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

胡世平

我194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1941年二年级时，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燕大被迫关门，学生都被转到伪政府办的北京大学，我被分配到工学院土木系。1942年听说燕大在成都复课，乃于11月与人结伴到大后方，1943年1月抵达成都。燕大初办，开课不全，无课可选，经向教育部申请，转入九龙坡交大土木系二年级，时为1943年4月。

初到九龙坡，除同来的一位燕大同学外，一人不识。这位燕大同学不甘寂寞，两个月后便离去了。到九龙坡时，已开课一月左右，一门重要课程“材料力学”由王达时先生教课。我除去要补交留下的作业外，还要应付每两周一次的小考。当时与同学不熟悉，只好晚上一人到教室做功课。至今尚记得在桐油灯暗暗的灯光下在类似手纸的作业纸上做习题。回宿舍时戴上斗笠，一手提桐油灯，一手拎着布包。校园的小道坡陡路滑，我在毛毛小雨中一走一滑，天黑如漆，桐油灯多半已被吹灭。这样的日子长达数月，我一世难忘。

九龙坡的生活，同学们都知道是相当艰苦的。宿舍中地下有老鼠、床上有臭虫，一不小心肥皂便被老鼠咬去一半。食堂吃饭站着吃，每月只到月底才能吃上几顿带肉的菜。洗脸水是在一水池打上来的黄色水，要奢侈一下便用明矾在水里转两圈来沉淀泥土。

在设施方面，学校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大地测量要向同济大学借仪器，水力实验要去沙坪坝中大。但是九龙坡交大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系都有一流的师资，大多是“少壮派”的老学长。我们这些学生当时20出头，而这些老师较多在35岁左右，大多从美国或其他国家深造回来。他们精神充沛，思想新颖，学生们受益匪浅。根据我的记忆，电机系有张钟俊、倪俊、张思侯等教授；航空系有季文美、曹鹤荪、马明德、许玉赞等教授；机械系有柴志明、陈大燮两位年龄较大的老师；管理系也有好教授。

我们土木系的教师都是我的恩师，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上面提到的王达时教授。王老师的特点是所用教材新、讲课清晰、考题难。由于考题难，大家均不敢怠慢，唯恐过不了“鬼门关”。他教我们的“材料力学”及“结构力学”我受用一辈子。

清华留美的徐人寿教授教我们“土壤力学”“水文学”“水力学”“海港工程”。徐老师的特点是许多教材不是来自书本而是自编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海港工程”一课中谈到潮水之升降时，提到阴历与阳历的关系，算出年初一一定落在阳历某月某日及某月某日之间。

庚款留英的童大勋教授教我们“铁路工程”，他的特点与徐老师相似，教材许多是自编的。他在做实习生时曾在平绥铁路工作，他教我们詹天佑如何选的路线，又提到另外还有一条更节约、坡度更小的路线。

汪菊潜教授教我们“钢桥设计”，那时候他已是一位全国著名的钢结构工程师，解放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当时他是一位兼课教师。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讲课内容理论联系实际，以及他一丝不苟的精神。他一周来一次，九龙坡同学都记得，天下雨，由重庆到九龙坡的公路只通到杨家坪。一日天下雨，大家认为今天可放一天假，不料到10点左右，工友来宿舍通知我们去上课。原来他是步行两小时由杨家坪走到九龙坡！解放后我参与北京车站工程的设计，汪老师作为铁道部副部长前来视察工作。我提起这件往事，他已忘怀，直到我说我与李沅蕙同班他才想起来。

杨钦教授教我们“给排水工程”，他也是一位留美生。

我用了较多篇幅谈九龙坡交大的师资，因为这些老师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教我们将学到的知识为社会服务。我们现在已近耄耋之年，诸多老师恐怕大多已谢世，饮水思源，我们会终身怀念他们。

1945年我班毕业，我因为是二年级下学期转来交大的，在伪北大读的二年级课程均不被承认，“测量学”则没有学过。这些均需一一补上。到了大家毕业时我尚有“电工学”及“微分方程”待补。因此我比其他同学晚卒业半年。因此我只能算忝居我班之末。

毕业后我在石家庄平汉铁路局北段工作一年有余，1947年赴美读书。

在九龙坡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今天我们都已接近耄耋之年。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吹白了我们的头发，国内同学都在极“左”思潮环境下度过20余年。其间的悲欢离合，波谲云诡，无需多说。诸同学各个遭遇不同，一帆风顺者恐怕不多。我在中央单位工作，政策掌握较好算是幸运的。九龙坡同学中不乏天赋极高、才华出众的人才，只因种种原因被磕磕碰碰或受不白之冤的不在少数，未尽其才，这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每思至此，使我感慨万分。有一对联所表达的情意或许适合我的许多同学：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注释】

[1]原载：《同窗回忆录——交通大学1944、1945届毕业同学纪念册》，2003年4月，第245—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