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改革后药店实体生意好吗

实际上，早在2011年9月，《中国企业报》便在我的部署下，开始将报道触角伸向实体经济。从温州高利贷事件到上海砸楼盘、鄂尔多斯楼市现象、淘宝商城，每件事情发生后都及时跟进。例如11月份在鄂尔多斯楼市崩盘的报道中，我便写道：“对于今天的鄂尔多斯来说，房地产是否崩盘已不重要。甚至于，房市泡沫消除也不是坏事，重要的是政府将如何作为：是把巨额资金用来救市，继续看着‘鬼城’复制出现，还是拿出壮士断腕之态，把资金投到实业上来，投到科技创新上来。”

从2012年1月份开始进入实体经济系列报道，是2011年国企系列报道的继续与延伸。不同的是上次战役是为国企讲话，这次战役则重点是为民企讲话。我这样铺排，基于以下考虑：

我们在那次报道中发现很多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太困难了。这次实体经济报道的主角实际上是中小企业。《中国企业报》作为唯一以企业和企业家为报道内容的全国级报纸，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站出来，为企业说话，贯彻我们“问题推动，思想引领”的办报思路。让老百姓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听到最真实的声音，引导社会舆论关注实体经济，推动各个机构去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次两会报道前，中宣部、国资委对两会报道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报道精神，于是我们便确立了“为企业说话，说自己的话”的方针。把这份酝酿已久的计划拿出来了。

就在两会前后，《中国企业报》的实体经济系列报道在新闻界、实业界、经济理论界、金融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实际上，成为中国企业的智库或智囊，正是我对于《中国企业报》的一种定位与期望。按照世界上最着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个别媒体总是喜欢揭开伤疤，穷追猛打，但我不喜欢用“骂”的方法去评论，总是尽量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2011年，考虑到国企报道的艰巨性和企业报长期发展的需要专门设立的中国企业研究院，主要负责对企业进行研究服务、舆情监测等。

2012年9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实体经济99评》，编辑推荐语指出：这是一部为实体经济立说之作，这是当代规模宏大的财经系列评论。

2012年11月，经过半年多的舆论战后，十八大报告中最终出现了关于实体经济的两段话：“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对社会公众殷切期盼的回应，也是对实体经济回归的新的动员。

2012年12月9日，中国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论坛在京举行，这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经济学界、企业界与新闻界的一次响应与跟进，然而我对此并不乐观：

实体经济讨论已经一年半时间了，严重性、必要性、重要性，都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调子高喊了一年多了，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由虚变强的征兆，人们对这种热闹已经有几分倒胃了。多数人开的所谓药方似乎多是“丹参、黄芪”之类，吃了无害也几乎无用。症结是否找到，如何破解这道死穴，从哪里入手，人们期望大智慧的出现。

这名为《实体经济回归需要大智慧》的文章是我写给这次论坛的评论文章的开头，这次论坛邀集了上百人发言，专家学者们走马灯似的登台，但确如我所言，开出的药方多是“丹参、黄芪之类”。在回顾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的萌发过程基础上，我提出了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弱化的四大原因：

问题似乎越来越清楚，我们对国情、世情与历史发展趋势的情况把握都不够准确。一是错误地判断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过于强调金融创新，走得太急太快，把经济发展阶段判断错了；二是错误地把握虚拟经济的标准，像天平一头高一头低，衡量金融的标准是什么？是企业起来了，这是第一标准。然而现在金融发展第一标准是银行自己赚钱，标准失误导致杠杆失衡；三是错误地把金融与实业部门分开，两个部门分开管理，使得银行与企业变成“羊与狼”而不是“鱼与水”的关系。与双重体制并存相对应，政策也在两种状态中变动；四是错误地让金融部门牵头搞改革，自己革自己的命，不会成功，只会有一种结果：贻误战机，延长实体经济回归进程。

在文中，我回忆起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利益侵占现象，便以“狼”与“羊”来隐喻当下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该说的废话已说完，留下不少笑话。当前，最大的笑话是让狼出来说不再吃羊。银行赚的钱是从企业身上得来的，要银行不赚钱就像叫狼说不吃羊一样。而目前的中国现状是，从小银行到大银行的行长们都出来表态要支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越是笑眯着双眼说着蜜甜的话，越是让羊们害怕，因为他们总是这么说，而羊们总是少了一只又一只。所以温州金融改革总是改不下去，银行家们的高调仍在唱着，人们希望金融改革能够成功的梦仍在做着。

四大错误是实体经济难以回归的四大穴，最后的死穴便是顶层设计，需要在顶层设计上“攻坚克难”。到这时候人们才明白让“鱼水”变成“狼羊”，是体制设计错误。让银行成为狼，不是狼的错误，因为他们本来便不是狼，也不想做狼，他们赚钱太容易了，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温州金融改革陷入困境，也不是银行的错误，因为他们本来便不想改变自己命运。特殊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阻挠变革的力量。

文章最后，我从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平衡、发展体制上提出了让实体经济回归的对策。我指出，要让快的慢下来，让重的轻下来，让分的合起来，让不肯改革的站到一边去。谁来办这个事情，便是顶层设计。高层决策层重新设计，这并不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需要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这篇文章，是我的风格，我追求雄阔大气又一针见血，还有操作性强的对策提出。

就在2012年的实体经济报道中，我的企业理论家名声逐渐在北京传开。两会召开时，《人民政协报》要在两会间出一期国企专版，到国资委宣传局讨要两会报道精神，宣传局干脆利落地回复，你们去找《中国企业报》李老师，他会与你们讲的。财经部主任陈建萍专程到我办公室求救，临走时又恳求我写一篇理论文章。三天后，《人民政协报》推出四版国企报道，在两会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国资委王勇主任看后，认为“很及时、有水平、有深度。”

一个月后，中央宣传部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宣传，诸多新闻媒体纷纷前来约请我做访谈。在40多天里，我以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的身份先后出现在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台、《中国青年报》、《人民论坛》、《了望中国》、《国企》、《北京商报》、《经济导报》等20多家报纸刊物上，以至于同行以“访谈明星”称呼我。上世纪80年代，我曾是以报道“包产到户”上报率最高的新闻明星，50天内100多次在北京大报上出现。30多年后，我则以新闻解读人的身份出现，我的观点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我紧张而忙碌，似乎重新找到了30年前青春洋溢的感觉。

新闻解读的生活，我坚持了三年。以“次数之多、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引起媒体与社会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郑保卫教授的文章《新媒体背景下李锦在国企解释性新闻中的兴起》中，认为“他的作品主题重大，思想独特，能够起到警醒读者、激扬风气，匡扶正义，乃至影响社会、引领潮流的效果”。“李锦的出现，是新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竞争和人才竞争的一种体现。实践证明，高水平的、能够发挥正能量的学者是珍贵的资源，是新闻生产力的代表”。局面打开了，自然引起上面的重视。到了2014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将我作为特聘专家，聘为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研究员，成为国家关于国资政策及央企新闻的重要解读人。我的新闻生命，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整整走过了35年。35年，沐风栉雨，弹指一挥间，时光改天换地的力量令人惊叹。35年一路走来，如今在改革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我仍然在改革第一线厮杀打拼，觉得自己没有被时代脚步落下，一直在生龙活虎地干着，只要可能，自己便一直这样干下去了。

59岁时才独自北上，“骑马客京华”，没有想到，仅仅三年的时间，我便在京城中打开一方天地。从“大脑国家理论”、“消费主导型经济论”、“央企市营理论”、“混合经济论”“大企业时代论”、“实体经济基础论”到“国企分类论”，我有幸专注于经济发展战略与企业研究，构成了自成一体的改革理论体系。党的十六大前，我提出生产力改革理论体系，曾遭到生产关系学派的批判。十八大前后，我致力于社会主义生产力改革理论体系的建立。35年的调查研究累积，此刻如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不仅开拓出调研人生的一片新天地，更为十八大之后党的新领导集体的改革献上了一份理论动力。

2010年，在《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一书中，我根据金融建议的智囊实践提出了“三力”观：“一个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应在于其对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对国家重大难题的破解力，对社会进步的引领力。”这是我经过多少次风雨洗礼后逐步明确的目标，也算是我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成为引领我前行的源动力。我知道，实现这种价值的根本路径一是调查，二是研究，别无它路。

谈笑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游走于江湖与庙堂之间，我感觉比过去更忙，更累，然而自由舒畅，心宽体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