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诗论的影响

三、中西方诗论的影响

闻一多出身于书香世族，从小就对中国的传统诗学有着深厚的功底，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十分地仰慕与推崇。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的少年闻一多就曾对清华学校不重视国学课程的做法颇有微词。闻一多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热爱，尤其是对诗歌传统的继承，对他后来的现代格律诗论的提出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中国古典诗歌中，闻一多最为醉心推崇的是唐诗，特别是以律诗形式表现出来的盛唐气象。在后来闻一多的学术生涯中，他对于唐诗的研究成果是十分丰富的，著有《唐文学年表》、《唐诗要略》、《诗的唐朝》、《唐诗大系》等，足可以看出闻一多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的研究之深，用力之勤。在唐朝诗人中闻一多最为推崇的是杜甫，在《律诗底研究》中闻一多称赞杜甫“老去渐于律诗细”，因为杜诗的成就体现了闻一多心目中律诗的完美性。闻一多一系列的杜诗研究成果如《杜甫》、《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说杜丛钞》等显示了他后来力图在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继承上为现代格律诗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一条新路的决心与努力。

另外，深谙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的闻一多，在重视中国诗歌的格律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的意境美的理论。他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必须要达到意与境的统一。闻一多从中国文字的形象特征的角度，坚持“诗画同宗”，在创作实践上力图借鉴绘画的长处和优点，使诗歌在具有鲜明形象的同时，表达出诗人的主体情感，营造出动人的意境美。

在诗歌《红豆》中，闻一多就借用了“红豆”这个古典的意象，利用“红豆”与“情思”隐隐约约的联系，使整首诗情景交融，缠绵悱恻，显出一种含蓄而美丽的情调，从而达到一种“情”与“景”交融的意境美来。另外，在闻一多的诗作《红烛》中，红烛的燃烧的意象与生命燃烧有相通之处，既是他对李商隐的名句“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传统意象的继承，又是他对人生的“真”，以及对艺术的“美”的不懈追求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境中灵与肉永远不能调和的矛盾的象征与解释，从而使红烛这一意象具有了意蕴更为复杂的现代意味。像这类充满了意境美的诗歌，是诗人兼画家的闻一多运用了形象思维和视觉联想的方式，进行类似美术的再加工，唤醒了读者的想像力，是用文字绘出的中国画。闻一多从绘画的角度看抒情诗，认为无论是绘画还是抒情诗都需要形式，这一点在闻一多的思想观念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同意帕特(WaterPater)的主张：抒情诗的内容和形式都需要完美的结合。

同时，闻一多是在五四时期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新文化思潮中起步的，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充满美好憧憬和梦幻的闻一多，强烈表现出对现代文化意识的倾心，开始对西方文化和学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期间，闻一多于习画的同时广泛接触了西方英美诗歌，其中对闻一多现代格律诗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以济慈为代表的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学和美国20世纪意象主义的诗学主张。

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中给闻一多印象最深的是济慈，他特别推崇济慈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交织着热烈情感的想像力。同时，19世纪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就已经表现出了浓厚的唯美主义气质，如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就充满了唯美主义的浪漫气息，在《希腊古瓮颂》中，济慈把诗中所描绘的古瓮上的“大理石的英俊”，“娇娃的浮雕”，“被蹂躏的琼枝芳草”等图画都作为了永恒美的体现，对唯美主义作了生动的描绘。热爱艺术和绘画的闻一多，在创作《剑匣》时就受到了这首诗的启发。《剑匣》是想象中的艺术品，被雕琢得至美至善，象征着闻一多唯美主义的理想。在他想象中的剑匣里装满了各种颜色和光泽的宝石，刻满了中国的神像，印度的神像，西方爱神维纳斯的像，行吟的诗人……无一不是美的极品，无一不是美的化身和集中的体现。因此有人曾经就此论述说，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直接地影响了闻一多《剑匣》的创作，由济慈描绘和镌刻的动人故事，优美的田园风光，到闻一多对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史故事的描述，都体现了闻一多受了济慈的影响”。^[7]但是，中国的现实社会总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使闻一多不能像济慈、王尔德那样沉湎于唯美主义的离尘绝俗、形而上的纯美的意象当中。闻一多的唯美主义带有更多的“现实性”，早年的闻一多甚至把艺术看做是“救国”的途径之一，因此即使是受到了浓厚的唯美主义影响的《剑匣》，也艺术地道出了寻找改造社会的方略的内在心理选择，诗人的选择是虔诚而执著的，一度把它当做了终生的追求。因此，剑匣是美丽而精致的，但也是有它的用处的：“哦，我的剑匣修成了\我的剑有了永久的归宿了。”

另外，闻一多对于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内在心理选择和接受似乎更多地受到了他个人传统的诗歌趣味和作为职业画家的审美眼光的影响。因为首先美国意象派就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诗学影响的流派。美国意象派诗学理论对闻一多的现代格律诗论及“绘画美”美学原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意象对格律的重视，使闻一多意识到格律是诗的普遍要求。美国意象派诗人十分注重诗歌格律的美学价值，还特别强调诗歌格律的音乐性。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闻一多的诗歌理论。闻一多特别比较了国内早期白话诗与美国意象派诗歌的特点后指出，我国早期的白话诗人过于注重诗歌的散文化倾向，而忽略了诗歌格律的审美作用，因而认为现代格律诗论的提出对于我国新诗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美国意象派诗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鲜明意象的喜爱引起了闻一多深深的共鸣。美国意象派是接受和借鉴我国古代诗歌和日本短歌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诗歌流派，十分注重以凝炼、集中的语言来营造意象、意境。闻一多是比较早地接受了英美意象派影响的诗人，“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是他的美学追求，也是其新诗的鲜明特色。他在接受美国意象派诗学主张的同时，自觉运用中国传统比兴手法，他的写景诗尤其重视以带有各种色彩的景物创造象征的意象，选择和提炼富有特征的景物来创造诗的意象和意境，从而独创出一系列属于他个人的、既具有强烈中国传统特色，又具有现代审美意味的意象来，如“西风”、“冷月”、“冻蛇”、“死水”等。因此，美国意象派诗学主张对于闻一多反思早期白话诗存在的过于散漫的问题，寻找新的诗歌创作途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

再次，闻一多吸收了美国意象派诗学要求诗要表现画面和色彩的诗学主张，形成他的现代格律诗论中“绘画美”的理论来源之一。意象派对于色彩的敏感，表现色彩的技巧，直接影响了闻一多的创作。闻一多十分坦然地承认美国诗人佛莱琪的诗作直接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是设色的神手。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佛莱琪唤醒了我对色彩的感觉，我现在正做一首长诗，名《秋色》——一篇色彩的研究。”^[8]意象派诗人对色彩的敏感，表现色彩的技巧，直接影响了闻一多的创作。闻一多承认美国诗人佛莱琪给他的赐予，引发了他的灵感。在他看见芝加哥公园斑斓的秋色时，联想到了黄浦江和紫禁城，写出了他的重要诗篇《秋色》。

意象派的这些诗学主张，成为意象派诗学中最富于特色的内容，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诗歌创作中的普遍特征。所有的意象派诗人，包括深受闻一多喜爱的美国意象派诗人G.佛莱琪，和爱米·洛威尔在内，都自觉在诗歌创作中凸现意象，以鲜明的色彩和画面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思想和情感的震撼。意象派的这些诗学主张深刻地为闻一多所体会和接受，并使他在建立现代格律诗论时，有所借鉴和吸收。在1928年闻一多发表的《先拉飞主义》一文中，就通过一批画家、诗人、艺术家的介绍，探讨了诗与画的关系。他认为“诗中有画”这种“艺术类型”的混乱以及“移置”现象，蕴含着现代艺术的曙光。

因此，惠特克(M.M.Whitace)在他的《英文诗对闻一多的影响》一文中认为：闻一多的文艺境界已经被西方诗歌和绘画拓得更宽；西方历代积累的杰作都是他觉得值得模仿的，中西方的诗论和画论都对他的新格律诗诗论及新诗的创作实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乐黛云主编，刘介民著：《闻一多——寻觅时空的最佳点》，2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2]时萌：《闻一多诗歌艺术散论》，见《闻一多研究资料》，605页，太原：北岳出版社，1986。

[3]乐黛云主编，刘介民著：《闻一多——寻觅时空的最佳点》，18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4]闻一多：《论〈悔与回〉》，《闻一多全集》第9卷，44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闻一多：《致闻家驷》，《闻一多全集》第12卷，12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闻一多：《二月庐漫记》，《闻一多全集》第1卷，3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乐黛云主编，刘介民著：《闻一多——寻觅时空的最佳点》，56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8]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怀人丛录》，105页，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