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当家做主人

河北各抗日根据地自建立之日起，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建设是综合的、全面的建设，包括党的建设、民主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是“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的建设。

坚持民主，严格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政权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随着形势发展不断调整，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直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内战已经不符合民心，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已经成为中国工农商学各界所有人民的一致要求，共产党顺应民意，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过去与国民党反动派、大资本家、地主等为敌的政策，团结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结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在抗日中更好地贯彻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的概念，规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一指示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广泛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很快，河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按照这一指示，开始在政权建设中普遍采用“三三制”。

“三三制”政权实行的途径就是广泛的民主选举。河北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7月开始空前热烈的各级民主选举工作，广泛建立“三三制”政权。

这次选举经过充分的准备，首先是对群众进行“三三制”民主选举政策和意义的宣传教育，各地儿童团、青救会、妇救会和农村知识分子都被组织起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进行宣传，甚至在游击区、接敌区也用秘密办法进行了动员和宣传，使广大群众提高了对“三三制”民主选举的认识，并积极参加选举。很快，各地呈现出空前的参与和竞争热情，尤其是村级、区级选举，更是呈现出热烈竞选和投票场面。在选举中，候选人有的是机关或党派推举，有的是公民组合联名提出，有的是自我推荐。在这次村、区选举中，还出现了一些妇女候选人，她们在村代表中占到了21.3%，在县议员中占到了15.9%。在选举中，她们和男性候选人一样，在竞选中上台演讲，公布竞选纲领，或者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和演出。而在投票过程中，人民群众更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参与热情，几乎所有有选举权的群众都参与了选举。

1941年，曲阳十二区宋家庄村选举区人民代表大会

虽然当时华北正在进行百团大战，战事紧张，但一点也没有影响军民参与选举的热情。八路军指战员利用战斗间隙了解候选人，参与投票。由于当时农村识字的人不多，很多地方想出各种办法让农民参与选举，比如：派出识字人员专门代农民填写选票；有的村里还用“豆选”的方式投票（就是不识字的农民可以用豆子当选票，支持哪个候选人就把豆子放进哪个候选人身后的碗里）。

在这次选举中，群众参与的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察冀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0%以上，其中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6.3%，参加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91.1%。尤其是在边区中心地带的阜平、平山，选民参与率更是超过了98%，有的村子甚至达到了100%。就是在游击区的一些县里，由于敌人“扫荡”频繁，所以选举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但参选的选民一般也超过了70%，可见人民群众对民主选举的热情之高。

在这场历时三个月的选举运动中，晋察冀边区人民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和区长、县议会和县长、边区参议院、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初步建立了边区、县、区三级“三三制”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之后在1941年和1942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三三制”村选运动，使“三三制”政策在广大基层政权中得到普遍的深入贯彻。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健全了边区一级“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机构，成为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的典范。

在民主大选举中，根据地的广大妇女冲破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大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通过选举，出现了不少的女村长、女区长，在晋察冀边区还出现了第一任女县长——唐县县长陈舜玉。陈舜玉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36年毕业于福建法政学院法律系，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8月，经过民主选举，陈舜玉当选为唐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唐县民众代表直选的第一任女县长陈舜玉

在1940年边区选举进入高潮的时候，8月13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颁布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因为这个纲领共有20条，所以边区人民通俗地称它为《双十纲领》）。《双十纲领》非常明确地规定了适合抗战需要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政权建设、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尤其是在政权建设上，规定要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政府机关和民意机构中，共产党员占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作为边区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和“无冕宪法”，《双十纲领》从法律上保障了边区民主选举的顺利完成和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保障了“三三制”政权的合法性。

晋察冀边区人民在学习《双十纲领》

相对于晋察冀边区而言，晋冀鲁豫边区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建政规模和广度较小，时间也相对晚一些。1940年10月，冀太联办（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三区组成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制定并颁布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从此，边区开始步入正规的政治建设轨道。随后，在1942年和1943年，全边区也开展了以村选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民主选举运动，并与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生运动相结合，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经过村级选举，村政权中贫雇农的比例上升，中农的比例略有下降，开明士绅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使村级政权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各阶层的利益均得到保护，真正体现出了“三三制”的原则。

关注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晋察冀边区政府基层干部统计纳税情况

“三三制”政权建立以后，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各边区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减租减息、实行统一累进税、组织合作社、兴修水利等。早在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就颁布了《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和“一分利息”。1941年，晋察冀边区还实行了统一累进税，根据纳税人的贫富等级，采取累进率方法征税。这些措施都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奖励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1942年2月，又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兴修农田水利条例》，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建设。1939年到1945年，晋察冀边区仅新开凿的水渠就达3691道，浇地727060亩。太行根据地1943年修建的漳南大渠，全长27华里，使得35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良田。这些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基础，广泛的民主选举是“三三制”政权实现的途径，保障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政策是“三三制”政权有效运行的保障。

河北的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晋察冀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造，特别是村、区、县和边区的民主选举运动，彻底摧毁了敌伪政权和旧政权，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健全了“三三制”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及一整套民主制度，并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成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良好模型，对于促进全国的政治进步和民主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