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的努力

第二节　先驱者的努力

在利玛窦来中国之前，虽然也有传教士进入内地，但都没有长期居住，稍作停留便离开了。第一位来到东方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沙勿略，法国人，是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的大学同学，在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时，沙勿略皈依，遂为罗耀拉大信徒之一。在明嘉靖十七年（1541），应葡萄牙王约翰的请求，耶稣会士六人前往印度宣教，沙勿略就是其中一员。沙勿略东航到印度西部的城市果阿（Goa）设立天主教修道院，后转至新加坡、马六甲和日本传教。他在日本传教时，很多日本人“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⁹⁾。此时，沙勿略才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地位，决定必须尽早访问中国，从而制定下远东传教必须首先“归化”中国的方针。

明嘉靖三十年（1551），沙勿略从日本返回印度，途中在广州的上川岛停留数日，恰好遇到了一位名叫伯累拉的葡萄牙商人，从他那儿得知上川岛离中国内地不远，可由此进入中国。回到印度之后，沙勿略就一直念念不忘要进入中国内陆进行传教，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印度果阿总督及主教的允许。于是他们组成一支船队，以伯累拉为赴华通好使者、沙勿略为副使，准备前往中国。可正当沙勿略满怀希望前往中国内地时，船队被满敕加总督阿尔法所阻，伯累拉不能一起前往。于是，沙勿略只能孤身前往。当他抵达上川岛后，就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内地，无奈当时明朝海禁甚严，终没能达成愿望。面对当时中国的“闭关锁国”，沙勿略曾发出这样的叹息：“磐石，磐石，何时能开！”但中国的大门始终没有向他敞开。明嘉靖三十一年12月3日（1552），身患重病的沙勿略在上川岛，不甘但又无奈地离开了人世。

沙勿略失败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后来者的脚步。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明嘉靖皇帝批准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居住后，传教士就接踵而来。后来的传教士根据前人经验，利用澳门在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在那里传教，设立澳门学院，负责管理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事务。他们在澳门招收中国人为天主教徒，且借鉴前人失败的经验，远东传教负责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还定下了在中国传教一定要适应中国文化的“适应路线”。文化适应路线，就是“以尊重当地文化为基础，它根植于谦虚的精神和对无论何方的人民都有同等价值的理解之中”⁽¹⁰⁾。范礼安这种创新的，也可以说是相当古老的用以解决传教难题的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可当范礼安满怀信心地要将新政策付诸实施时，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并不认同，他们坚持凡入教者，必须取葡萄牙人名字、学习葡萄牙人语言、穿葡萄牙人衣服、过葡萄牙人生活。

第一个执行范礼安文化“适应路线”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79年7月，罗明坚来到澳门，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跟随一名中国人学习中文，学有所成后，便准备进入内地传教，还给自己取了字号：“复初”。罗明坚先打扮成商人，跟随葡商来到广州和肇庆，向地方官员“赠送厚礼”，试图建立友好关系，以求得在肇庆居住，但未获成功。1582年，罗明坚和巴范济（Francesco Pasio）进入肇庆，以厚礼见总督，被获准居住。但由于总督旋即去任，只得返回澳门。1582年9月10日，罗明坚再次来到肇庆，这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对后来西学东渐产生巨大影响的利玛窦。⁽¹¹⁾

罗明坚和利玛窦通过向地方当局送礼，“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因为在商贾云集喧嚣杂沓的澳门是无法进行的”⁽¹²⁾。当时的地方官员通过和罗明坚的接触，发现他温文尔雅，对中国文化也比较熟悉，对他很有好感。经过艰苦努力，罗明坚在肇庆居住的请求终于获得了同意。同年，罗明坚还在肇庆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所以说，明清时期中国天主教传教团的正式建立，就是始于1583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正式获得了官方的许可，得以在我国内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传教站。

本以为密不透风的中国大门，从此在理解、同情和文雅的条件下缓缓向传教士们打开了。可在1587年，一批100多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广州人向中国当局提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请愿书，要求将传教士逐出肇庆。虽然当时的两广总督、巡抚和在肇庆的大多数其他官员没有同意，并以有利于耶稣会士的裁决将事情解决了，但是这一风波使范礼安和罗明坚开始意识到，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大力发展基督教，没有皇帝的认可，是万万办不到的。于是，范礼安派罗明坚前往罗马，想请教皇给中国皇帝写信，使传教士有可能见到中国皇帝，以达到获得在中国无干扰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为此，罗明坚于1588年11月20日登船前往欧洲，但他没有带回教皇的信，于1607年老死于故乡。

罗明坚离开后，肇庆的传教事务就由利玛窦一人独撑大局。后来也正是利玛窦，在世界两半球、两大文明——源于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和以古老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从他入华到乾嘉年间实行禁教为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壮观，西方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地理、建筑以及音乐、美术等，都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欧洲人开始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文化体系，也无不出现于此时。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基督教传教事业而言，利玛窦是在中国奠定天主教的最有力者；就学术思想而言，利玛窦为介绍西学到中国的最早人物。这两方面对于近代历史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西方近代科学和天主教能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发展，他是开创这一事业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