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活着”与“生活”的变迁

三　九重天堂与新生：城市“活着”与“生活”的变迁

鲁迅曾说过，阴历年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传统的节日，在人类社会文化的积淀中，每逢“过年”——无论是东方式的春节，还是西方式的元旦，人们都要忙忙碌碌。当有了完整的纪年后，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与生存习惯，经过了几千年的人类文化的洗礼，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存的一种文化与心理定势。而到了西方的宗教纪年后，人们对每一百年的跨越更加关注，但是，人们对“过年前心理需求感觉”很相似，都有一个“时代不同”而“迎新”“弃旧”的心态。中国百年城市变迁的回顾，1949这一特殊年份的价值，让我们感到内心记忆和节日的情愫。当我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转型期时，我们试图寻找那种时代真迹、那种时代真情、那种时代的激情……。民族性文化本身就表现为一种传统的力量，世世代代影响着人们的习惯行为并创造习得的行为，并传递下去，其中特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就会在这个民族群体中流传。有的习惯几千年不变，有的民族习惯经过几代的传承之后，由于民族的迁移，在一个新地方，与其他民族杂居而变迁，尽管如此，民族中最本质的、最有凝聚力的文化行为往往会较好地保存下来。我们研究1949年最本质的价值追求就是希望能够让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而我们是想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近代城市是处在西方文化的侵入下，但这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发展过程，毕竟是一种以进化的方式为特质的社会变迁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辛酸。电话与电报是人类近代化城市发展的重要文化内容与象征，它具有典型的现代性象征意义，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初步一体化，城市的世界化创造了技术前提。电话在近代城市里兴起后，发展非常迅速，早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租界就已经有了电话、电报业务。1900年外商在北京创办了“电铃公司”，专营北京和天津的电话业务。图片中的电话接线员和电话亭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属于那个时代的现代性生活。

鸦片战争后，上海英国租界内，英国为了英国侨民能够与国内有比较多的联系，在租界内指定专人办理英国侨民信件寄送业务。冯桂芬在《裁驿站议》中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驿站制度的弊端，他说：“国家以有限之帑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驿站改为邮局式的管理，是中国近代城市变迁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组图片说明了当时中国的“邮递员”传递“信息”的过程，表现了当时各地邮局的经营状态。图片中有的人肩挑着信件，邮件上还有中英文字母，以步行方式进行邮件邮送业务，也有使用邮政车、船、摩托车、自行车、独轮车、皮艇和骆驼等工具的，甚至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邮政也能够开展。

图中邮递人员走街穿巷，这一管理也是很复杂的，也有的邮递人员正走进一个村落，其工作装的典型特征就是一顶帽子。邮递的网络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相当多的城市里已经有邮政代办所。图片所反映的范围很广，有中国北方的高原寒冷地区，还有新疆广阔地区，这些地方人员稀少，又有山路，车不能走，只能靠几匹马前后载货。在黄河以北，或者在黄河上游交通不发达地区，特别是黄河的某些河段没有船只，只能用皮筏运送邮件，这种皮筏用猪或牛皮制成，有较强的载重能力。其中一幅图片中标有“第一号，邮用皮艇”，看是简陋，但是却有一种系统性。也可以更多地感悟可谓自古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语，对于交通不发达的地区来讲，是恰如其分的。可能山西和陕西一带，邮件是来自上海的。工作人员身上穿的工作服上写着“中华”二字。当时北京有“燕京百怪”之谚：“远看似乞丐，近则是邮差，褴褛绿衣服，腰悬信一袋。”^[13]辛亥革命后，邮传部归入交通部。当时各邮局经营业务范围很广，如除寄各种信件、包裹外，还有报刊订阅、代换钞票、代收银行款项、代售各公园门票、通宵服务项目。这一组照片，最能够反映中国邮政的演变，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仔细分析其摄影方式，有商业策划之嫌，但毕竟说明了当时一些情况。

近代西方商业形态的出现，使中国的城市生活方式从封闭的交往关系向开放式交往关系转化，近代商业街区的出现是这一本质性变化的表征。这是一种商业街区的形式，但是还具有传统的店招样式，各种各样的店招还以旗的形式出现。受西方商业文化的影响，很多商业街区的路两侧都是长廊式，这种形式在广州和上海的金陵东路还可以看到。

这些商店表现为开放式，规模大，而且具有近代服务意识。新型的商业业态面对的是广大消费，包括城市市民和城外的农民。新型的商业业态不仅表现为专业和超规模化多种经营模式，还表现出经营商品的范围和广度。但是，在中国的城市里，任凭商业业态的变化和生长，传统商业形态一直是中国人所依赖和信赖的。这种经营模式今天犹在。人们熟知的老介福绸布店，在今天的上海仍然名气不小，在上百年的时间，在中国人的消费心理中老介福占有位置，但是当年的老介福却只是一个小小的门面店。传统的商业往往是行商坐贾，以小摊贩为主。各种各样的纸烟，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图，烟可以抽，烟里小卡片图案可以收藏。很早的时候，经营香烟的老板就利用了消费心理，各种各样的烟中有“金陵十二钗”“一百单八将”等图，个人搜集到一定数量，还可以再去换一包香烟。江浙一带，每到年节都有各种形式的灯会，直到现在还有，灯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灯笼、玩具、首饰、年糕、蜡烛、各种各样的脸谱，还有作为玩具的响纺锤等等。这种展示营销方式，在今天的南京夫子庙还可以看到，商品没有变，只是人的穿着有了区别。

在城市商业的发展上，最明显的是上海的南京路与西藏路、四川路和淮海路（原霞飞路），其他城市有南京的大行宫、新街口；北京的王府井东安市场和前门大栅栏；沈阳的中街；青岛的中山路、广西路等。商业街区表现的是商业业态同类化集聚模式，大小商业集中，既可以享受城市的共同基础建设，降低成本，也可以使得同行业竞争产生优化反应，还可以形成规模经营效应。上海的先施公司是香港先施公司的分公司，由华侨马应彪等人于1914年创立。当时先施公司在上海开经营风气之先，在商店的楼顶部设有楼顶花园和游艺场，先施公司不仅经营商店，还经营自己的品牌商品，门两旁有广告，广告其文清晰可见：“气味芬芳，醒脑辟秽”，“清香不腻，去垢生新”。虽然有吹牛之嫌，但可见其经营之广泛，商业氛围之浓厚。

中国城市传统空间格局的打破，是从西方列强强占中国土地、建设租界开始的。租界作为一种殖民的象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也起到特殊作用，从城市社会变迁的理论认识，近代社会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重要表现就是租界对中国城市传统结构的突破。当时上海曾流行着一首名为“申江好”的词。这首词显然对租界有了很多认识，当然也包括作者的误解。（据《沪垣杂咏》卷三载）词曰：

“申江好，万国竟来同，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人巧夺天工。

申江好，铁厂最新奇，自昔公输无此巧，其中虚妙有谁知，从此废工师。

申江好，马路说洋场，万户千门皆孔道，四通八达尽康庄，示我咏周行。

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铁树照深更，比月更澄清。

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语，重洋信息霎时听，机栝竟无形。”

这首词虽然缺乏一些民族气节，有溢美之嫌，但是，至少真实了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文化现象和人们的认知方式，具有某种历史真实的表述价值性。外国列强对选择在什么地方建立租界区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当年上海领事馆翻译麦华陀曾说过：“商人们究竟应该安居在什么地点？”“英国的民政暨海军当局已经预为选好一块令人羡慕的地址。在开埠的时候，领事认为他首先应该尽到的责任之一，就是将这个地址的界线正式定下来。领事慎重地把未来租界的四至作了规定，它的周围都是乡村、河浜和大江，这就使这块地区在必要时容易加以防卫。”^[14]很显然，租界的空间是一种适合经济贸易、适合防守、适合生存与发展的宝地，在现代城市空间意义上，具有“城市文化资本”，具有历史的文化意义、历史价值和价格的刚性意义。1842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帝国君主派设领事等官往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地方官公文往来。”^[15]之后，英国割占了香港，1844年的《虎门条约》，又先后有上海、广州、天津、福州、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等十几个城市被列强强行通商并划设租界，分别由英、美、法、日、德、俄、比、意、奥和匈等国占领。这些城市内的租界地形成“国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也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上海外滩银行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在1895年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昔日一列‘米’字旗独占的局面已被打破，一批既代表各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又代表各国‘政治影响的扩张’的外国银行先后在这里占了一席之地，如德华、道胜、横滨正金、花旗等银行的开办，对各国工业投资提供了金融支柱……如汇丰银行最主要的股东即上海近代工业最大的投资者——怡和集团。所以，外滩银行实质上成为上海近代外资强大的金融支柱。”^[16]外滩由此也成为上海的象征。“上海金融中心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相对集中于上海，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上海是近代中国最集中的金融市场，在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华商金融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1897年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自此以后，中国人办的金融机构有了较快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言，“尽管无论中外银行还是钱庄对于民族工业的进步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上海金融市场终究是民族工业能寄托希望取得资金融通的最主要的市场。”^[17]

金融是城市生活一部分，中国人当时的文化生活可以说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与世界经济文化接轨，一方面是传统落后的封建式的自然经济生产。可谓犹如是“九重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西化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城市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方式方面，1900年后的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西方日用品的消费，化妆品、雪茄、洋酒、肥皂、洋服等。这里以比较的方式提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吸食鸦片的问题，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晚清以后，王朝的腐朽，社会风气整体沦丧，据有关记载，1906年抽鸦片的人非常多，大约有2 500万人。在四川城市居民男性有50%的人吸食鸦片，女性有20%的人吸食鸦片。在陕西的一些地区，有40岁以上的妇女90%者吸食鸦片。当时结婚时最关注的问题是“这个家庭有几杆鸦片烟枪”^[18]。1906年12月20日，清政府宣布禁烟令，提出10年内消除鸦片。整个社会开始了禁烟活动，但是禁烟运动十分艰难。1909年前后在上海租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有烟馆1 500多家，直到1949年后，还存有旧上海的烟馆500多家。20世纪初，在西方人写的作品中有陕西流传着“十个陕西人，十一大烟鬼”的说法。当然，中国吸鸦片主要是西方列强侵略的结果。从1733年到1906年，英国人销售鸦片，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获得高达21亿美元的收入^[19]。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当时有近200万个烟馆。近代以来，中国人吸食鸦片风气盛行，在某种程度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颓丧和落后。应该说，鸦片直接源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这一种商品，对中华民族的刺激也是非常大的，正如马克思所言，鸦片是一种精神麻醉剂，但是，他在另外的意义上，也使中国人清醒了。民国三十七年，海盐县禁烟，但真正全面禁烟还是在1949年后。当然，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同样是引入了西方文化，社会进步了，有些社会问题又是沉渣泛起，吸毒的现象又在一些社会群体中蔓延，这是一个社会必须进行清理的毒瘤！

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的经营管理体系进入中国的城市，大工业在国内的城市中发展起来，加上城市人口构成和城市职业构成发生了变化，城市里的生活服务型产业开始繁荣起来。如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城市需要有消防队，需要卫生管理，需要治安管理，需要有律师群体等，城市生成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谋生方式和新的具有异质性的各类群体，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空间以适应城市新经济要素的出现与发展。在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全新的生活要素和公共空间形式，如大型商场、舞厅、酒吧、电影院、博物馆、公共游泳池、报社、杂志社和广播电台等，还包括西式的赌博场和大型综合娱乐场所等，如上海的跑马场、大世界等。城市在市民文化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关系中，寻找、创造了一种新的中西交融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来表现为权力者、家长式的社会关系，权力者的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生活主体，很多娱乐设施，实际上是给少数权力者创办的。西方工业社会以来，随着市民社会关系的建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具有了市民社会关系的属性，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中国近代以来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喻示着城市社会结构的进化与进步。一个值得说明的历史文化表现是，从人类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一些不发达国家或者是农业社会国家在向工业社会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最能够快速引进的往往是外国的生活奢侈品和娱乐消费品。大家都知道1895年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在巴黎问世，在西方引起轰动，并很快成为社会大众消费品之一。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国传播非常之快，可以说是空前的，继巴黎上映电影仅八个月，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首次放映电影，人称“西洋影戏”，在市民中引起很大的轰动^[20]。随后城市里的电影院成为城市的一大建筑与文化景观，也成为城市人文化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文化生活领域，中国的传统教育是颇具特色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以圣人的经书——四书五经为教育核心内容，因此，封建社会的2 000多年里，知识分子只是孔子学说的“传者”，以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道德为其知识主干，同时，中国的教育在传统的社会里，一直是封建式的私塾式教育模式，没有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中国旧式教育主要注重于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在学校里见不到自然科学、地理、他国历史等基本学科。在社会科学中，政府强调的不过是圣人作品，要求背诵这些作品并遵循政府规定的文学格式。政府并不开办学校，却举行竞争性考试，并授予各级程度证书。政府将学者分成等级，向他们敞开仕途大门。政府在省会城市里每年进行中型考试即省试，几千名追求仕途的人在那里参加三天的圣人作品考试竞争。每天早上都有一些死去的考生被带出考场。只有百分之一成功者，被准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最大的、三年一次的殿考。一旦获胜，大多数政府职位就授予给他们。”^[21]中国传统教育缺乏科学体系，只能创造封建制度的“传人”，而缺乏科学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原因之一。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创造的大工业发展，为掠夺世界资源提供了技术保障，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面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坚船利炮束手无策时，有识之士认识到科学、知识、技术和人才价值，呼吁开办西式开放式大学。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中国的近代开放式教育的发端。近代西方文化首先是从中国的城市里向外传播的，而这一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西方在中国开办的大学。西方列强在其对外扩张的时候，总是把文化的传播推广作为主要内容，甚至视为自己的“使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外国在中国建立各种各样的学校，对后来五四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或者说对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构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所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当时受教育的群体的文化与消费方式

从下面这几张照片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社会以来，一直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社会变迁时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已的过程中，可以视为当时社会一个缩影。下层社会百姓民不聊生，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相比犹如生活在“九重天上”。100多年来，不仅是人祸、战乱不断，外强侵略，同时，也是天灾连年，每逢灾年，可谓是哀鸿遍野，乞讨者遍布城乡。加之外患不断，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灾民乞讨生活的惨状

上海一家洋公司里的工作场景

联合国救灾物资的运送

当时民众挂出的宣传口号：“头可断，骨可碎，亡国奴不可当”

从1840到1949年，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在变，20世纪初的文人达士呐喊，中华民族觉悟之觉悟之最后之觉悟，是伦理之觉悟。事实上，人为地阻止外来经济和文化的侵入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的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外来文化。面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能不向先进学习，我们不能不吸取世界经济、文化、科学发展的精华为我所用，近代社会的历史在很多程度上，就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历史。在一个没有主权、没有国家尊严的条件下，不可能很好而有效地利用外来文化。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在保存历史优秀的文化的同时，创造历代的文化理念与精神，创造“中国式的城市文艺复兴”，以推动人类城市文化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