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地理学视阈下的戏种渊源史考证

【导读】

接着前一篇的艺术思想史考证方法，本篇从文献地理学视阈对作为广西地方戏剧的邕剧发展流变的渊源史进行分析。研究史料，不但要从直接的材料入手，将这些直接材料整合为明晰的艺术思想史信息，而且还应当将其他间接的材料也统合起来，伴着直接材料，起到众星拱月的考证作用。本篇从文献涉及的广西地理着手，探讨在湖南和广东两个文化圈相继影响下，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广西戏剧是如何为了适应区域艺术流变而不断改变其自身形态的。

两广原属湖南文化圈，湖南作为岭南区域的文化中心，长期以来对两广地区在文化上一直具有绝对优势，且因此而深刻影响两广。而清代后期广东商业逐步崛起，在文化上也后来居上，广西南部开始脱离湖南文化圈，成为广东文化圈的一部分。这反映在“邕剧”身上，就表现为它不断被改写的历史：“八音班”—受祁剧影响—受下四府的广府戏影响—被“省港班”（粤剧）排挤。但从另一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前的“邕剧”也成了记录广西文化变迁的“活化石”。

湖南有两大文化古城，一是凤凰，二是武冈。我在武冈调研时，注意到此城的民间戏曲跟我们广西的似乎多多少少都有姻亲关系。如此处民间戏曲包括五大种：丝弦戏、祁剧、阳剧、傩戏、走马灯，其中四种都具有典型的民间特点：民间艺人组班、演员阵容有限、道具简单（简陋）、戏曲内容粗糙，农忙生产、农闲演戏。唯独祁剧是相对固定、正规的戏班组织，能演出“大戏”，清代就有“春华班”“天福班”等具有相应规模的戏班。武冈与贵州和两广联系密切：“地据黔巫要路，乃西粤通衢。”（《重修宣风楼记》碑）祁剧进入广西绝非偶然，是湖南商人进入广西经商时必然的附带文化产物，而且他们不会单纯只带祁剧进入广西，而是顺便携带了各种湖南民间戏曲进入广西，只不过祁剧最为有名，所以得以被记录下来。这些民间戏曲进入广西后开始本土化，然后看起来仿佛是天然的广西本土戏曲似的。“邕剧”的演变实际上是湖南和广东两省商人势力之间较量的附带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