革命形势有了很大改观。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取得重大发展。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接成一片，并开展了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武装不断壮大。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十几块苏区各自为政，基层政权的层次、管辖区域、组织形式、颁布的法规和政策等都互不统一，制约了苏维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客观形势需要建立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被提上日程。

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解决当前一切重要问题”。

5月20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被选为名誉主席。会议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苏维埃组织法》、《土地暂行法》、《劳动保护法》等决议和法令，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府”。同时决定，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苏维埃区域、各红军、各革命团体的代表组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中准会），以领导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9月12日，中准会在上海举行，通过了《选举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土地暂行法》、《劳动法》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要议程，决定将中准会转移到中央苏区，并将代表大会延期到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后因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大会被迫两次延期。

中原大战获胜后的蒋介石，立即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2月底到1931年1月初，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支持下，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在龙冈全歼国民党第十八师一万人，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在东韶继续大胜敌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这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三年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经过多次会议的激烈争论，采纳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取得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和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具体化，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央苏区中央局会合，10月11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受中共中央委托，苏区中央局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承担了选举大会代表、酝酿确定苏维埃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起草文件、制定法规、确定具体会址和会期等筹备工作。为尽早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早在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决定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候选人。5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并将筹备工作交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将于8月1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发布通令，决定改在11月7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三省。这个严重的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9月25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士兵，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化，把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看作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在对待国民党“围剿”问题上，他们把所谓“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一味强调“进攻路线”，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并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的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区。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参加会议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看法。然而，中央代表团却对毛泽东和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出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批评中央代表团没有能够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改为项英）出任”。

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加强苏区和红军党的建设、创建苏维埃政权作出卓绝贡献的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

（二）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敌人的空袭后胜利召开

1931年11月7日，在十多架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空袭后，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和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海南等苏区、红军部队和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共610人。越南、朝鲜的来宾也应邀出席。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1）接受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查问题等决议草案，并确定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问题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2）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组织临时中央政府。9日至17日，大会听取了各项报告并通过了相关决议。

关于宪法大纲的起草和通过，极具传奇。这是由于，大会召开之后，苏区中央局才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电告了由周恩来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起草的《宪法大纲》17条原则要点。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作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决议，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曾山、张鼎丞等17人组成，讨论起草宪法大纲。指定在苏联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教育、有革命法律研究和苏联司法实践经历的梁柏台担任执笔人，迅速按照17条原则起草《宪法大纲》初稿，16日、17日连续两天讨论了《宪法大纲》初稿，形成了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草案》，同时电报中共中央。18日召开全体代表大会，进行审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代表机关正式通过并公布实施的宪法大纲，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1月20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人民委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于是，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心脏和枢纽。12月1日，由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发布，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从此，一个真正代表工农民主利益的全新政权在中国大地诞生。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中央政府。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

在国民党重重包围的恶劣环境下创建完全由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全新政权，本身就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开创性工作，加上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临时中央“左”倾路线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的工作就更为艰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指导了由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领导的国民党26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并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军的力量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12月15日），原在上海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进入闽西苏区，月底到达瑞金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1932年4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指挥红军东路军取得漳州战役胜利。在占领漳州后，他坚持“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较前更加完善的城市政策，受到了当时在漳州的陈嘉庚先生的称赞，也为后来苏区政府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城市政策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进入1933年，蒋介石集中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并用，称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对敌军事斗争，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艰难担子便主要落在毛泽东的肩上。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1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2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四个月的毛泽东在仍然未被临时中央信任的情况下被召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歼灭军队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但在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导下，红军强攻黎川失利，陷入被动地位。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决定提议张闻天代替毛泽东作为下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候选人。

在国民党军队咄咄逼人的更大规模军事“围剿”的严峻形势下，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到会代表693名，候补代表83名。毛泽东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等法规，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下设11个人民委员部。朱德继续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毛泽东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额不超过585人，其全体会议每6个月召开一次。

1934年6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是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由于毛泽东已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重大决策并没有向毛泽东透露。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共八万六千多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秘密通知后，从于都回到瑞金，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宣布和说明了撤出苏区的决定，要求大家加强革命信心，做好善后工作。之后又回到于都，为红军撤离做准备。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在于都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后，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农民主政权，与清末的所谓“资政院”、“谘议局”、民国初年的国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新中国的诞生，探索和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指挥中枢。

苏维埃代表的选举

在同国民党进行严酷军事斗争的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为了组织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代表的选举，中准会和苏区中央局克服重重困难，做了认真准备。1930年9月20日“中准会”通过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及《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和《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统治区域选举法公函》，对苏区和敌占区的代表选举分别作了部署。在极端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各革命根据地和选举单位依照三个条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出席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的原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为后来举行的地方苏维埃选举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几个选举规定具有与清末民初的议员选举本质区别的鲜明特点：

首先是明确体现了工农民主政权的国家性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苏维埃最广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工农劳苦群众对这样的权利的取得，乃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其次是选举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以乡市为基层单位，进行直接选举，即乡、城市苏维埃分别由全乡、全市各选举大会选出的代表组成；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间接选举产生。

第三是选举程序规范。主要分为7步：一是成立选举委员会，负责宣传和组织；二是选民登记；三是划分选举单位；四是提出候选人名单；五是向选民作报告；六是准备提案；七是召开选举大会。

（三）

从1931年11月初赣南会议（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党内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在严酷的考验面前，毛泽东以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怀、钢铁般的意志，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无论在前期的漳州战役、宜乐战役等作战指挥上、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于都的短期工作，他都竭尽全力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临危受命有效领导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毛泽东首先以很大的精力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时，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人。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造成经济枯竭，使中央苏区军民无法生存下去。1932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但生产出来的稻谷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品等工业品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红军的给养。1931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更是雪上加霜。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的经济严重恶化，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为了扭转这种严峻局面，1933年2月恢复工作后的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毛泽东从使中央政府的机构正常运转入手，突出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集中力量实现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2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5次常会，对临时中央政府当前最紧迫的工作作出决定，其中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一致粉碎敌人进攻等重要建议，对加强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部署。会议议决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委任邓子恢兼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3月23日发布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4月国民经济部成立，下设各局处开展工作。7月20日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北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作出全面部署。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报告，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同时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后，中央苏区出现了蓬勃的群众经济建设高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来抓，重点抓了创办、提倡、推广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发动妇女参加劳动，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1934年也是大丰收。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政府采取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的经济政策，发展对外贸易，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了发展。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举行的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报告和结论的重要部分。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阐述的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了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工作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对教育部、土地部、国民经济部等各部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工作要求。

毛泽东对政权建设投入了巨大精力

做好选举工作，是召开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提，也是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础。毛泽东精心部署，认真组织选举工作，为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做好组织准备。

1933年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了发动选举运动，9月6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直接指导各地的选举。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一级。那么，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总结典型经验来引导乡级政权做好工作。他召开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写出《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

毛泽东高度重视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经验的总结。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详细总结后得出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

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试图通过查田运动全面推行“左”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前，查田运动已经开始了。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对划分阶级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及时纠正“左”的倾向。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并公布毛泽东6月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全国土地改革的指导文件。

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对苏维埃政权建设进行正确指导

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再到后来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不论局势怎样险恶，无论身处怎样境地，毛泽东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毛泽东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秋收起义到红军被迫长征，对于涉及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都不辞辛苦地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许多对后来中国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的调查报告。笔者集中阅读了其中的4篇调查（笔者简称为一县、一区、两乡调查）和1篇文章（《乡苏怎样工作》）。从政权建设的角度看，一县、一区调查（寻乌县、兴国县永丰区），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创立时期的1930年进行的，主要是解决了新生政权依靠谁、打倒谁、团结谁、为了谁的这个根本问题和如何建设的问题。两乡调查（长冈乡、才溪乡）则是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33年进行的，主要解决乡一级政权成立后，怎样工作的问题；《乡苏怎样工作》系统阐释了两乡调查得出的结论，成为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建设乃至于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基本指导文件。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

1931年5月的《寻乌调查》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利用这个机会，毛泽东在寻乌县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寻乌县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明了了寻乌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关于调查的目的性，毛泽东说，是由于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写成了《寻乌调查》。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寻乌调查》可以称为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华南城乡的全景图，其调查的社会面之广、对各阶级情况了解之深、对各行各业情况了解之细，出人意料，令人惊叹。全文分五章三十八节，共8万多字，是笔者迄今见到的毛泽东写得最长的调查报告：

第一章寻乌的政治区划；第二章寻乌的交通；第三章寻乌的商业；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

读了《寻乌调查》几乎不敢想象，毛泽东在赣南山区同国民党军队激烈战斗的间隙，居然有“静气”坐下来，在一个小县城待上十几天去列数家珍。如，对寻乌城市场的观察，细到逐一罗列十六七家大、小杂货店的店主姓名、籍贯、生意种类，并略举有一百三十一种商品的名目：牙粉、牙刷、铅笔、钢笔、粉笔……中山扣、白骨扣、乌骨扣、海螺扣、阴阳扣……洋油、马灯、不灯（即草灯）、宝盖灯、洋瓷桌灯、莲花宝盖灯、三练洋灯、四方带灯、六角带灯……

在调查寻乌旧有的土地关系中，将地主分为公共地主（又细分为A祖宗地主、B神道地主、C政治地主），个人地主（又细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及其他们的政治态度），等等。

连方言、俚称、俗语毛泽东都原样照记，概不遗漏。为什么这样做？毛泽东写道：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解剖了各种社会阶级，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为后来苏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政策、农村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等，提供了实际依据，为加强苏区政权建设打下重要政治基础。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观点，为加强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是毛泽东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

1931年10月的《兴国调查》

10月底，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对兴国县永丰区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他了解到，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分为四个乡，人口总共八千八百人。毛泽东和参加调查会的八个同志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会，有时开至很夜深。毛泽东写道，“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他认为，“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他特别说明了这个调查的缺点，由于敌人的进攻，儿童、妇女、交易、物价等方面没有调查的内容。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里，总结了这次调查的特点：一是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他从来没有做过的，而没有这种调查，就不可能有农村的基本概念；二是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是他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

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里，总结长冈乡的经验，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调查分为：

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地方部队；群众生活；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的推销；合作社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反帝；工人；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革命竞赛。

1933年11月的《才溪乡调查》

调查分为：

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此次选举；乡苏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

1934年4月19日的《乡苏怎样工作》

毛泽东开门见山指出：

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在国内战争环境内，战争动员工作十分紧张，群众生活需要更加改善，因此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使它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事。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

乡苏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呢？毛泽东从乡苏主席团的工作、代表会议的工作、村的组织与工作、乡与村的委员会、乡苏与群众团体的联系、革命竞赛与突击队、区苏对乡的领导七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如规定，乡代表会议是全乡最高政权机关，主席团是代表会议闭会后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主席团会议五天开一次、代表会议通常十天开一次。对乡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工作、代表会议的开法、乡与村委员会的设置等等都作了说明。

今天重温毛泽东的4个调查和《乡苏怎样工作》，会让我们找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我国宪法体现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的源头，对在同国民党气势汹汹的“围剿”中傲然挺立的革命根据地工农政权肃然起敬！

（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治国纲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宪法大纲）全文由前言和17条组成。前言首先宣布，要在全中国所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同时指出，这些任务的全部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

宪法大纲17条的主要内容梗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议决案；

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16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8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

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地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所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区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借地无条件地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归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

以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宣布拥护和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逐渐实行普遍的兵役义务；

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

以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成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

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传的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努力帮助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等的压迫统治，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宪法大纲还对保护受反动统治迫害的革命战士、在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权利、与苏联的联盟作出规定。

宪法大纲的划时代意义

第一，宪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将党的宗旨、党的政治纲领和治理国家的主张转变为国家意志，并以国家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苏大通过的劳动法，将宪法大纲确定的工人阶级的地位、权利等具体化，保障了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一苏大通过的土地法，使得广大贫苦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宪法大纲和劳动法、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庄重地将工人、农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并予以法律的保障，确实是前无古人、开天辟地的第一回。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苦民众自己当家做主人，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大旗，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与清末新政、民国初年制定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为各革命根据地工农政权建设确定了原则，指明了方向。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不断加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处在极端艰难的时期。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领导红军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等各革命根据地，同时通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政策，创建工农兵政权，艰苦支撑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大力改善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另一方面，当时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处于统治地位，强行推行攻打中心城市等冒险主义方针，排斥和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拒绝在苏区实行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因此，从党内来看，在这种情况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以在瑞金召开，并通过宪法大纲和劳动法、土地法和经济政策法令，从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党内的最大共识，在各根据地对敌斗争和政权初创最艰难的时刻，提供了工农政权建设的最高法律依据，成为党号召工农群众顽强奋斗的光辉旗帜，对于增进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起到了十分及时的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第三，宪法大纲所确定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根本原则，为后来逐步形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和设计架构。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段重要论述是今天我们在阅读和认识这段激烈而悲壮的苏维埃运动史时尤其需要把握和领会的。这是因为，对于我们后辈来说，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