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理论发展

朱熹文学研究，从开端期到批判期，再到发展期，历百年曲折而终于走上科学研究之路，这是值得庆幸的。经过百年努力，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对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宏观把握和微观考察都有了更多的积累，再来总结得失，客观评价，应当是适时的。

1.朱熹的文道观。自1928年周予同提出，朱熹文学之根本观念是“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后之研究者均把文道关系看成朱熹文学思想的核心与根本，展开深入的研讨。而所持观点则大略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前后不同。前期多以朱熹为道学家文论代表，以其重道轻文，而持基本否定态度。郭绍虞说：“周敦颐的载道说，还是把文辞与道德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的，而朱熹则因强调唯心的先验论，所以说理在气中，这是朱熹在唯心观点上比周氏作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至于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则是一样的。”^[17]程千帆说：朱熹“跟吕祖谦不一样，仍然恪守北宋道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斤斤计较道统与文统，明确地显露出重道轻文的倾向。”^[18]

80年代以后，学术上也出现拨乱反正的生机，朱熹的文道观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矛盾说、修正说、一体说、本体说、折衷说、调和说，而肯定朱熹文道观的进步意义。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已肯定了“朱熹的贡献――道文一贯说”，“朱熹站在道的立场，但不反对诗文，而包举诗文，说道文是一贯的。”^[19]黄珅发表《朱熹的文学观》，用朱熹的理气关系来论述他的文道观，文与道固然不可分，但不防碍二者各自的相对独立地位。朱熹关于文和艺的论述背离了道学家，却与苏轼的观点相近。成复旺说：“朱熹修正和完善了程颐等人的观点，把道学家的文学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影响到整个南宋。”又说：“文道合一，是道学家文学理论的宗旨，也是朱熹文学理论的核心，他……从道学思想出发刷新了以往文道关系上的各种提法，使文道合一的观点得到了详明的论证和恰当的表述。”^[20]吴长庚说：“朱熹打破了千百年来论文道关系旧的思维模式，不再置文道于两端，重复在或重道轻文、或重文轻道、或文道并重等方面兜圈子。他合文道为一体，把文看成是从道的泉源中流出来的水，这样，他便将人们的注意从‘文与道应该是什么关系’的思维模式中超脱出来，而引导到‘文与道原本就是这个关系’的新的思维模式之中。”^[21]李春青说，朱熹以体用模式而前人以工具论模式来观察文道关系，道作为超验之理不可见，需有人使道变成可以理解把握的形态，这形态就是文。所以，朱熹的意思是：文是使存在者之存在之光显露的方式，真理即以文的形式呈现于人们面前。朱熹与前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之根本差异即在于此^[22]。潘立勇说，朱熹对传统文道说的突破有二：一是对唐宋古文家文道论的突破，二是对理学前辈文道观的修正。他对传统文道说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将文道关系明确上升到本体论的角度^[23]。束景南提出折衷说，认为朱熹“折衷于古文家的文道兼重说与道学家的重道弃义之间，从自己的理学思想出发，提出了文道相即的文学思想”^[24]。莫砺锋提出调和说，认为朱熹的文道观实际上是调和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和周程等理学家两派的理论而形成的。张毅赞同其说，并认为：“这种既强调文学的道德伦理的社会功用价值，又不完全排除文学创作自身的审美价值，而是主张美善合一的价值观，不仅较易为作家所接受，而且也符合中国人重伦理的民族性格和审美心理，其影响也就更为深远”^[25]。

2.朱熹的古文论。朱熹的文论很丰富，近百年对朱熹文论的研究也成果丰厚，涉及文学本质论、文体论、文势论、文气论、文风论、文法论等方面。成复旺说：“朱熹的文学理论，不是道与文学的捏合，而是道学与文学的融合。（他）以成熟的发展形式反映了道学家文学理论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加强教化主义，一是提倡自然之美。”^[26]程千帆说：“朱熹本人的理论和实践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他在理论上重道轻文，并且对古文家进行了批判，但他无法否认从《诗》与《楚辞》以降的古典文学的价值与韩柳欧苏等人文章的艺术成就。……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仍然讲求文辞技巧，他的散文与诗歌仍然不乏佳作。”^[27]

莫砺锋考察了朱熹对“道”的体认，是以内心观照和德性涵泳为主要途径，这种体认影响了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明心见性，涵泳人生，体认道理，兴发情志。一句话，文学的本质应是抒情性的，审美的^[28]。这种认识，使朱熹能深入文学的内部规律，来分析评价和批评文学。

研究者指出，朱熹论文论诗，都讲求识体，要求“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他历述先秦以下至宋的文体演变，提出“文三世”“诗三变”说。“文三世”说以世运联系文运，显示出从世运兴衰考察文体风格的思维定势。“诗三变”说体现他对文体流变实持衰变说，推尊古体，而批评近世俗体。他把文体论运用于《韩文考异》中，在准确把握韩文体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基础上，分析韩文的义理、文势、风格，区分体格、韵例、语助位置，为异文材料的判定提供依据^[29]。

朱熹也以气论文，如批评五代文气衰弱，三国两晋文气日卑，司马迁文雄豪，有战国文气象。又说前辈文字壮浪有气骨，刘病翁诗气韵高古等等。李士金认为，朱熹以气论文，具有广泛深刻的意义，气有盛衰、高下、正邪、强弱、色彩、质地之不同，气与文章之内容形式的表达有关，气与艺术真实和生活逻辑在文学中的实现有关，气贯穿文章文学的始终。但朱熹的文气论是感觉式的，未成系统。其深刻意蕴的本质在于提倡文学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服务^[30]。

刘大櫆云：“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31]。文势概念，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其《定势》篇涉及文体和风格两方面。朱熹论韩愈文，也较多地使用了“文势”的概念，以分析文章语意脉络发展变化的趋势。《考异》文字中，大量精辟的分析说明了“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道理，体现出朱熹从文学角度认识韩文的深邃目光^[32]。

学者认为，为了传道的需要，朱熹推崇平淡自然的文章风格，创作中强调品德的涵养，其间自有“天生成腔子”，也就是行文之法。他强调法度，也不反对自出新意，自铸伟词，只是要求“变而不失其正”。他标举平淡，却也不主张淡而无味，而是希望“枯淡中有意思”^[33]。

出于“文道合一”和“文自道出”的观点，朱熹对唐宋古文作家进行过广泛的评论。他的批评极为中肯，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鉴赏力。

3.朱熹的诗论。不少研究者都碍于朱熹所言“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而对其诗论评价不高，或仅以“理学家诗人”、“理学家诗论”目之。但能较早认识朱子诗论价值的也大有人在。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东润先生就指出了朱熹之诗迥异于道学诗人和论诗不同于江西诗派之处：一、晦庵论诗，推重选体，重在情真语真，故晦庵之诗，亦多可读，与后代道学诗人迥不相同。二、论诗与江西派不同。“晦庵之时，适当江西派盛行之余。江西派推重老杜，尤推其夔州以后诗。晦庵之论，显然与之立异。”^[34]郭绍虞更指出朱熹“道学家兼诗人”的双重身份，说：朱子以道学家而兼诗人，故也论作诗，也论用诗，也长于知诗，“他可以本于道学家的见地，也可以本于诗人的见地，以论昔人之诗。是则朱子论诗不惟集道学家之大成，也且兼诗人之诗论而有之了。”“他对于用诗，不仅限于功利的教化主义，而在于得古人之高风远韵；对于作诗，也不仅属于言志载道，而重在其发萧散冲淡之趣；于是，对于知诗，也不会拘泥其内容，而遂能体会其风格。”^[35]王运熙也认同朱熹的“文学修养”，承认他“也是一位诗人”的身份：朱熹论文重道，论诗主志，主张不以工拙论诗，故对形式强调质朴自然。朱熹较富于文学修养，而且也是一位诗人，他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有时也表现出一些较好的见解^[36]。前辈学者所论，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进入90年代，学者们对朱熹诗歌理论有了更新更系统的认识。吴长庚考察了朱熹思想上学道与作诗的矛盾、理论提倡与创作实践之间矛盾的演变，有了新的发现，认为朱熹从“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到“不能不作”，继而到“真味发溢不能自已”，再到诗道对立消除，感悟到“未觉诗情与道妨”，表现为三个不同阶段。这种矛盾最终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谐融合^[37]。

莫砺锋考察了朱熹论历代诗歌的三个重点对象：先唐诗、唐诗、宋诗，指出：朱熹最为推重先唐诗歌自然朴素的风格，但不一味厚古薄今；对唐宋主要诗人多有肯定。他的批评大多含有针砭当下诗坛风气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朱熹善于独立思考，又精于鉴识，往往能以片言只语切中肯綮，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宝贵材料^[38]。石明庆在他的《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一书中，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理学家的诗论，把朱熹诗论的结构概括为：虚心明理的修养论和创作论；涵泳自得的鉴赏论和重人品的批评论；平淡自然的风格论和气象近道的境界论。

学者们注意到，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他对诗歌所抒情感的内容，自然是和他的伦理道德观念一致的，这往往成为研究者的口实和微词。而张毅作了很好的概括，他认为，朱熹对诗歌创作的要求是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将出自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群体的社会伦理规范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儒家中和之美的文学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39]。

4.此外，朱熹的作家论、风格论、鉴赏论以及文学史观等方面，都有研究者涉及。如莫砺锋先后发表过多篇论文，讨论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观点、朱熹文学家身份的历史性消解、朱熹的文学史观等。他从考察文学技巧的演进与文学评价的矛盾来分析朱熹的文学史观，并发掘它针砭时弊的进步意义，又由此进而探讨朱熹关于文学盛衰与国家盛衰关系的学说，都大大推进了研究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