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理学家金履祥编《濂洛风雅》，收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以下48家诗，此后，“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68]。理学诗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而与文学家之诗判然分途。自宋以来，对理学家诗的评价也判然分途。贬之者如严羽以下历代诗论家多以其言涉理路，谓之旁门，评价不高，其甚者指斥为“宋诗之一厄也”[69]。推崇者也不乏其人，如方回云：“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诸子，又有一朱文公。”[70]
拨乱反正以来，学术界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朱熹诗文作品有了更公允更深刻的认识。程千帆说：朱熹是道学家中最有成就的诗人，他不少的作品摆脱了以诗歌说教如邵雍《击壤集》那种恶道，清新活泼，形象鲜明[71]。石明庆说：朱熹诗歌“远师汉魏、近尚韩柳、融李杜宏大气象于陶韦平淡自然之中的清远诗风，也是独树一帜”[72]。
按莫砺锋的研究，朱熹诗歌从内容上可分五类：一是写实类，包含感时抚事之诗、反映民生疾苦之诗；二是抒情类，包含抒写孤寂情怀之诗、表现现实生活之诗；三是写景体味类；四是理趣类；五是游戏笔墨类。他对此各类诗均作了比较分析，认为，“朱熹是宋代最倾心于诗歌美的理学家，是一位真正合格的诗人”[73]。
许总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成就给以新的评价，他考察了中国哲理诗的类型与发展，认为宋代理学诗是宋代理学思想的诗化形态，南宋以陆范杨为标志的宋诗的中兴及其风格的趋变，是宋诗艺术高峰后的又一道波峰，而作为第二次理学兴盛的代表人物朱熹，则不仅成为整个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又以理学诗派的集大成者的身份，一面承续着其前辈的遗绪，一面构成南宋中期诗坛的重要内容。南宋中期大诗人对江西诗派的背离与超越，缘于江西诗派末流着意于句律范围的锤炼，并把诗歌创造凝定为一种僵化的模式，无法适应时代生活与内心情感的抒发的需要，因而从总体上看，诗风主潮已由生新瘦硬的雕琢性转变为浑灏流畅的自然性。这便恰恰与南宋理学家由倡“性情之正”而不满江西、并最终向崇尚自然的艺术风格定位如出一揆[74]。
理学家都写作古文，朱熹更是古文高手。清洪亮吉言：“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便把朱熹之文与陆游之诗置于同一层次水平评价。朱熹传世文集121卷，多为散文。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游记散文、叙事散文等多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得到近28年来学术界一致的好评。莫砺锋撰文，详论朱熹的散文创作，认为朱熹的散文既平正周详又简练明快，是宋代理学家中成就最高的古文作家。他的一些精美绝伦的山水游记，如《百丈山记》完全可与唐宋八大家相媲美[75]。其实，再加上《云谷记》《卧龙庵记》《记孙觌事》等，即置于唐宋八大家散文之中，也毫无逊色之处的。许总说：在宋代理学家中，既注重“明理”，又注重“学文”的，当以朱熹为典型代表。朱熹的文道观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有的文章能紧密结合实际，针对社会弊端，提出治国方略，无架空之论[76]。有学者注意到朱熹的近90篇散传，认为这些散传也有三个特点：扩大行状碑铭的写作内容，强化妇女墓志的思想主题，加强细节材料的艺术处理。它所带来的写作体例的变化和思想的强化，却掀起了后代散传创作变化的浪潮[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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