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论儒与道

闻一多论儒与道

李思乐

(东北师范大学)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争到汉代，尽管经过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然而道家并不曾被废黜。此后，儒道两家的思想一直在主宰着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动。

儒、道两家的思想，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两大主脉，儒家有孔、孟，道家有老、庄。孔、老作为两大学派的开创者，分别奠定了两大学派的基本宗旨，孟、庄则分别对孔、老的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使其臻于完善，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儒家的宗旨在于社会人生，道家的宗旨则在于天道自然，而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既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又必须依托于天道自然之下，这就是儒、道思想为什么能够长期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儒家思想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而孔子生前，尽管他曾周游列国推行他的“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终于没有得到奴隶主们的认可。

闻先生晚年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严厉地批判了儒、道思想。

闻先生首先指出了儒家产生的社会背景，他在《什么是儒家》中说：

中国社会……即约当商盘庚时起，便进入了奴隶制度阶段，这个制度渐次发展，在西周达到它的全盛期，到春秋中叶便成强弩之末了，所以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从盘庚到孔子，是我们历史上奴隶社会期。但就在孔子面前，历史已经在剧烈的变革着，转向到另一个时代，孔子一派人大声疾呼，企图阻止这一变革，然而无效。历史仍旧进行着，直到秦汉统一，变革的过程完毕了，这才需要暂时休息一下。趁着这个当儿，孔子的后学们，以董仲舒为代表，便将孔子的理想，略加修正，居然给实现了……

无疑，儒家思想，在孔子生前并没有得到“发扬光大”，秦汉统一之后，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俗话说“两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孟子是极力鼓吹这种小农经济的，但，在奴隶制的末代，不仅梁惠王不能实现他的主张，其他任何一个君主也同样不能实现。看他的理想有多么美好，他在《孟子·梁惠王》中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但是，孟子的理论也只能是一种空想。经过战国时代长期的战乱，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人们需要一种安定生息的社会环境，闻先生说，到了汉代，董仲舒的那“一帖理想的安眠药”便应运而生了，“因为这安眠药的魔力，中国社会便一觉睡了两千年”。

董仲舒那“一帖理想的安眠药”所以能够奏效，关键在于有它的社会基础，这基础便是皇权加上封建家长制，皇帝统治一国，家长统治一家。臣、与民对君主只能绝对的服从，君主有选择臣民的权力，臣民却没有选择君主的权力。

闻先生在《孔子与独裁主义》中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当从宗法制度来认识，而宗法制度实在是一种家族制度，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国与家不能分离，因而君臣的关系实即父子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是生理的，他们的名分是先天的，命定的，所以古称为“天属”。在封建社会，作为家长的父辈，被列入了“天地君亲师”的香火牌位中，天与地是抽象的空衔，君是“天之子”，是“香火牌位”上的第一把交椅，父是第二把交椅，师是第三把交椅，父要根据君的旨意，为儿子择师，师受君与家长的委托，掌握了实际上的教育大权。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君”与“亲”及“师”的上下的密切配合，才使儒家的思想，在全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推行。

闻先生在《关于儒·道·土匪》中说：“但封建社会的组织本是家庭的扩大，而封建社会的秩序是那家庭中父权式的以上临下的强制性的秩序，他的基本原则至多也只是强权第一，公理第二。当然秩序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即便是强权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尤其对于把握强权，制定秩序的上层阶级，那种秩序更是绝对的可宝。儒家思想便是以上层阶级的立场所给予那种秩序的理论的根据。”

闻先生说的儒家的理论根据，在《论语·颜渊》中表露得再明显不过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听后豁然开朗，如果自己失掉了这种秩序，恐怕连他为君的也要饿肚皮的。君主的统治是靠“亲”与“师”实现的，这正是“亲”与“师”在封建社会的“香火牌位”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原因。

闻先生在《什么是儒家》中说：“后来所谓“儒士”——寄食于贵族的知识分子。贵族和知识分子分掌政教，共同管理自己的奴隶‘附庸’，这对奴隶们和奴隶占有者“周人”双方都有利的，因为以居间的方式他们可以缓和主奴间的矛盾，他们实在做了当时社会机构中的缓冲阶层。”

作为封建社会缓冲阶层的知识分子中的“师”，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大，唐韩愈的著名文章《师说》，在阐说“师道”方面，对后代的影响不小，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这评价很高。当然，柳宗元对《师说》的评价是有依据的，《礼记·檀弓》说：“事君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亲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服勤至死，心丧三年。”可见儒家视师与君、父并重。在封建社会，人们视师如父，称为“师父”。在诗书门第的宾客当中，作为师，被尊为“西宾”，“西宾”的作用，实际上关系到每个诗书仕宦之家的盛衰。皇帝对“师”的依重，是因为师能帮助他稳固自己的统治，《圣谕广训》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固无人不在所教之中，专其督率之地，董以师儒之官，所以成人材而厚风俗，合秀顽强懦，使之归于一也。”所谓“归于一也”，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套来之孟子，《孟子》中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又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这样一来，师不仅教士，而且也要教一般老百姓。今人从现实出发，对韩愈的《师说》予以肯定，是无可厚非的。其实在韩愈的当时，他所说的“传道”，传的是什么道?无疑，传的是“孔孟之道”，授的是什么业?是科举之业。封建社会科举对人们的毒害，古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以及鲁迅在《孔乙己》中已经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科举，自隋代始，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改由诸州岁贡三人。至隋炀帝实行了进士等科。到了唐代科举的科目多到五十多，始有科举之称。其后宋代用帖经考试，明、清用八股取士。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才明令废除了科举。自隋文帝七年(公元587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1310年间，历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大都不曾离开儒家的“经典”。而当年的儒家“经典”，经过汉儒的封建伦理的政治教化的演绎，尤其是经过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的胡乱点化后，闻先生以为汉代的儒家已经不同于孔子时代的儒家；董仲舒以后的儒家，也已经不同于汉代的儒家了。

自宋代始，儒家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儒治经，侧重训诂制度。宋儒则附会经义而说天人性命之理。被后人称为“朱子”的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强调“去人欲，存天理”，号召恢复三代之治，希望“周孔之道长存”。他的学说，被视为理学正宗，他的《四书集注》成为讲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权威著作，是历代学子们必读的教科书，不知有多少人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到死也没有敲开科举的大门。

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历代的统治者，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加油站”的“站长”，同时儒家本身的“中庸之道”也起了推动的作用。因此，长期以来，“孔家店”是打而不倒的。

闻先生在《什么是儒家》一文中说：“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便是要使上下在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和平相处……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讲中庸之道，正因为他是站在中间的一种人。中庸之道，对上说，爱惜奴隶，便是爱惜自己的生产工具……对下说，反正是奴隶是做定了，苦也就吃定……孔子之所以宪章文武，尤其梦想周公，无非是初级统治阶级的奴隶管理政策，符合了缓冲阶级的利益，所谓的道统者，还是有其社会经济意义的。”

闻先生以为儒家思想决非一成不变的，它也在与时俱进，今天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早已不同于封建社会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了，我们完全可以汲取它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在这方面，闻先生可能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避而未谈，例如《论语》中，孔子论为学之道等方面，都是有益于今人的。孟子提倡的人本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是指君如何把自己的臣民当做社会主人看待的大问题。不这样，整个社会便颠倒了过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都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孟子》的一些突出的民主思想，在封建社会，被朱熹等儒者故意的曲解，或者干脆抹杀掉，《梁惠王下》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重视：“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矣?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的这种民主思想，不要说在两千多年以前，拿到如今，我们也不能说他是落后的。至于儒家思想中的那些糟粕，早在封建社会就被有识的人们扬弃了。记得幼年在家塾中就曾流传着一首俚句：

大明天子去偷牛，文武百官爬墙头，公公拉着儿媳手，儿子打破老子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俚句很可能产生于清朝，作者讲的是“大明天子”。在清朝，人们是绝对不敢讲“大清天子”的坏话的。

20世纪30年代初，许多人以为闻先生“躲进了象牙塔”、“钻进了故纸堆”，到1943年他在写给臧克家的一封信中，进行了强烈地抗辩，他说：“在你所常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止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他的目的何在……近几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又说：“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这时，闻先生尚不曾公开道出“我们这民族，这文化”得了什么病。到了1944年4月，闻先生从英国人韦尔斯的《人类的命运》的一段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中得到启发，感慨命笔作《关于儒·道·土匪》，纠正了韦尔斯逻辑上的错误，将韦尔斯的“儒·道·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闻先生认为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病源。当时，西联大钱穆教授的《国学概论》正在风行，闻先生在文章中，顺便点了他的名，说：“事到如今，我想即使是最冥顽的讳疾忌医派，如钱穆教授之流，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是生着病，而且病势的严重，病象的昭著，也许赛过了任何记录。”

闻先生在批判儒、墨、道时，言辞之激烈，也是在前人的著作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将儒家比做“偷儿”，将墨家比做“土匪”(沿用了韦尔斯的比喻)。他认为“偷儿”是“巧取”，“土匪”是“豪夺”，与韩非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正相吻合。至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不就是“无所不取，无所不夺”，而让人们看上去，好像是“一无所取，一无所夺”吗?闻先生说：“这不是骗子是什么?”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皇权与父权以及一些民，紧紧的拴在一起，然而，这种强权下的秩序，封杀了个人的自由，所以它不能永远的维持下去。闻先生说“墨家有见于此，想以慈母精神代替严父精神来维持秩序，无奈秩序已经动摇后，严父不能维持，慈母更不能维持。儿子大了，父亲管不了，母亲更管不了，所以墨家之归于失败，是势所必然的”。墨家代表的是刚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兼爱”、“非攻”，鼓吹小生产者参与政治活动。墨家的这一套，在当时必然遭到统治阶级的强烈反对。

闻先生说：“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于是秩序愈加解体了。秩序解体以后，有的分子根本怀疑家庭存在的必要，甚至咒诅家庭组织的本身，于是独自逃掉了，这种分子便是道家。”

道家的遁世，恰好帮助了儒家的成功，所以儒家仅仅是表面上反对道家，儒、道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这正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之所以能够容纳道家的根本原因。

原谅我曲解儒家的一句名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的“达”就是爬到上层，“居庙堂之高”，而真正能够“兼善天下”的达官贵人，在封建社会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穷”，爬不上去，只好“处江湖之远”，逃避现世，而“独善其身”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真是摸透了儒、道两家思想的精髓。

闻先生对儒、道合流的论述，精辟极了，他在《关于儒·道·土匪》中说：

……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这当然是对己最有利的办法了。甚至还用不着什么实际的“遁”，只要心理上一转，就身在宦海中也是遁，所谓“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朝市”者，是儒道合作中更高一层的境界。在这种合作中，权力来了，他以儒的名分来承受，义务来了，他又以道的资格说，本来我是什么也不管的。儒道交融的妙用，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称他们为偷儿和骗子，能算冤屈吗?

62年前闻先生论儒、道思想，必有其时代的烙印，如果今天闻先生还健在，再论儒道思想，一定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对儒、道思想的认识，写出更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