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和慈悲

“文革”期间，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被当作反动权威拉去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戴着口罩回到病房。有一次学生杨秀玉忍不住问他：“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鸿钊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身处在极端的荒谬之中，他还是尽己所能，保持了一个医学学者独立的内心世界和尊严。

在《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因在研究绒癌方面取得成就而被评为院士的宋鸿钊，回顾了从1949年起的艰辛研究之路，感觉最大的困难是传统观念产生的阻力和人为的困难：“长期以来，恶性肿瘤有了转移，就是不治之症，医生不再治疗，这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事情。而绒癌这样高度恶性的肿瘤，有了转移还想治疗，又要保留病人生育机能，难为人们所理解，而只认为是‘痴人说梦’‘想入非非’和‘狂妄之举’，是个人名利思想作祟。因之，这一工作开始不久，即遇到阻力，不仅绒癌的病人难以人院，化疗后病人血象下降，需要输血，也被认为是浪费，发生了一些问题，更是备受指责和讽嘲。”

刚开始研究时，疗效不够好，极晚期病人死亡多，有人造舆论说绒癌病房是“死亡病室”。

研究绒癌在“大跃进”时才公开，后来取得一些成果仍视若无睹，认为是虚夸的“大跃进”产物。

后来许多事实让他们不能不信时，又说“这种肿瘤本易治疗，正巧你们碰上了”。

绒癌在1956年列入国家科研规划肿瘤研究专题，但到了1963年修订时，绒癌项目被取消，自此科研经费一无所有。在“文革”中，绒癌研究被诬陷为“拿病人做试验”，是“杀人的罪行”，研究被迫中断，一些重要研究资料丢失，用以试验的动物则被处死，一些可以救治的病人不幸死亡。这时的宋鸿钊最感谢的是病人，“他们及时给予鼓励，主动写了保证书，自愿配合治疗试验，有的病人不幸不治身死，家属不但无怨言，还含泪提出捐献病人尸体，进行解剖研究，尸检率高达65％”。

宋鸿钊的这篇长长的回忆文章，展现了协和为医的六个字：自省、专注和慈悲。在自省之中，是内化的自我审视、精神独立。在专注之中，有勤奋，有不断探究问题的精神，还有对病人的关注度。在慈悲之中，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对病人、对生命的态度。对于一个为医者来说，自省不断优化着他的关注领域，专注决定了他的关注深度，慈悲则是背景和色彩。最后产生的是整体内化的行动，一种清醒的理智，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为医者安身立命的生活版本。

1929届的协和毕业生、中国著名的热带病学家钟惠澜，虽然本职专业是热带病学，但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积极主张避孕，实行计划生育。即使在马寅初的人口观点遭到不公正批判时，钟惠澜仍直言说：“作为党的正直朋友，我坚持我的观点。”他受过政治冲击，但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不还是政协常委嘛！该提什么意见不还是照提嘛。”

一向远离政治的林巧稚，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被确定为“思想改造”的典型。但即使在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她依然保存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尽己所能做到平实、客观、理性，依然只谈她关心和了解的妇产科专业，没有违心地去揭发所谓旧协和推行“美国文化侵略”的罪恶，违心地全部否定协和的历史。在1957年的风暴中，林巧稚在大鸣大放中，关心的是最实际的问题——中国妇女的健康，她对放宽人工流产限制这样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文革”中，林巧稚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绒癌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满头白发的她默默地干这些粗活，像看病一样认真。在艰难的日子里，她悄悄给已停职停薪的细菌学家谢少文送去一笔笔钱，用英语写道：“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那时的协和人，自己心中有一套独立的标准，尽己所能，不为外界所动。他们要求的其实也很简单：做个好医生，给病人看病。林巧稚在临终前的最后几天，昏迷中的呓语是：“……快！快！拿产钳来！产钳……”这是她留下的最后声音。

在“协和校友”沙龙对话中，主持人问嘉宾沈悌：在“文革”期间学业有中断吗？听说在非常热闹的政治活动的时候，您和一些同学还坚持去图书馆学习？

沈悌回答：“当然中断了，从1966年到1968年几乎没有上过课。每天起床以后刷牙、洗脸，吃饭前要排队早请示，每天读报、讨论的就是最高指示。有时候最高指示半夜12点来了，我们就到天安门游行，一直走到北大，然后天亮再回来睡觉。不是大家热衷于政治活动，是形势所迫必须参加。但毕竟大家还都是学子，都是愿意学习的，只有个别人死心塌地闹‘革命’。当时我还是挺想念书的，也想学外语，就晚上到老楼西门的图书馆，先在门口看看报，表示关心政治，再看没有人，就进到楼里翻翻书，同学之间是要相互回避的，因为露馅儿要受批判。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环境。但是有一个人胆大，那就是谢少文老先生，他是我国微生物学的鼻祖，是在内科做到主治医师的时候转到基础学的。老先生是真的做学问，抗美援朝的时候上过前线，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接受劳动改造——扫厕所。那个时期协和的厕所是几十年来最干净的。”说到这里，下面一片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又问：那个时代的人在谈起前途的时候总说“两眼一抹黑”，您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学习目的和未来的前途？

沈悌答：“老前辈张孝骞教授当时在协和医院扫厕所，我亲眼看见病人去跟他请教看病，老先生回答那些问题是要胆量的。让你劳动扫厕所你看病，这是不听从红卫兵的指示。但他还是不管这些。老一代的协和医生，确实把这个职业作为生活中的第一件事情。饭少吃点没关系，书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现在条件好了，但习惯仍然没变。现在协和的老一辈教授周末还是要到协和来，他们觉得生活中缺了这一点就不行了，因为这样，所以协和专家才能够成为顶尖的人……”说到这里，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书一定要看，病人一定要看”，这是老协和生命中第一位的事。张孝骞在世时，虽已是医界泰斗，但他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胜过一个正在求学的大学生”。多少年来的星期天上午，他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在家的空闲时间里，他也总是读书。他擅长消化系统疾病，但对临床生化、临床免疫、内分泌、肾病等方面的新理论常有涉猎，以追踪世界上的最新进展。

1980年10月21日，星期一，晴、西北风，上午赴院，颇觉空冷。在图书馆看了新书。下午看Hypertension Pt（《高血压病人》）一书。

11月17日，星期一，晴、阴，上午赴院，与余光明共找关于Progressive Systemic Sclerosis（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的文献，并讨论很久。

1982年1月26日：连日阅肝病的免疫问题，深感兴趣。

1984年8月1日，星期三，晴、热（34℃）……开始读Cannon的The way of an Investigator并作笔记。

8月2日，终日看Cannon的The way of an Investigator，很有教益。因为做笔记，进度较慢。

8月3日，整日看Cannon书，很多至理名言，作了笔记。

罗会元教授在张孝骞教授逝世后撰文回忆：“今日遗传学已经成为世界医界的热点。但早在‘文革’之前，协和的张孝骞，当时是内科主任，就意识到医学遗传学与免疫学的重要性。”

对于那些从事科学的人来说，方法要求客观，要求对工作的专注，要求仔细权衡，要尽力发掘出相反的可能性，要求自我批评与自我否定。它不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考虑问题，也不允许因一时心血来潮抓住一点而不计其余。它的特异，就是怀疑与问难的态度，就是作出普遍性结论时的谨慎，就是下断语时不忘记说明限制和条件。“我，作为一个思考着的人，通过一种内省的行动，来关注对我本人的个体存在的理解问题，抓住事实的真相。”用这段话来说明协和人的自省和专注，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理念中，也有关于自省、专注的气质论述：

关于自省：一种远离现实事务舞台的生活，因为被一种好学深思的激情所支撑，而富有意义。这是一种内化的行动，是行动在自我约束基础上的一连串凯旋。远离约定俗成的言说方式，远离陈规和傀儡的把戏——远离所有一切只是前景和表面的东西。

关于专注：如果工作并不限于简单的无休止的埋头苦干，如果工作还有更深刻的含义，那它需要的是借助另外一些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能获得的东西。凡是从事理性的科研工作的人，必须得是对自己的工作始终都念念不忘的人，必须得是彻头彻尾地沉浸在工作之中的人。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对于他的想法来说都是一个必要的保障条件。尤其对那些需要一丝不苟地对待的想法。有一些人，他们有不错的想法，但由于不够专注，这些想法也就渐渐被遗忘了。

在《天堂没有路标》这本关于林巧稚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日复一日地面对仿佛永无尽头的疾病，面对一个个因疾病而痛苦不堪的女人，即使是医生，即使有着更坚强的神经系统，是不是也有厌倦和疲惫的时候？可无论什么时候，林巧稚总是和悦地接纳、善待每一个人。她所做的一切不仅出于道义和责任，也源自于她的信仰和内心的需求。能够为别人所需要，能够帮助和给予别人，使她的生存有了明确的意义。身体虽然累乏，心灵却平安而宁静。”

在协和医院的病案中，至今保留着张孝骞和河南省延津县丰庄农民赵玉兰的通信。赵玉兰在协和住院期间，确诊为慢性活动性肝炎。临出院时，张孝骞再三叮嘱：回去后常写信来，及时报告病情。

“张主任，按您的治疗方案用药，现基本情况尚好，我们全家都很感谢您……”

“张主任，我想和您谈谈内心话，您在中国内科方面是最高的……”

在1973年12月、1974年11月和1975年10月的三次回信中，张孝骞写道：

“建议做血小板计数，如果低可暂停服6MP，血象回升再试服，服克尿塞时须补钾……”

“两次低热大约和原病无关，治疗方面无须更改，仍需查血……”

“病情稳定，不必来京复查，建议酌情减剂量，尽量避免感染和发热……”

1892年，奥斯勒在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的新院舍的启用典礼上，对医学生演讲说，医学这门学科“需要高度整合心智与道德，并让人求新、务实并有慈悲”。在他看来，医生追求的应是思路的清明、心地的善良和心灵的平静。

美国有一家报社，曾举办过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谁快乐》的有奖征文，其最佳答案有四个，而居首位竟是：历尽风险开刀后，终于挽救了危急患者生命的医生。

一位协和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住院医生的时候，轮转到杨秀玉手下。一个月以后，她下决心把自己学了八年的专业废掉，从此不做医生。她说：“因为我没有杨大夫那样的境界。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把医学把病人当作生命中的头等大事，所以，我注定不会是一个好医生，在医学方面，也注定不会有她那样的成就，所以我不如趁早放弃，去干别的，好有工夫享受青春、享受生活、享受安逸。”这件事杨秀玉当时并不知道，后来，当得知这位学生放弃医学的真正原因时，杨秀玉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对于一个学了八年医学且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是多么可惜，但是当她知道那位学生因为转行而生活得安逸轻松时，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在协和干了一辈子，她太知道这中间的艰辛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希望安逸和轻松，做医生确实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即使在今天的协和，它仍然吸引集聚了一批有着相似气质和追求的人。

行医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烦恼、操心，是一辈子的困扰。对有些人，则是每日的喜悦，是可以帮助病人的快乐人生。读一读下面这段话，也许能够解释今日医生为什么普遍丧失了从业的幸福感。“科学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方向感……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信仰问题，科学既不真实也无生命。如果知识本身变成科学的最终目的，那么科学也就失去了意义。指引必须来自内部，来自所有科学的最根本之处——来自求知的绝对意志。把科学看作道路而非终点，许多由于求知而生的沮丧情绪其实是由于丧失了内在的指引。”

杨秀玉当年参加江西血防医疗队，在江西整整待了一年。她跟外科一起切脾，脾脏一切开，全是血吸虫。在血防队的一年中，因为条件太艰苦，她的肺结核复发，队领导体谅地允许她回北京休养，但她拒绝了。她说：“当年大家都这样，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当病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躺在家里享清福，这不是我的价值观，也不是协和对我的教育。那个时候，产科值夜班，大夫睡在产科库房的架子上。（协和医院所有的大夫下了夜班，就在库房睡觉，人躺在库房的货架上，没有正式的床。）值一个夜班，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上班，三十六个小时不休息，只要急诊一个电话，病房一个电话，马上跑过去。那种生活确实艰苦，但如今回忆起来也有许多乐趣。”

自省、专注和慈悲，不只是几位协和名医的气质。张之南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协和精神来自哪里。他说“有一种错误的概念：一提到协和就以为专指协和的毕业生，一说到协和精神就认为那要看协和一些知名专家做得如何”。但其实，“协和人”不是少数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所有有着类似气质的医者，包括从其他学校考人协和进而工作的人，包括许多辅助科室的平凡协和人。“没有高水平的检验科、放射科，就没有高水平的内科诊断。没有高水平的麻醉科和手术室，就很难做出高难度的手术。没有高水平的后勤工作，就不能保证高水平的业务活动和高水平医院的运转”。

七十多岁的马家润十几年前从协和病案室退休，但他还经常回来看看。他一辈子守在协和这一个单位，盯着一个摊儿，时间加起来有四十一年。在马家润看来，医院接收一个病人就应该对这个病人负责，哪怕只是到急诊室换个药，医院都有责任保管好病历。

张之南在内科做实习大夫时的启蒙老师是当时的住院医师何培昆大夫和黄大显大夫。他们虽然其时普通平凡，但气质不一般。

记得有一次跟着住院医师去查房，向一个病人解释病情，我未假思索地脱口说出一个俏皮话，没料到病人脸色一沉，勃然大怒，把我吓得不知所措。事后带我的住院医师对我说：“大夫与病人之间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不管你是否年轻，在病人心目中你是大夫，你的话就有特殊的分量。有些话你无意说，但病人有心听，所以对病人说话要特别注意内容和技巧，绝不能在谈论病情时开玩笑，说俏皮话。”

又有一次，我跟主治大夫早上巡诊，来到一个肝硬变病人的床前，病人突然呕血，站在主治大夫身后的我，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闪，但就在此刻我的上级大夫却俯向病人帮助他擦拭，紫红的血沾染了一身。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想：虽然我的白大褂是洁白的，但我的内心是不干净的，主治大夫虽然弄脏了白大褂，但他的心灵是干净的。我的上级大夫很可能根本不知道站在他身后的我在这一刹那想些什么，然而就是他向前还是向后这一瞬间的行动，对于初进临床的我已是莫大的教育。

几年之后，我做了主治医师，有一天发生了完全同样的一幕，当病人大口呕血时，我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去用痰缸接呕吐物，用毛巾给他擦嘴，当然，也弄得我满身是血。事后，跟着我的实习大夫告诉我：“您的行动像是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大夫怕不怕病人脏了自己，躲闪还是向前，病人会有多么不同的感受啊！”我体会到上级大夫对下级大夫的影响有时是无形的，身教往往胜于言教。

在协和，对每一岗位的每一个人，一层对一层都有严格的要求。当年我做实习大夫、住院大夫的时候，上级大夫对我的病历有严格要求，就连用词是否恰当，字迹是否清楚，署名签字能否辨认，样样都不放过。到了我做老师，我对学生及下级大夫又说：“必须永远记住：病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不是自己的笔记。必须让别人看得准确、明了、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