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诗论及杂文与人格之多维一体的方正和圆满

诗作诗论及杂文与人格之多维一体的方正和圆满

李乐平

(广东海洋大学)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在针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多将其文和其人相结合。如对屈原、杜甫、孟浩然、庄子、陆游等人的研究即是，他把其文都当做诗家人格的表现。其实，我们研究闻一多，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就更能看出无论其诗作诗论乃至杂文，均是其人格的体现：正义、求真、求善、求美，凡事追求完美和极致。

闻一多的代表诗作《死水》就典型地体现出其方正的人格特征。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将该诗的所谓“豆腐块”形式和其人格作机械的类比，而是认为闻一多之所以创作如此格律的新诗，更在于他对当时新诗过分自由化“瓦釜雷鸣”现象的反拨。他极其痛恨“‘始作俑者’的胡(适，笔者注)先生”等不仅在“创作界作俑”，而且，还“要在批评界作俑”。^[1]正因为此，很早就欲“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2]，且认为“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要一鸣惊人则当挑战”^[3]的闻一多才极具针对性地于留学归国后写出《诗的格律》这篇挑战性的诗学论文提出诗的“三美”主张尤其强调“建筑美”内容并身体力行地亲自率众实践。由是可以看出，闻一多之《诗的格律》更是其方正人格的真正体现。

闻一多追求格律是为了“圆满”。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所忽视的现象。他说：“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用艺术来补充它。”同时还引用西方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之语“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以解释。闻一多虽然也相信“自然界里面也可以发现出美来”，但他认为“不过那是偶然的事”。而“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了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因此，他又引用韩愈之语“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作论据。然后，他就果断地说：“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这是因为，“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闻一多以其《死水》诗之“音节”特点作论据，说“这首诗从第一行”以至“以后每一行都是用三个‘二字尺’和一个‘三字尺’构成”，并且认为这首诗是他“第一次在音节上最满意的试验”。而且，他还断言，从此以后“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而“这个大波的荡动是进步还是退化?”闻一多则自信地说“不久也就自然有了定论”。^[4]文如其人。我们从闻一多《诗的格律》中极具挑战性的言辞里，确实看到了闻一多的性格特征即方正和追求圆满，同时也看到了他之一丝不苟的严谨和科学精神。当然，能够体现闻一多人格特征的并不仅限于《诗的格律》，闻一多的其他诗学论文如《戏剧的歧途》和《先拉飞主义》以及此前的《〈冬夜〉评论》、《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女神〉之地方色彩》、《泰果尔批评》等都体现着闻一多的方正人格：追求艺术的完美和极致。尤其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这篇文艺时评中，就更体现出他的人格特征。他首先用反问的语气肯定了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后，又引用德林克瓦特语之“爱国精神在文学里”，“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与美的逝灭，于死的逼近，与对妇人的爱，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因此，闻一多说“他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不仅“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而且“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就在他追求唯美主义达到极端的当时，他希望诗人超脱艺术致命伤的理性，而要求“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并认为“诗人若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换句话说，这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虽然如此，但闻一多依然认为不够，于是他说：“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要现身说法不可。”而这现身的“说法”，就是“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所以，闻一多认为“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而“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5]我们在此应该说明的是，闻一多此一时期本是追求唯美主义反对文学创作的功利性，然而，当“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来”^[6]的时候，他却又不反对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并极力强调文学和爱国相结合。这表面看来虽然属于文艺观问题，其实，却是和其人格紧密相连的。并且，这种人格越到后来，就表现得越鲜明。他所崇尚的“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以及“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之精神，最终成就他完成了生命的一首最壮美诗篇。而他之“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这句名言，则成为他在文学创作和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不仅爱国主义的精神始终贯穿在其诗作中，而且，他更是蘸着自己鲜红的热血，用生命写就了自己横贯长空的灿烂诗篇。

我们之所以认为《死水》诗体现了闻一多的“方正”人格，这当然可从很多方面加以分析。首先该诗的形式属于高层方块式，其次典型地体现了闻一多当时格律化的唯美追求，然而更重要的，还须从内容的角度进行考察，这就是闻一多以其强烈的正义感通过对于噩梦般的现实所进行的强烈诅咒所表现出来的炽热的爱国情感。尽管诗人后来极力说：“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然而那是他于后来转变文艺观后否认自己当年曾经极端追求唯美艺术的辩解抑或是谦虚。但无论如何，他之诗作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谁也不能否认，尤其诗作艺术地表现闻一多这座爆发的火山并将那蕴藏着光热的岩浆在其“死水”的下面鼓涌运行，这才使我们如当年的陈梦家先生一样不仅知道闻一多“有火”，而且，还从其《死水》中看出其“火”。^[7]当然，能够体现闻一多爱国思想以及方正性格特征的诗很多，诸如《春光》、《心跳》、《发现》、《祈祷》、《罪过》、《天安门》、《七子之歌》、《长城下之哀歌》和《我是中国人》，等等。我们可以不对这些诗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诗人即闻一多的形象就在这些诗中呈现于我们的眼前。这就犹如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中说他“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指《离骚》，笔者注)，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众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闻一多接着说：“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骂街吧！”^[8]跳出剧中人的身份，诉说自己的情思和怨愤，这是《离骚》带给闻一多的感受，同样是我们读闻诗的感受。作家的人格全在诗中表现出来，由是我们可知：闻一多其诗，就是闻一多其人；闻一多其人，就是闻一多其诗。文如其人，言为心声。这样看来，闻一多在其诗论中孜孜以求的价值追寻和在其诗作中诸多情感的表现，都是其主体意识的客观外化。闻一多虽然经历了由诗人到学者再到“斗士”的转变，然而，他的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操守却始终没变。如果说闻一多前期“艺术为艺术”欲“一鸣惊人”要“打出招牌”并“进行挑衅”对诗坛“瓦缶雷鸣”现象进行反拨实现其年轻人的理想抱负是为求得圆满，那么，其后期转变为“艺术为人民”的艺术观尤其转变为民主“斗士”不断求索的精神历程，同样是因为其方正人格以求得圆满，只不过是由对艺术的关心转向对人民和民族命运的关心而已。这样，闻一多就不仅强调诗之“鼓的声律”，而且，他还强调“鼓的情绪”。只有在这时，他才认为田间《人民的舞》“是鞍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弥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甚至是，如诗人Robert Lindsey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ne O'Neil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人的原始的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和力”。闻一多所以如此肯定诗之“鼓”的情绪和声律，这不仅由于现实生活时时刻刻把他从诗境拉到尘境的缘故，更因为此时他认为这“鼓”声，能“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9]我们说，只有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闻一多才会抛弃“艺术为艺术”的观念而主张“艺术为人民”。因此，他在这时开始反对陶渊明的逃避社会，反对谢灵运的玩弄文字，而赞赏杜甫“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并“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以及“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更赞赏“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从小我而走向大我”。因此，他在这时的诗美追求就不仅要“效率”而更要“价值”；而且，尤其“要诗成为‘负责的宣传’”。^[10]在“文艺作品如何反映民主主义内容的问题”上，闻一多更认为“一个文艺家应该同时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就当时的“情形看来，恐怕做一个中国人比作一个文艺家更重要”。闻一多在此所说的“中国人”，^[11]其实就是文艺家的“良知”。闻一多当然是最具“良知”且性格“喜欢走极端”^[12]的诗论家，正因为此，他才会由一个执著追求艺术的诗人和潜心于研究学问的学者转变为民主“斗士”。因此，当他面对着“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即“国家至上”时，他愤怒地发问：“国家究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闻一多又进一步说：“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因此，“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又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八年抗战不仅使“老百姓的负担加重”，而且“农民的生活尤其惨”，虽然“国家所损失的已经取偿于人民，万一一块块的土地和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资连同人民一块儿丢给敌人”，但这“于国家似乎也无关痛痒”，所以，闻一多以斩钉截铁地口气说：“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13]正因为要坚持“人民至上”这个信念，所以，闻一多此时一改人们对于屈原“爱国诗人”的传统认识而认为其为“人民的诗人”。而使闻一多认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的理由，“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则“是他的‘行义’”而“不是他的‘文采’”。之所以如此，闻一多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的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的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在此，闻一多和传统历史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楚国是“亡于农民革命”，而不是“亡于秦兵”。所以，闻一多之“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并且，“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于人民相配合”^[14]等观点，实际上就是他以屈原的行为作楷模并作人民的代言人，向着当时的腐朽政权攻击。《兽·人·鬼》就是闻一多针对当时发生于昆明的国民党镇压学生的“一二·一”惨案而写的一篇讨伐檄文。面对着刽子手们的“兽行，或超兽行”，闻一多义愤填膺，指出在此“兽行”面前无须“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而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15]并且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如果谁认为闻一多如此抨击国民党“兽行”还不足以表现其“方正”人格，那么请看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对于蒋介石的指责。他说署名蒋介石为作者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对于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闻一多说他“简直被那里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而且“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就是这样想法的吗?”因为“五四”给闻一多的“影响太深”，所以，《中国之命运》所提倡的“伦理”和“忠孝”等观念“公开的向‘五四’宣战”，他“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6]敢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向蒋介石发出质问，这就不难让我们理解他之后来敢于面对国民党的手枪却拍案而起的行为。闻一多《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说：“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韩愈。”他说：“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到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作好事，而是骂人叫人不敢作坏事。”闻一多将这种行为称做是“文人的态度”。^[17]作为诗人，学者乃至“斗士”的文人，闻一多和韩愈、鲁迅一样，都是让我们在一想到他时，使我们首先想到他的不是诗人、学者，而是具有崇高人格魅力的战斗“文人”。

诚然，正如“金银盾”具有两面性一样，闻一多的人格亦具有复杂性。比方说他主张正义，所以他肯定屈原，并认为屈原的价值在其“行义”而不在“文采”；他热爱人民并关心他们的疾苦，所以他肯定杜甫，和杜甫一样把“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并且“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敢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他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于是也和鲁迅一样“勇敢、坚决地做他自己认为应做的事”，所以他肯定鲁迅并和鲁迅一样“在文化战线上打着大旗冲锋陷阵”；^[18]他追求诗美但却“不能适应环境”，^[19]所以他肯定庄子的超脱和飘逸。当然，闻一多肯定庄子的原因很多。虽然他于后来从“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20]之文学审美乃至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否定他之对于庄子的崇拜。因为，他之前期的尊崇庄子，正是建立在人格高洁的基石上。尤其他因“不能适应环境”在“向外发展的道路上既走不通”而“不能不转向内走”^[21]由诗人转为学者时，他在这时崇尚庄子的其实属于“绅士”型人格特征。而此，又是源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传统思想。所以，他才在这一时期钻进故纸堆而潜心研究学术并接受了庄子。我们说，闻一多对于庄子的接受，是任一位具有像他那样经历且具有高洁人格文人的必然选择。当然，闻一多最终还是从“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然而他之钻进去原本是要“刳其肠肚”的言说虽然夸大，但他钻进去之后刳了其肠肚却是事实。而且，在其刳了肠肚后最终又由其“绅士”转变而为“斗士”。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外部表现为社会“逼得我们没有路走”。^[22]闻一多当时尚且过着“四千元一担的米价和八口之家”^[23]的日子，就更可想象全国百姓所遭受的生灵涂炭。因此，这就不能不让始终执著认为“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24]的闻一多“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并让他“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25]于是，这才终于有了闻一多由“绅士”到“斗士”的转变。而正因为有了闻一多由“绅士”到“斗士”的转变，这才最终导致他之率真的“诗性”与“诗情”大发走上十字街头，并且有了他那最后一次讲演的慷慨激昂以及最后一次讲演罢的惨烈悲壮。他之“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26]的呐喊，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声音。闻一多以其生命之花，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壮美的诗篇。他用这生命所写之诗，就更加凸显其方正人格并使其方正人格获得最大圆满。

只是我们还要说明的是，闻一多最终由“绅士”转变为“斗士”的历程，并非政治家的政治表现而是坚持正义、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行为，完全是他高洁人格和纯真情感的选择。正是闻一多最终选择了与时代拥抱，这才使他用生命创造了中国“新诗格律”(专指生命之花)的“绝唱”。虽然他的这一生命“绝唱”源于其方正人格，然而其方正人格的“绝唱”却又使其诗作诗论乃至杂文的品位得到彰显。正如闻一多所赞赏韩愈和鲁迅“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到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这才使我们“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一样，闻一多以其宝贵生命创作的“诗篇”，就更使我们看到其人格的崇高。

闻一多最终是由“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但他生命之诗和诗之生命的永垂不朽，却还是源自庄子的“真人”思想即闻一多所认为“人格化了的灵魂”。他说：“所谓‘道’或‘天’实即‘灵魂’的代替字，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是生命的本体，所以是真的。”他还说：“反过来这肉体的存在便是假的。真的是‘天’，假的是‘人’。”^[27]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虽然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有了他的“道”，他却能获得圆满和永生。

【注释】

[1]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9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8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第12卷，21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2卷，14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闻一多全集》第2卷，13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第12卷，7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闻一多：《致臧克家》，《闻一多全集》第12卷，38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8]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5卷，2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9]闻一多：《时代的鼓手》，《闻一多全集》第2卷，20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0]闻一多：《诗与批评》，《闻一多全集》第2卷，22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1]闻一多：《论文艺的民主问题》，《闻一多全集》第2卷，22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2]闻一多：《论文艺的民主问题》，《闻一多全集》第2卷，22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3]闻一多：《人民的世纪》，《闻一多全集》第2卷，40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4]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全集》第5卷，2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5]闻一多：《兽·人·鬼》，《闻一多全集》第2卷，42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6]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第2卷，43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7]闻一多：《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闻一多全集》第2卷，35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8]闻一多：《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闻一多全集》第2卷，42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9]闻一多：《致饶孟侃》，《闻一多全集》第12卷，2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0]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第12卷，43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1]闻一多：《致饶孟侃》，《闻一多全集》第12卷，2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2]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闻一多全集》第2卷，19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3]闻一多：《致臧克家》，《闻一多全集》第12卷，38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4]闻一多：《闻一多先生年谱》，《闻一多全集》第12卷，48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5]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闻一多全集》第2卷，19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6]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全集》第2卷，45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7]闻一多：《道教的精神》，《闻一多全集》第9卷，45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