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古今慈悲关爱

三智释禅

人人都希望生活得快乐。可惜在今天的环境里，这好像是最难现实的愿望。

《华严经》里有一段记载说，智首菩萨希望人间有快乐，于是问文殊师利菩萨：“如何得到修行的功德？”

文殊菩萨答：“若诸菩萨，善用其心，则获一切胜妙功德。”就是说，要用心用情去做事待人，必能收到好的结果。简单极了。

“用心”是自己主宰生命。

“用情”是关爱他人他物。

这就是中华文化历来的智慧简说，出于慈悲为怀的菩萨口中，应该很值得现代人去认识和实行，求取幸福快乐。

“善用其心”有多层意思。第一层是“安住当下”，即针对现在的情况处理自己。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绵绵不断的变化之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未发生，当前的一切也在念念生灭之中。

禅的“当下”是动态的，是我们每人的不断活动、活跃、意愿和期求。从心理学看，“安住”包括专注和透视，运用直觉和情感完成。

一般人平日做不到“安住当下”，一来因为他们做不到真实地与事物接触，而是生活在各种书本学来的概念、思维方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中，执着在它们所派生的意义中。这种意义主宰着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及想到的一切。直接用心专注是用“我心专注”。

第二，一般人有很多情绪、烦恼、担忧和情结，往往身不由己。这些人只是顺着情意漂流，不能用真心透视人与事，不能运用时间和耐性直透真相。

禅宗教我们在每天生活的滚滚洪流中找到自己，稳定本性，凝注真心，用正念照觉生命的当下，进行转化，给所见、所思、所行赋予意义，自己的意义，然后再奔向“当愿众生”的转化，一切都以对人类和宇宙环境的“大爱”为依归，让大爱照显个人的生命和行为。

“当愿众生”的慈悲爱心不是佛门独有的。它早就出现在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智慧之中。

孔子行仁，为的是对他人有好处。老子不爱说仁的概念，只用水的三个特性解释仁的特点，就是“利万物”“不争”和“处众人之所恶”。终极说，他用“道”代表人格的最高特点。

老子阐释“大爱”的交托和落实，在《老子》十三章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从人的直觉出发，解释大爱的意境和实行。在本章开头，他说：“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宠是得意，辱是失意。两者都是人们心受外界的称赞或责骂时所生的情动，因畏惧而惊。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有身，即有自我。假若无我，或者不执着自我的重要性进入“忘我”之境，那么，宠或辱都不重要了，受着都不会惊。

人是有感觉和情绪的，人际间的交往一定有利势的中介，由道义调节，并从中巩固个人的价值观。诸葛亮长期生活在尖刻的人事纠缠中，曾把他的观察写成一则名言。他说：“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

一个人若能够免于荣宠与羞辱的心理波动，一定可以为天下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放轻个人的得失，负起天下交托给他的重任。反之，若一个人凡事都自私自利，他就不能担负仁爱天下的重任了。禅心不注重担负天下重任，却是爱己的，人人爱己的社会一定昌盛和谐。三家的智慧殊途同归。

自主心愿

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很多时候感到无名的厌倦和抱怨，造成心理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过大，就可能感到“万念俱灰”，对许多事物感到无趣，即看不到意义，对天天一样的生活感到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做有效的“充电”可能使我们生出活力，从而“再战江湖”，暂时避开厌倦无趣。充电的方法很多，因人而异。有人大睡一觉，有人去卡拉OK大喊一轮，有人听佣人称赞幼儿怎样乖趣聪明，有人读心爱的诗词。英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recreation，意指“消遣”或“娱乐”。它用re和creation两字合一而成，本意是“再创造”或者“再生”。就是我们俗话充电的另一表述。

一个人得到再造，可以活跃起来。但是如果所做的活动仍是缺乏意义，同样会消耗身心的。关键在于寻着生命（或工作）的意义，发挥主宰生命的权能。禅的“善用其心”和“当愿众生”是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习禅是“用心转物”，不是“被物转心”。我们可以享受和欣赏物质的美，即使是简朴的“清茶淡饭”，也可以有无限的滋味。但是，假如我们为了拥有一个LV手袋，或者一部名贵汽车而劳役终日，甚至是负债累累，就是被物所转了，成为被动的人。

科技罪恶

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二战的残酷经验，面对核武器灭绝人类的焦虑，继而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倍感无奈和被动，个人的生存意义受到怀疑。人们的焦虑（anxiety）再不限于“生之有涯”，而是在有限而被动的生命中，不明白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如今，连幼儿园学生也有压力问题，实在使人担忧。

存在主义及“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成为西方大学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由神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家分别又共寻答案。

炸弹最早在中国发明，由金人用来打宋朝军队和蒙古军队。当时用炸药灌入竹筒，燃着后可以炸死一两个士兵。到了20世纪中期，根据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写的《原子弹秘史》（The Making of the Atom Bomb），美国向日本人投下的“肥仔”（fat boy）原子弹，重1200磅，其爆炸力等同120万磅炸药一起爆发，杀死20万人，多数是普通百姓。

早些时候，当美国科学家做试验成功之时，主任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喊出这样的话：“天啊，我已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O God, I become dead, the destroyer of the world.）

后来，他在审判会上作证，被问及是否知道自己领导上百位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创制了足以威胁人类生存的炸弹的大罪，他答道：“物理学家从来知道罪过；而这一知识是他们错不起的。”他从此再不染指科学研究。

然而，在他之后，数以百万计的最聪明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目的是制造比“肥仔”杀伤力高出百倍的氢弹（hydrogen bomb）。

针对人类这种错用聪明的罪行，学者进行深切的反思，尤其谴责美国用原子弹滥杀平民，还振振有词，说是为“民主正义而战”。原始的反思说明，在大自然中，动物进行弱肉强食，只为自己生存，毫不多杀，为何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骄傲地展示文明，却为了某种意识形态（ideology），向同类进行浪费性的杀害（wasteful killing）呢？

生命意义

这是一个本体论（ontology）的问题，由哲学家和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解释为“生存的基础”（ground of being）。他锐意寻找人类生命的终极意义，以及每个人对寻找并实现这一意义的行为和心思。

田立克生活在20世纪人类最烦恼的年代，对生命意义及行为，做出权威的研究，综合运用神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和知识。

田立克出生在德国的新教牧师之家，26岁那年又继承父业，当了牧师。他创造了“新神学”，认为上帝既然是有生命的人父，即是生物（creature），怎能说是生命创造者（creator）呢？他于1929至1933年间在法兰克福大学当教授，因为批评尼采和希特勒，曾经入狱。等到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他被免职，逃去美国。

田立克从学习英文开始，在往后的32年间，历任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神学和哲学教授，并用英文写下十数本巨著，影响世界思潮。他在《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这本畅销书里，简单解释生命的深奥问题。他说：“任何人都有终极关怀，想要知道生命为何，发展为宗教信仰（faith）。哲学所研究的一切都为了解释存在（being）。最后，人的生命动力来自将来的存在利害的实现，染着个人的文化历史经验。”

1964年，我有一位同学在芝加哥大学跟田立克做博士后研究，带我去见他，有缘向他请教。他对我说：“中华文化是人类的瑰宝，我读完《道德经》很受感动，觉得老子是所有心理学家中，最有深度的智者。”

他补充说：“人的焦虑有三个维面，十分真实。每个人都首先焦虑生物限定（biological finitude）。第二是焦虑道德限定（moral finitude），联结着恐怕自己犯罪。第三是焦虑生存限定（existential finitude），即生命没有意义。老子没有用这些名词解说人生，但是他对‘道’的解释，以及庄子对‘行道’的寓言叙说，概全地说明了人的焦虑及补救方法。”

崇高妙境

禅宗重视当下的自我认识，含有消除焦虑、把种种焦虑转化为积极营造生命意义的机缘。以厌倦工作为例，现代人如果认识禅智，可以对工作尽职，对人事力尽本分，在完成工作义务中获得心安理得，在工作取得良好结果时欣赏自己的能力。如是把疲劳转化为骄傲和喜悦，把个人的得失和感觉转化到与众生同享进退，进而感到一种大悲大乐的同化，入住安宁妙境。

不论东方或西方，诗人和画家都善用这些转化创作，以美妙的作品呈给大众欣赏。19至20世纪之间，许多期刊和报章频频翻印两幅油画呈现给广大读者欣赏，引起全球各地人民的注意。两幅油画是弗朗索瓦·米勒（Francois Millet）的《晚钟》（The Angelus）和《拾穗者》（The Gleaner）。米勒爱画纯朴的农民在大自然工作，写他（她）们在劳动中所表现的感恩和安逸精神。

《晚钟》可以在巴黎卢浮宫里见到。画面出现一片薄暮的幽暗光照之下，一大片马铃薯田中站着一对夫妇。男的脱下帽子，静静地祈祷，女的低头合手默不作声，神情肃穆。在他们的脚边，一个篮子装着零散的几只马铃薯。薯田的远处，朦胧地矗立着一座小小的教堂，懿静空灵。据说，米勒画完这幅杰作的当天，他的一位朋友进门看到，脱口说它是The Angelus，意指晚钟，或者晚祷。米勒立即回应：是Angelus。

我们不能在画中听见钟声，更难听见农人夫妇的祷告。但是，此情此景所呈现的，就是农民在做完一天辛劳的工作以后，获得微薄的回报，心满意足，不觉疲劳，只有感恩。这是人的主动和怡悦，反映出生命意义。

《拾穗者》现存巴黎奥塞美术馆。它画出三个农妇弯着腰在田里捡拾收割后遗留下的零星麦穗。她们完全专注地工作，不嫌收获轻微，旨在不浪费大自然的任何赐予。她们的腰背弯得如是的低，那宽大的背部反映着西下的太阳的余光显出一种崇高、忠诚又不辞辛劳的力量。

主宰生命必须伴随付出。禅说“担水劈柴便是禅”的智慧，就是劝人抓紧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任何细节配给自己的意义，再把个人意义扩展到“与万物同春”，即会感到人天共有的幸福和满足。

大爱并不玄虚，而是具体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积极的话说，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即自己喜欢的东西，也给他人一份。这就是大爱了。

大悲大爱

禅修注重个人安宁快乐，其次才是关心社会状况。不过，禅宗以大悲大爱为前提，确认个人福祉存在于宇宙之中。禅宗以静寂为安心的状态，甚难与他人分享。但是，个人的静寂是一种自由表现，它的出现与维持，一定需要有一个安泰的大环境，即多数人都可以享受自由和静寂的景况。

《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就是这个联结个人到天地的表述。“并生”是个人与他人共同生息，没有对抗，但求和谐。它同时又是自由，即人际间互相分享的自由。自由的人际关系载于《庄子·应帝王》，教我们怎样对待他人，不论是深交或者浅遇。庄子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镜子光明磊落，发生作用时，主客一体。它对来人不迎不送，只为之留相留影，不批评，不执着私意，不分内外，更不使用心机，只在透明中放下，如澄明之心。庄子在《庄子·刻意》补充说：“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能德全而神不亏。”

不知从何时开始，现代人很不能忍受平易恬淡的休息。我认识不少人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便打开电视，然后一面更衣，一面频频换台。等到看的全是广告之时，即频频发出怨声，引起不安焦虑，愤怒的情绪，比在工作时更为不安，更伤身心。

禅的生活劝我们重视平淡自由。自由自在是引领丰富生命的普通又高超境界，由虚静无为而生。自由是一种兼存动静的感觉。静者是自信和满足的状态。而静中的动，则是与他人分享美的内心世界，产生和鸣。人是不能孤独的，即使是静的享受亦因为有人共同分享而最静。

美的东西与和鸣的感受都可以静静地从写诗或读诗而得。法国诗人和自由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积极写作，用诗和小说叙述现代人的状况和困扰，构成发人深省的哲理。诺贝尔文学奖于1957年颁给加缪，赞词说：“他的文学作品贡献巨大。他热诚地以澄明之见，照亮我们这时代人们对良知的思考。”

试欣赏他如何接受大自然的美，影响他的内心，发出诚心的歌颂：

秋天即是春天的再来，

当每一片树叶都像繁花一样，

发放异彩，

在深冬的严寒里，

我终于知道，

我的内心蕴藏着一个健旺的盛夏。

如果你喜欢欣赏更幽静的意境，这里是储光羲咏山泉的诗作：

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

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

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

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庄子劝我们不论多么忙碌，都一定在生活中给自己留出空间，听音乐，看画，吟诗，逍遥自在。

或者，你喜欢欣赏中文诗，如舒解烦劳生活的《自遣》，或者参透禅理的惠能的偈，无门禅师的春花秋月。或者，你引吭高歌李之仪的《卜算子》，放情在爱情的美好。只要你配上一壶清茶，或者一杯爱尔兰咖啡，一同欣赏，即可享受无尽的禅悦和安宁：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罗隐《自遣》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卜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