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入民间影响世界

禅宗缘起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重视顿悟，在达摩祖师携着佛陀“正宗”心法从印度来华之前，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存有相当成熟的理论和门派。像道安的“本无宗”，温法师的“心无宗”和支道林的“即色宗”等，大家都环绕着心与物的主仆关系，作过激烈的争辩。

名僧僧肇提出“物不迁论”，论述动与静、常与无常、迁与不迁的正负两维理论，倡导了“体用一如”的思想。他在《般若无知论》里论述体和用的关系，说明知与不知的问题，提出知识的真假争辩，影响一时。

然后，慧远的同学道生作《妙法莲华经疏》，主张“佛性本有”，确认“有佛是法”，所以佛性便是法性。他又说“法即是众”，所以众生都有佛性。经说：“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泥洹”，大众皆为妄想所蔽。众生怎样见性成佛呢？他说，不能通过一步一步地登上台阶，只能一次登升，即是“顿悟”。

达摩大约于公元520年从印度来华，经广州去金陵拜见梁武帝。梁武帝萧衍对佛法很有研究，他与达摩对话以后，认为后者没有什么高见，便不招呼。

据宋朝普济和尚写的《传灯录》载，之后达摩就去了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自我修行。至于他这么一个外国人怎样在中国行走，用什么语言沟通，少林寺为何要接待他等问题，都缺乏确实记载。

更神秘不清的是以后的事。话说后来接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去向他求教，竟然要在雪地中砍断一臂，方赢得注意。慧可向达摩问什么呢？

问：“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答：“诸佛法印，匪从人得。”

问：“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答：“将心来，与汝安。”

问：“觅心了不可得。”

答：“我与汝安心竟。”

历来传说，二祖就这样开悟了。但是，悟了什么呢？悟得人本来无心（肉体之物），所以没有烦恼之所？抑或“佛即我心”，只要我信奉他，不作多想多求，就万事妥善了？又或者，没有迹象的心，不觅本安，觅之不安？皆不见明确说明。

至于书载达摩教人“二入”和“四行”，亦实在朦胧。“二入”是从理入门和用行入门。四行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都留着神秘纱幕。

从二祖到五祖所传的禅，虽然各有独到之意，却离不了心及以心主宰生命的方法，其中经历了大约六七十年。如果我们细读印顺所著《中国禅宗史》，有百多页的记述，繁琐而不得要领，因为禅师和他们的子弟很多，散居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各持己见。所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盛唐到宋朝的几百年间，社会兴旺自由，百姓精神提升，创出许多关于人的生死以及对于时、空、有、无的不同见解，丰富中华文化。

世俗化革命

回到禅宗的发展，我认为五祖弘忍很了不起。一来因为他有两位杰出的弟子，即神秀和惠能。二来因为他看准了禅应该世俗化，深入民间。所以他毅然做出革命性的决定，把衣钵传给六祖惠能之时，劝他结束衣钵相传的传统。

惠能以后，伴随着朝代兴衰的社会变迁，禅走入了日常生活，再不是出世独修之术。惠能得传衣钵的故事是众人知晓的。他针对师兄神秀写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托人写下他对“空”的见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多年以后，惠能有一天来到广州的法性寺，听见和尚们对门前随风飘扬的法幡互相争论。有人说是风在动，有人说是幡在动。惠能上前指出，两者都不是，是观者的心在动。

这在中国禅宗史上是建立了心的主动性和一切性的大事，是心见物、辨物和用物，使之动或不动，有或无，有用和有什么用。多年以后，兰溪道隆把“人心自动”的命题介绍到日本，在彼邦掀起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及世界观的改变，把原来迷信命运的贵族统治，变为“依靠自力，立志奋斗”的武士道统治。人们趋鹜“自成佛道”的禅宗思想，相信凭着勤力和创造力，凡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惠能提倡“明心见佛”和“见性成佛”。明心的方法是：“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是对一切境界不起念头。无相是像镜子一样，既承认事物有相，又不执着那相的某一真相。无住是不把心定住在某一认识之上，不顾其他，亦不接受其他。我们今天细嚼这些见解，可知惠能的思想十分开放和多元化，表现自由。他又提出“悟即是佛，迷就是众生”，判断一个人成佛与否要看其觉悟程度，而非诵了多少经，参了多久禅，更不是有没有披袈裟。他的思想革命一方面影响佛教界甚深，同时又把禅智投入百姓心内，不由寺院或和尚所独有。

值得指出，惠能在悟出这些智慧之时，还未剃度出家做和尚，只是一位平民。据载他于24岁得传衣钵，39岁做和尚，然后说了37年法，于76岁入灭。他的得法弟子有43人。通过这些人的说法，把中华禅发扬光大，影响中华民族及邻近国家的人民十分深远。公元760年，唐肃宗使人迎请他的衣钵入宫供养。

宗派多元化

今天，我们沾染的多方面禅理、禅意和禅修方法，接触到的五个宗派的典籍，全由六祖惠能的门徒所创，包括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和沩仰宗。

我无意也不能在一章书内概说这些宝贵的智慧遗产。有一则故事简易地说明“心”的权能，值得一切爱好学习和创造活动的青年欣赏。

话说马祖道一禅师有一位爱徒叫做怀海。有一天，他们两人到野外散步，看见一群野鸭飞过。马祖问：“那是什么？”怀海答：“野鸭。”马祖再问：“飞去哪？”怀海答：“飞走了。”马祖即狠狠地捏了学生一把，令他痛得大叫。他同时说：“明明仍在啊，哪里飞走了？”怀海立即醒觉而得悟了。

醒觉什么呢？悟出“一切在心”的真意，即不要让心随物转，要保住本心虚静。虚静心能赢万物，不受外界变迁而移。人的记忆就是以虚心为基础的。一个人虚心愈阔，记得的东西愈多。用惠能的教导说：“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坛经·付嘱品第十》）

惠能及门徒们主张，行禅“不离世间，不坐禅，不苦行，也不念经”，只要淡朴地过着自感有意义的生活，即可成佛。这一革命性的倡议，把禅推入世俗化的方便之门。它让僧人走入民间，与凡人和士大夫分享生活，免除宗教规戒，直接向百姓灌注禅的精神。

从公元900年到1100年之间，禅僧与士大夫广泛结交同游，互通信息。他们酬酢唱和，鼓琴作画，过着高雅淡泊又风流倜傥的文艺生活，使中华文化大放异彩。

我们今天到苏州旅游，至城西枫桥附近的寒山寺怀古，可以吟着寒山的《闺怨》，欣赏一位出家人对爱情细腻入微的观察：

妾在邯郸居，歌声亦抑扬。

赖我安居处，此曲归来长。

既醉莫言归，留连日未央。

儿家寝宿处，绣被满银床。

我们再去杭州的灵隐寺，可以追想诗僧皎然在此剃度出家。他一生好学，佛理以外更熟读历史经书，把他感受到的人生情趣呈现在诗里：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寻陆鸿渐不遇》

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

声余月树动，响尽霜天空。

永夜一禅子，泠然心境中。

——《闻钟》

禅的生活哲理

吕澂说，禅宗中国化以后，更演化为中国百姓的生活模式和人生哲学（《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禅宗》）。它让人们通过现实生活得到禅悟，即时产生一种明心自在的愉悦，仿佛在一刹那之间，超越时空因果的种种纠缠，感到本我长久。

宋朝的参政李邴掌管国家大权，但是并不快乐。他去参拜大慧禅师，大受教诲，得悟人生必须懂得三条做人的原则，以求本心的清净恬淡。三条原则是：

（一）事无逆顺，随缘即应，不留胸中。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冲击我们，我们要本着自信、负责和旷达的态度处理，自然自在，不留歉意或者焦虑。

（二）宿习浓厚，不加排遣，自尔轻微。接受自我，对于早已形成的习惯，不必着急去改变或掩饰，应该任其自然，保持本心清净。更不要驰骛时尚，即能清净为怀，做一个有特色人格的我。

（三）本心清净恬淡，自由安宁。自主生命，忠诚待人。认清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本心的清净恬淡，不是财富或者名利，更非权势和执着。这样即可以安宁、快乐、长寿。

这些做人处事的大原则，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了民间百姓的心灵，造成中国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定力。国人不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遇着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能够表现出积极的适应能力。千百年来，无数去外国谋生的华侨，就是凭这种做人态度取胜的。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人经历“十年浩劫”后，昂然迈入改革开放的大道，也表现出这种文化定力。

自由心的验证

禅的自由安宁足以解脱人的任何烦恼和焦虑。王维生活在唐朝那兴盛又危机四伏的时代，当过微官，爱好诗词，三番四次出世入世，仍然不免心灵欠安。他从小跟母亲学佛，又于壮年深染老庄那无往而不适意的超拔精神，晚年终于抱禅退居清净的辋川庄园，与惠能的弟子神会深交，受托写下至今被公认为最能传达惠能思想的《六祖惠能禅师碑铭》。他在身居官场的后期寻求自我解脱，写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名句。

禅的空和寂是积极的，表现在对宇宙人生的无限幻想及对物与时空的超越。王维的《汉江临眺》，用短短十个字，就写透了物我通明的心意：“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和诗人苏轼，认同老子、孔子和佛禅的智慧，度过坎坷流离又光辉夺目的人生。他四次任职朝廷，二次被贬。他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政改而被贬，与之结仇，又用恕心和他修好。他的弟弟苏辙记忆说他广交禅僧，密切往来者有约百人。他又去寺庙参禅，留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的事迹。

苏轼一生力求从儒、道、释的融合智慧中认识世界，后半生因为不堪世事压迫而寻求清净解脱，对人生抱着一种超然洒脱的态度，自由自在。他的《前赤壁赋》所表现的，是一种打通了人与宇宙所不应有的界限，超越时空限制，找着无限自在快乐，而归于安宁悠然的达观境况。他说：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苏轼论述空、无、虚、静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其意境深旷。一方面说，静可以解脱一切动所招来的烦恼和劳役，是积极的动（解脱）。另一方面说，空可以容纳万境，更是十分积极的包容之动。禅的意境是“分”与“合”同体的，看似消极，实是有意义的动。

我们再读田园诗人陶潜写悠哉安乐生活的《归去来兮辞》的一段，每一句开头都用一个动词表现和平虚静之心，能不感叹中国诗词的魅力？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西方文化欠缺安心

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标榜自由，多数指公民自由。然而，没有禅悟的文化，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吗？值得我们深切考究。

在西方，由犹太人开始，最早关于自由的写照是《旧约圣经》的首章《创世纪》。它叙述全能的天父，在伊甸园里嘱咐人类始祖亚当，不要采吃树上的果子，亚当却违反了他的嘱咐，采吃了，被判犯了“人的堕落”的原罪。这样，西方文化把自由的行使与人性的堕落连在一起。

根据鲁弗斯·费尔斯（Rufus Fears）的《自由的历史》（A History of Freedom），三种自由之一的个人自由（另两种是国家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一种复杂的价值。最基本的是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唯独不能伤害他人。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定义，既不提人的本性，也不说人的情感。其实，亚当采吃禁果不是什么选择，只是自然的好奇尝试。但是，以“唯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为立国根基的美国及西欧国家，信的是“至上权威”，就是：上帝说了算，信者得救、违者受罚的个人与权威的对立关系。

历来，西方智者在寻索人生意义的历程中，把时间和存在分为此岸与彼岸、有限与无限、本体与想象、情感与理性的两极对峙的意识（consciousness）。这样，人们要么信仰位于彼岸的神明，或者绝对的本体；要么呼唤自然原性，醉心于感性的生命；要么跌溺于这一系列对立意识的矛盾深渊，痛苦到发疯。这些矛盾和不安被表现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震撼人心，多数是悲剧。

莎翁作品揭示人心的困顿

莎士比亚用他的诗作和叙述技能，为西方现代文化掀起革命。他揭开人们经验中的平凡又出奇的情绪，为每一个人说话，并照亮人的经验意义。

莎翁写善与恶、爱与恨、旷达与贪心、情与欲、孝与忠、公与私、生与死、苟存与不朽、矛盾与平顺、烦恼与安心等对峙的心绪，揭开人生过程中灵魂与肉体及睿智与愚蠢的不停斗争。他承接了文艺复兴的广博知识和多元化思维方法，叙写人间悲剧，展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的状况。

在他的悲剧中，欲望的无限膨胀，使人陷入空虚和了无意义的人生，一如《麦克白》（Macbeth）。另外，由于无止境地追逐金钱、色欲和权欲，奥赛罗大将毁了爱的世界，而李尔王疯癫了。总结这些，莎士比亚感慨地说：

在追求时疯狂，

占有时也疯狂，

不管已有现有未有，

全不放松。

——《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在描画西方人心之时，预言未来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社会，拥有世界最多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病学家和各种层次的心理辅导员，仍然不足以应付人民心理疾病的治疗需要。

歌德顶礼东方文化

就在西方人力求取得自由、平等、博爱的前现代时刻，德国诗人、思想家和科学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用诗和戏剧反映欧洲人的不安和矛盾。他出身贵族世家，在魏玛时期主掌过多方面的要职。与此同时，他用最大的热诚，探索人生所经验到的各执一端的对峙心理。他结合这种探索和科学思维，从科学出发，说明“色”（colour）是纯光与他物互动产生的效果；从心理出发，“色”（desire）却是精神与物（包括肉体）的合体。

本着他的广博知识和经验，歌德用了60年的时光，完成他的杰作《浮士德》（Faust）。主角是一个酷爱追求知识，同时又相信经验才能示现出生命意义的人。他夜以继日地考究《圣经》首句的真实意义。“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word）一句，是否意指“太初有道”呢？言只是一个中性的字，不含道德价值。假如word字的含义是道，则天地初开之际，宇宙已经存在某种超人的权威，颁布道德标准，规定人们遵守，限制人的自由。

歌德曾经说过：“没有哲学可以解释宇宙人生，因为人有独立自尊，不可被低贬为任何由更高权威所指派的意念。”就是说，他相信人有基本自由，不在更高权威的管限之下。

正是因为自由是独立而没有倚靠的，所以自由人无论做什么，或者怎样处理自己的情感和选择，都自然经验到怀疑和焦虑，难有安宁。歌德借浮士德的内心挣扎和呼喊，吟下这样的诗句：

在我的心中啊，

盘踞着两种精神，

互促分离，

一个沉溺于强烈的爱欲，

以固执的官感紧贴尘凡，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灵境。

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子”，因为他曾经十分努力学习中国的儒、道哲学，尤其是中国的艺术和诗歌。这些活动详细载于他多年的日记里，他和好朋友莱布尼茨（Leibniz）同样提倡“一个世界”，叫不同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分享人类的智慧，用不可分割的“人的智慧”建造“大世界”。歌德可以用中文写诗。他又把《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在德国上演，名为《哀兰伯诺》，宣扬儒家的仁义精神。

莱布尼茨是德国第一位研究儒学并尊敬孔子的学者，他于1697年发表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说：“照我们现在的认识为本，面对我们当前这个道德败坏无限膨胀的时候，必须请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传教，向我们介绍自然宗教的主旨和实践方法，不应送我们的传教士去他们那儿说教。”莱布尼茨与牛顿被公认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早年受耶稣教会传教士影响学习儒家经典，成长后借用中国的“先天八卦”，给人类创立了影响至今的数学二进制。1701年，他在巴黎发表“二元算术”的时候，附载了从《易经》得来的六十四卦作为说明。

歌德研究中华文化，从《诗经》到《孝经》，一概赞赏。他在《教育论》提倡学校向各级学生讲解孝的观念。诗云：

孝是一切之本，

人之为人即有敬。

以敬为始，

父母政府及天父在上；

以敬为中，

善待一切苦难和伤害；

以敬为下，

联结同侪朋友向人生奋斗。

可惜到了19世纪初，德国精神转了弯。科技工业和帝国主义逐步膨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同时，人类也失去内心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只剩下孤独的自己，造成日愈升级的个人主义，也产生了尼采所主张的“超人说”，最后出现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的行为，使欧洲文明真正堕落，也改变了西方文化，使之趋向私利和暴力，以至疯狂；他们的心灵再没有安宁和住所。

不过，人仍是人。近代历史显示，战争和私利的抢夺，把人生弄得被动和肤浅，重新跌入莎士比亚的悲剧以及歌德的浮士德式的不安，锐意要找着自我，发现自己的灵魂，回复“全人”的经验和尊贵。

这样，从20世纪中期开始，自然、灵性、和谐的中国禅又变成西方思想界所趋之若鹜的意境和智慧。人们再次相信，人心（而非万物）方是主宰宇宙人间一切的原动力量。只有禅悦和安宁可以挽救当前人类及地球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