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边界红色政权的政纲和政权建设

湘赣边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指示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颁布施行,据当年起草政纲的陈正人回忆:“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时候,他(毛泽东——著者注)要我们起草一个工农兵政府的政纲,有三十多条,请主席(毛泽东)审阅时,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这样群众就容易懂了。”^[34]这个难得的历史文献,过去一直没有见到,这个政纲的原文,八十年代初从湖南安化县国民党第16军政治部的档案中发现的,在1928年湘赣边界档案材料中,有《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的翻印件,只有24条,现将这份珍贵的史料全录如下,供党史界的同志共同研究:

《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

“第1条:凡从事劳动及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此外,各色人等如收租的人,重利盘剥的商人,资本家,雇主,土豪,劣绅,反革命政府的官吏,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清党委员,其他各色反革命分子及和尚、尼姑、斋公婆、教徒等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第2条: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但对于剥削工农利益和危害本政府地位的反革命派剥夺此种自由。

第3条:县城及各种重要城市,工人都要赶快组织各业工会、联合会,由全县各工会联合会和直属工会组织全县总工会。

第4条:各区乡农民赶快组织各区乡农民协会,乡农民协会即为该乡执掌政权的机关。区的执掌政权机关,则由各乡农民协会派出的代表,区的各业工会派出的代表及区内革命军队派出的代表所组织的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由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人民委员会。

第5条:解除保安队、保卫团等反动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和赤色游击队以保护工农阶级,肃清反革命派。

第6条:全县工会,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到了全县以上的时候,应立即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

第7条:凡反革命政府的官吏,压迫工农平民的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工贼、农贼和其他一切反革命派,工农兵政府应该严厉的惩办他们。

第8条: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

第9条:凡土豪劣绅、奸商、地主的谷米衣服、猪肉、油盐、砖瓦、木石家用器具等准许贫苦工农平民自由夺取应用。

第10条: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例假休息照给工钱,男女同等工作要得同等的工钱。

第11条:工人应该有适合他们生活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钱。

第12条:工人有管理由工农兵政府所没收的商店和行栈的权利。

第13条:特别保护童工和女工,童工每天做工不得过六小时,童工女工不许做夜工,又不许做那些剧烈有害健康的工作,8岁以下的儿童,不参加劳动。女工产前产后须有8星期的休息,休息时间照给工钱。

第14条:老板和师傅不得虐待学徒,学徒在学习时间内,应该得到相当工钱,学徒学习时间不得超过两年,取消进师礼、出师礼。

第15条: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归一切附属这些田地山林和缺少田地山林的贫苦人民和退伍士兵耕种使用。

第16条:改良士兵待遇,增进士兵文化程度,士兵要有充分的给养,官长士兵薪饷平等,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参加军队管理。

第17条: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

第18条:以前财主手中所存的借字,地主所存的契约一律宣布作废,如准许工农平民自由向财主地主手中夺取出来,焚烧灭迹。

第19条:从前反革命县衙门柜书内所管的粮册宣布作废。

第20条:取消田税,田赋厘金、印花烟油税、鸡鸭税、屠宰税、硝磺税、百货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规定适当的土地税和资本税。

第21条:开办消费合作社,使工农平民得到廉价的货物,免除商人的剥削。开办贩卖合作社,使农民及工业小生产者的出品得到适宜的价钱,免除行栈等奸商的操纵。开办信用合作社,使工农平民得到低利无抵押的借款,免除资本家的重利盘剥。开办生产合作社,以增进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免除个别生产的不利。

第22条:统一全县的斗尺秤。

第23条:由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由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学校,由县工农兵政府开办高级的工农学校,以增工农平民的劳动知识和一般文化程度。

第24条:疏通河道,修筑堤防,以兴水利。”

(下缺)

《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纲,在政治上,主张政治权利归工农贫民所有,剥夺地主,土豪劣绅资本家,反革命政府官吏参与政治的权利,严厉镇压他们的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摧毁他的反动武装,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保护工农贫民阶级的利益;经济上,剥夺和没收土豪劣绅、地主、反动官吏的田地和财产,归贫苦的工农平民耕种和所有,废除一切债务和各种苛捐杂税,同时通过开办各类性质的合作社,免除各种剥削,发展农业生产。在文化上,由工会和农会开办工人、农民学校,增进士兵的文化程度,提高工农平民的文化水平,在政权组织上,首先建立各类各业工会组织和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由县、区、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人民委员会为县、区、乡执掌政权的机关。县区、乡政府,为保障工农利益,要制定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要特别注意保护童工和女工,废除学徒进师礼等。《遂川县工农政府临时政纲》代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政权主张,由于没有经验,又同中央和省失去了联系,完全靠自己摸索,因此它还很不完善,但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经济主张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发动群众,保卫革命政权有着重要的作用。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湘赣边界逐步恢复了与中共江西、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党中央的政权建设主张逐步在边界传达,边界的政权建设也随之得到发展与充实,这时边界的政权主张,仍是以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为出发点,《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35]毛泽东和边界党在贯彻中共中央这个“民权主义革命纲领”中,不仅颁布了边界政权的临时政纲,而且在斗争实践中有许多创造,如纠正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制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使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毛泽东还根据中央的土地政策和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颁布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边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对我党制定正确的政权纲领和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关于湘赣边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28年3月《中央通告第37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中,作了如下的一些重要规定,如“苏维埃的组织在暴动以前为暴动指挥机关,在暴动胜利以后为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建立,所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等机关一概取消,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者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党部指派武装之组织,代表中须尽可能的引进非党同志参加,凡年满十六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选举权和被举权”,“各级苏维埃一经成立即须正式议决一切,公布一切,执行一切,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下级苏维埃绝对服从上级苏维埃的指挥。各级苏维埃要选出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要选出常委会”,“各级代表会议有撤换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权”,“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有撤换该执行委员会之常务委员或行政委员之权;”各级苏维埃要“计划本区范围内之经济建设事宜,”“全县境内之赤卫队归县苏维埃指挥调遣,全省境内之赤军(工农革命军)归省苏维埃指挥调遣。”^[36]上述规定说明县、区、乡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会议生产的执行委员会为该级苏维埃的执行机关,执行委员会均设常务委员会,并推选出执行委员会主席,县区两级苏维埃执行委员。苏维埃机关一般设立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裁判兼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赤卫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工作部们。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由秘书和土地、财务、文化、裁判兼肃反等委员和暴动队长、分司乡苏维埃政府的各工作。

毛泽东根据中央上述规定精神,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第一,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权建设。由于边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边界在一段时间内,“各级苏维埃是普遍的组织了,但是名不符实,工农群众乃至党员多数还没有认识苏维埃意义”,“不懂得什么叫苏维埃,不懂得工农兵代表会是固定的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只是代表会定期会议闭幕时候的一个处理各事机关。这是边界许多地方对于政权机关的最大的错误”。“所以如此,就是太缺乏对于苏维埃这个新的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入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脑中,一时扫除不尽,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37]为了纠正这种倾向,边界党在政权建设中,除在思想上加强向群众宣传民主集中制外,在制度上制定了详细的各级苏维埃组织法,首先要求各级政府执行委员带头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在实际斗争中吸引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使其在实际的斗争中显示出它的效力。让群众感到这种民主集中制最能够发动群众的力量,是最有利于革命斗争的。

第二,正确处理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边界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这就使党在边界的干部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这也带来了如何正确处理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军界虽然没有党命令政府机关的事,却亦没有尊重政权机关独立的意义。……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的做了,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错误在各处是很多的”,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偏向,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忙于政权机关的事务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束缚了政权机关的积极性,降低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为了加强政权建设,毛泽东明确规定:“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38]

第三,整顿政权组织纯洁内部。湘赣边界各县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由于斗争环境的复杂,一些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乘机混入政权机关,边界初期的政府委员中,特别是乡一级政府,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给红色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必须及时注意,清除混入政权机关中的投机分子,以纯洁内部,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识别少数混入苏维埃政权中的投机分子,只有通过斗争揭露他们的假面具,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才能去掉他们;二是对于被小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把持的苏维埃政权,进行重新改组,限定苏维埃的代表和委员之成份与质量,重新选出代表,重建苏维埃,经过这样的整顿,纯洁了政权组织,使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

湘赣边界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众革命政权,它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权组织建设,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通过整顿政权组织,纯洁了内部,它同买办豪绅阶级独裁的反动政权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是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创造,表明了他的政权建设思想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