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西夏历史的先驱者

云史

历史上的西夏王朝先后与宋、辽、金鼎立，雄踞西北190年。西夏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割据王朝，其文化是地地道道的地域性文化，但对西夏的研究，尤其是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的研究，则是当今颇受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国际性显学。我们在此把这一历程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一简要的介绍，希望有助于人们能够带着敬意回视西夏研究历史，缅怀学术前辈，并沿着这些可敬开拓者艰辛跋涉的足迹继续前行。

西夏碑的发现者和西夏文考订者张澍

1804年，28岁的张澍在中国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发现了西夏碑，他的这一惊人发现使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重现人间。这是西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夏文字重新发现与考证的开端。

张澍，甘肃武威人，生于1776年。父亲是位秀才，以教私塾为生。张澍19岁中举，24岁中进士，一生为官、教书和著书立说。他为官并不得意，只做到七品芝麻官，但做学问却是一把高手，为清乾嘉学派学者之一，且著书颇丰，有《姓氏寻源》《西夏姓氏录》等著作共194卷，另有多种未刊稿。张澍作为当时在甘肃最有学问者之一，由他发现西夏碑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1804年，张澍因病在家休养，一日他与友人到城内清应寺游览，无意中发现寺内有一碑亭，用砖砌封，年代已久。他找僧人询问，对方告诉他，这个碑亭不能开启，否则会招致灾祸。张澍凭借自己的学识判断，该碑亭肯定有研究价值，于是再三要求僧人打开，并承诺如有灾祸，全由自己承担，这才得到允许。当碑亭封砖被开启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通古石碑。拂去尘土，碑上所刻文字显现，然而这种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张澍断定碑后面应有释文，遂将碑后面的封砖也撤掉。果然，碑阴刻有汉文碑铭，碑文中有“天祐民安五年”的题款。据此，张澍断定该碑是立于西夏，其阳面不识之字为西夏文。这个碑后来被称为“西夏碑”，又因发现于凉州，故也称“凉州碑”，还因西夏文碑文有“大白高国凉州感应塔之碑文”的题款，故也称“感应塔碑”。

张澍事后撰写两篇短文《书天祐民安碑后》《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于1837年刊发在其著作《养素堂文集》之中，记述了发现西夏碑的经过。

西夏碑高2．5米，宽0．9米，厚0．3米，立于西夏崇宗乾顺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碑阳刻西夏文，碑额篆书8字，可译为“敕感应塔之碑文”，碑文第一行题名译为“大白高国凉州感应塔之碑文”，碑阴为汉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碑身四周线刻卷草纹，碑额上端为云头宝盖，两侧各刻一身伎乐菩萨。西夏文和汉文碑文近2000字，同记一件事，内容略同，即记录西夏崇宗重修宝塔和庙宇的功德。同时，碑文也描述了西夏佛教盛况，以及社会经济和手工技艺繁荣发展的情况，是了解西夏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张澍发现西夏碑的次年，云游至凉州的金石学家刘师陆发现一窖藏，从中获得多枚与洪遵《泉志》所收录的“梵字钱”属同一文种的钱币。刘师陆将之与凉州碑上的文字对照后，确定其为西夏文钱。

张澍发现西夏碑还使外国学者将西夏文误认为是女真文的说法得到更正。这要从18世纪外国传教士和使者发现居庸关云台券门内的石刻说起。

居庸关云台为元代修建，汉白玉石构建。云台下面是一个可供行人车马通过的券门，故云台也被称做过街塔。起初，台上建有3座石塔，元末明初被毁。后来在此台上又建一寺院，名“安泰寺”，寺于清康熙年间被火焚毁，仅有基座保存下来。云台的券门两壁为汉白玉石雕，上面刻有精美的四大天王像，还有6种文字，即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的陀罗尼经咒。

18世纪，中国与外国交往日益加强，常常有外国传教士和使者到中国来，他们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往往要经过居庸关。到过这里的外国人大多都会注意到券门内的浮雕，不过最初他们只对雕刻的天王像感兴趣，对券门石壁上雕刻的各种文字并没有重视。1863年一位名叫伟烈的英国学者途经居庸关时，他对云台券门内的铭文发生了兴趣。次年，在上海召开的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首次会议上，他展示了部分拓片，并在当年的《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介绍。1867年春，伟烈再次来到居庸关，并成功地拓制了其中4种文字，即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的拓片。刻在最上面的梵文和藏文因位置太高而没有拓到，后来他通过艾约瑟牧师得到了。由于条件和学识的局限，伟烈误认为居庸关石刻中的西夏文是“女真小字”。

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理亚将河南开封发现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与居庸关云台券门上的“女真文”对照，发现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文种，因而对伟烈的“女真文”观点提出异议，但他也不能确定其为何种文字。直到1898年德维理亚看到西夏碑后，才确定居庸关六体文中的“女真文”是西夏文字。与张澍一样，德维理亚虽然正确判断出居庸关石刻中的“不识之字”为西夏文，但对于其具体字义仍不得而知。

张澍57岁后在西安家中专心整理自己的著作，但不久染眼疾，双目失明。他自叹说：“夺我双眸子，世间少数百卷奇书！”1847年5月，卒于西安寓所，享年72岁。

张澍发现西夏碑并对西夏文作出准确判定，使困惑多年的悬案得以解决。

张澍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西夏碑”，但同时他还是一位研究者。他的代表作是《西夏姓氏录》，该书是现存西夏文献中唯一一部研究西夏姓氏的专著。张澍根据《资治通鉴长编》等多部历史文献，梳理出162个西夏姓氏，其中一字姓83种、二字姓77种，三字姓和四字姓各一种。从研究成果的视角意义可以说，张澍是西夏研究的源头，是最早的西夏研究的开拓者。他在学术之路上奋力跋涉，用自己的惊人发现和可贵研究开启了探索西夏古国的神秘之门！

中国西夏学的奠基者罗氏父子

如果说张澍发现西夏碑并认定其为西夏文是中国西夏文考证的开端的话，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西夏学奠基者当属罗氏父子。

罗振玉，江苏淮安人，生于1866年，享年75岁。他自幼聪慧，勤于读书，善于思考。5岁入私塾，16岁中秀才。甲午战争后，矢志农学。清末在地方和学部任职。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潜心学术。1929年回国，先后居于天津、旅顺，仍潜心治学。他是清末至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个人著作达130多种，另还刊印书籍400多种。罗振玉在西夏学方面有着不凡的贡献，是一代代后来者应该永远铭记的人。

罗振玉最初是从搜集、注录西夏印章开始的。1915年，他编辑《赫连泉馆古印存》一书，收录了西夏文印章一方，并在序言中有专门记述：“西夏文字，前人仅知感应塔记及西夏文钱，皆楷书，塔记有篆额，乃就其楷书，略屈曲之，初非有二体。予所收藏西夏官印作叠篆，与塔记额字大异，知西夏实有篆书，前人亦有藏西夏，初不能定为何国书，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定。”罗振玉所说前人藏西夏官印，是指吴云于1862年《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所收录的三方西夏官印。西夏官印有的有背款，有的无背款。罗振玉收集的正好是有背款的，所以可以准确判定为西夏官印。后来，罗振玉收集的西夏官印越来越多，如1916年所编《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注录他家所藏西夏官印七方；1923年所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注录西夏官印十五方，至1927年罗振玉和其子罗福成辑成《西夏官印集存》一书，共收录西夏官印三十三方。罗振玉除收集西夏官印外还在他的《历代符牌图录》一书中对一枚西夏文“内宿待命”铜牌和三枚“防守待命”铜牌作了注录。1909年他为张澍编撰的《西夏姓氏录》作跋。1918年、1924年，罗振玉与其子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音、义对照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21年刊印家藏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数页，并对第一页作了汉译；1935年，又抄写并刊印黑水城文书中的西夏文字典《同音》。

在罗振玉的影响和培养下，他的五个子女中有三个儿子，即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五子罗福颐，也曾致力于西夏学，各自均有成就。

罗福成，罗振玉长子，1884年生。先后就读于江苏师范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1912年至1918年随父旅居日本。这个时期，西夏文资料比之以前有了改观，除了罗氏家收藏外，新发现的西夏文资料也逐渐增多，因而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资料。此时，罗福成就开始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他根据法国学者毛利瑟公布的西夏文《妙法莲华经》部分原件和日本羽田教授提供的三叶《法华经》，以及其父从尹凤阁那里得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部分照片，对《莲华经》以及西夏文进行研究，撰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两书，由日本东山学社于1914年、1915年在京都相继出版。其中《西夏国书类编》是一部西夏文分类字典。1929年，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购得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为此特别编辑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以作纪念。在这个专号中罗福成贡献最大，他有16篇文章收入。1935年，罗福成根据苏联学者提供的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典《同音》照片进行摹写，以《西夏国书字典音同》之名由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福成任旅顺博物馆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又以“反革命罪”入狱。1960年元旦出狱，元月10日逝世。写到这里不免让人悲从心来，感叹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极“左”形式出现的反右运动，使多少像罗福成这样的学者蒙受不白之冤。我猜想如果不是几年的牢狱之灾，他肯定要有比享年76岁更长的生命。1981年2月，罗福成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但此时已是他辞世20年之后的事了。

罗福苌，罗振玉三子，1896年生于上海。自幼聪慧过人，10岁即能读家中藏书。他是天才的语言学家，精通法文、德文，兼及梵文和西夏文、回鹘文、叙利亚文等古今中外语言文字。他与长兄罗福成同时开始西夏文研究，1914年发表《西夏国书略说》，在该书中作者除了对西夏文创制史进行阐述外，还就西夏语音和语法结构作了简单介绍，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西夏文部首的归类研究，对西夏文字造字规律及深入研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之后，他对《西夏国书略说》继续进行修订和增补，其成果先后发表在1921年至1922年的《亚洲学术杂志》卷一至卷四上，但该书尚未完成他就因病去世。罗福苌还对《宋史夏国传》进行注释，完成一卷，在他去世后，于1932年与其他四篇遗作，即《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西夏赎经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释文》《妙法莲花经弘传序释文》同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中。非常可惜的是，罗福苌年仅26岁就英年早逝。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为其作传悼念。

对于罗氏二兄弟在西夏学上的贡献，《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启事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西夏文专号共收入35篇文章，仅罗氏兄弟就有22篇，他们在西夏学方面的贡献及地位可见一斑。

罗福颐，罗振玉五子，1905年生。他自幼秉承家学，通汉印、古金文，著述颇丰。解放前曾就职于大连“墨缘堂书店”、国立奉天博物馆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33年继续做亡兄福苌《宋史夏国传集注》未完成部分的注释工作，最终完成《宋史夏国传集注》十四卷，附系表等。1935年辑成《西夏文存》一卷、《外编》一卷。解放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工作。除从事本职工作外，也涉及西夏学，时常留意于西夏印章注录，荟萃近百方西夏官印，与李范文合作完成《西夏官印汇考》，198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发表过《关于西夏国书的介绍》《西夏护国寺感应塔碑介绍》和《一方研究西夏历史的印章》等西夏学方面的论文。

罗振玉一家4人，在跨越70余年的岁月中，孜孜不倦，矢志不渝，潜心研究，艰辛探索，铸就了珍贵的西夏学研究成果。他们的杰出贡献熠熠生辉，闪烁在西夏研究历史的蔚蓝色星空。

著名的西夏语言学家王静如

有记者说，中国西夏学真正取得国际关注的研究成果是从著名西夏语言学家王静如开始的。是啊，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着各自的学术使命。

王静如（1903～1990年），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河北省深泽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赴法、英、德等国学习、研究语言学、中亚史语学、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及汉学等。回国后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法大学教授、燕京大学语言学教授和中国大学文学院研究院导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常务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和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等。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静如先生就开始对西夏语音进行研究。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上发表一文，从音韵学角度对《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汉字复字注音进行论述，他的观点被中外学者所采纳。1932年、1933年，王静如先生相继出版了三辑《西夏研究》，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之十一、之十三。这三辑《西夏研究》对西夏语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与论述，对西夏语音中的尾鼻音和浊辅音、鼻冠音等作出了科学论断；系统研究并详细论述了西夏文的佛经雕版；逐字对译了四部西夏文佛经，并列有汉、藏两种文字对照；对美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异议，并评述了苏联学者的观点。《西夏研究》一至三辑是王静如先生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西夏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因而他于1936年获得法国院士会授予的东方学“儒莲（S．Julien）奖金”，并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他是中国获得此奖金的第一个人。该书极富学术价值，深得国内外学者的一致称赞，陈寅恪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对王静如的西夏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赞誉。王静如的三辑《西夏研究》也是后来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必备的参考书。

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重新进行系统考察。考察工作由王静如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常书鸿共同主持，宿白教授做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考察小组参加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滨，甘肃省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甘肃省博物馆的陈炳应等。考察工作为时3个月有，内容涉及相关洞窟的文字题记、艺术风格和分期等。经过大量科学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八十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莫高窟、榆林窟洞窟布局的认识。这次考察，把西夏考古、艺术、文字、史料结合在一起进行，是一次成功的研究尝试，不仅开拓了西夏艺术研究，还在西夏学的进程中首创汇集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多学科多领域共同努力，终使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关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考察研究成果在“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公布。

“文革”时期，中国科学研究备受摧残，刚刚起步的西夏研究也被迫停顿下来。“文革”后期，在西夏故地今甘肃武威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物、文献。王静如与史金波、黄振华对这批文献进行了考证和研讨，1972年发表了《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1977年，王静如先生与他人合作发表《保定出土的西夏文石幢》一文。这些重要西夏文物的重见天日和王静如等人所进行的研究，又使西夏研究在艰难的条件下萌发出一线生机。

王静如先生除个人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的研究外，还在西夏学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贡献。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静如先生在重新开始从事西夏研究的同时，就招收研究生和助手，培养新一代西夏研究工作者。他的研究生史金波和助手白滨，均为当今世界一流的西夏学大家，他们的成长与王静如先生的指导和栽培是分不开的。后来王静如先生还招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博士研究生。

从王静如开始，中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薪火相传，砥砺向前。在这些学者的不懈探索和诠释中，西夏文逐渐褪去神秘的光晕，成为解读西夏乃至这段中国历史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