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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史诗式的散文诗

时间:2022-01-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的散文诗继“五四”的奠基以后,到今天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与中国散文诗研究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什么又是史诗式的散文诗?在创作史诗式的散文诗时,又需要哪些相适应的美学标准?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是允许我们将史诗与散文有机结合,从而派生出史诗式的散文诗。因此,我们在诞生优秀的散文诗的同时,不能诞生伟大的散文诗,这是散文诗的悲剧。

试论史诗式的散文诗

中国的散文诗继“五四”的奠基以后,到今天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与中国散文诗研究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散文诗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散文诗的理论与创作已进入空前的繁荣阶段,那么,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可以忽视理论而另辟蹊径的境界了呢?笔者认为,这不容我们盲目乐观。因为,我们现在约定俗成的散文诗的美学标准已经限制了我们向上的高度,或者说,我们的理论和创作的经验,还没有达到创作史诗式的散文诗的高度。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悲壮得像史诗一样,或说像史诗一样宏伟。

那么,什么是史诗?什么又是史诗式的散文诗?史诗式的散文诗表现于哪些范畴?在创作史诗式的散文诗时,又需要哪些相适应的美学标准?

什么是史诗?史诗一般来说包括两种意思。

第一种是指古代的那些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反映具有重大意义或反映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或以传说中的神话为内容,塑造出著名的英雄人物的形象,歌颂其丰功伟绩。

第二种是指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

史诗的结构宏大,气势雄浑,描写范围广阔,抨击一个时期的弊端,并为那个时期指出一条出路或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众所周知,古希腊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长达一万五千多行,藏族古代的长篇叙事诗《格萨尔王传》,约有一百多万行,这无疑给我们史诗式的散文诗提供了实际的创造依据。

既然,散文诗是诗与散文的有机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那么诗就包括史诗。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是允许我们将史诗与散文有机结合,从而派生出史诗式的散文诗。

一篇优秀的作品不一定伟大,伟大的作品是绝对优秀的,因此,我们的散文诗要突破的局限就是“夹岸数十步”的桃花源。因此,我们在诞生优秀的散文诗的同时,不能诞生伟大的散文诗,这是散文诗的悲剧。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哪一首散文诗加上了这桂冠式的状语呢?

我们在座的都是辛勤笔耕的散文诗作家们,也许,在我们生活中就蕴藏着实实在在的史诗,不过我们一遍遍犁开了地的表皮,这只是我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相同的事情,而没有向纵深发掘,开拓到表皮以下的宝藏,从而创造我们散文诗的事业。

这里,请允许我表示一下“杞人忧天”式的遗憾。

在我们的散文诗的发展和创造中,有一个二律背反:我们一方面在继承散文诗的理论和创作来提高和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和范围,当这种理论和实际创作的自成体系,历史性地摆在我们面前时,同时又被这种约定俗成的理论窒息时,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完成一次散文诗的自我革命呢?

散文诗,一开始就以短小著称,这实在是一种误区。我们的散文诗理论工作者美其名曰“不短小者,非精练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以此类推,长诗和长篇散文是否就范了不精炼的毛病?我看未必。

其实,中国散文诗的先驱们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1922年,在中国散文诗的热潮中,刘半农与郑振铎先生一致认为“散文诗是诗和散文的融合与升华”,由此看来,我们也用不着去画地为牢。

当然,前辈们的散文诗创作时,不自觉地写得短小,那是因为没有相应的体系,如果我们继续套用“削足适履”式的散文诗理论,那我们只是把别人做过的事重新做了一篇而已,内容不同,形式一样罢了。如果说,前辈们的散文诗写得短小,我看来未必是,比如鲁迅先生的《野草》集,请允许我牵强地说,《野草》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它是以当今组诗的形式出现的散文诗呢?

我想,我如此看法,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也会同意的。

我个人认为《野草》是一部趋近于史诗的散文诗,因为它必定是1927年的高峰。

今天,在我们散文诗的兴盛时期,如何避免步入沉寂呢?

那就只有让散文诗走出自选的柴扉,从而建立一座大厦,这座大厦就是史诗式的散文诗。

只有致力于散文诗的史诗化,才能保持散文诗的优势,因此,它的成长才具有强大的底蕴!

当史诗式的散文式必须出现地我们面前时,它也有相应的创作要求出现。

散文诗理论工作者陈少松先生认为:散文诗以500字为宜,写长了多是叙事散文诗。目前,仍没有作品问世,我对如此悲观的看法感到茫然,500字为宜,过500字,就不宜吗?有小花三五朵足矣,难道一个大观园就不宜?不管叙事性也好,抒情性也好,应该是不拘一格。

现在相继出现的“报告体散文诗”值得一提,因为这是作为反映一个时代的繁荣概貌而出现的,是有意或无意地向史诗式的散文诗努力。

譬如:上海青年诗人桂兴华与别人合作的《世纪之光》载于《文学报》就完成了这个方面的努力。

他们的这个《世纪之光》我不把它认为是诗,把它看成是散文恐怕更适宜。因为,他们的诗是以自由的形式出现,没有了那种诸如押韵之类的约束,整篇文章都以回荡着一种内在的音乐美,句式也是纯粹的自由诗。

内容是反映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这可谓宏大,当然,我现在把它称为史诗式的散文诗,只是说,现在,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有人在向这个方面努力。

现代的文坛上,终于诞生了这趋近于史诗式的散文诗,是我们散文诗的荣幸,在此基础上,不知我们还要经过几代散文诗作家们的努力,才能迎来另一个史诗式的兴盛时期。

史诗式的散文诗究竟有哪些美学标准呢?

我现在站在门外谈一谈。

谈散文诗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阶级性。

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态存在,散文诗也不置可否地在这个意识的范畴,意识又有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之分,它们在区别中又统一,当前,我们的散文诗似乎显得很超脱,避开社会意识不谈,而在有我的境界中不食人间烟火。这就难免在散文诗的创作中难逃走样或变形的厄运。以至让人产生一种误解,散文诗,就是再现了小花、小草之类艺术。

当提到史诗式的要求,这显然适应发展的要求。

因为,任何个人意识都不能脱离社会意识,否则,就会有置民族性和时代感而不顾,去表现个别的嫌疑。

那么,散文诗如何才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那么在散文诗的创作中,群体意识的存在和创造,就是散文诗的作者创造的,诗中有没有群体意识,我们暂且把它看成是否是史诗的一个指标。

在什么样的物资条件下,决定什么样的意识,这个先决条件说明,中国式的审美和对散文诗的要求一言蔽之曰:是由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物质决定的,那么,那种风花雪月似的吟唱,显然不能满足人的审美要求,或者说,无法在当今的中国唤起民族的振奋。

散文诗,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它必然应该打上时代的烙印。

那么,我是否是可以这样说,那种“阳春白雪”在这个时代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为具有时代性的史诗式的散文诗努力?

民族性,中国素有诗的国度之称,中华民族在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所产生的那种审美需求,观念和渴望是必须有中国式的特点。这个特点,越是鲜明,越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和欣赏的方式。

要想创用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散文诗,是不是应有这种鲜明的特色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们不需要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而是站在散文诗怎样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的,在史诗式的散文诗中强调民族特色,绝不是对散文诗的苛求!

散文诗的阶级性呢?其实,散文诗的阶级性也是取决于意识的范畴,它是由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同时,又受这个物质条件下产生的意识而影响和制约。不同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散文诗格调,假如在对立的阶级中,散文诗的形式和内容是有差异甚至对立的,那么,我们的散文诗是否是能在我们本阶级的立场上有非常的战斗力呢?我看是不尽如人意的。

在致力于史诗式的散文诗中重提阶级性,实在是散文诗坚持“双百方针”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的强身运动。

散文诗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是相互渗透的,它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并相辅相成的构成史诗式的散文诗框架。

任何一个国度的伟大作品,都是一这时代民族的、阶级的艺术需求和人们理想的完美体现。

中国的散文诗不应该失去这个艺术指标。

散文诗的悲壮美。

当散文诗身陷婉约的美学家在他的《现代美学问题》中说,秀美首先是爱的表示,为此,人们才喜欢它。

其实,从哲学的角度上说:“只有在某一方面欠缺的东西,才能激起呼唤。”呼唤爱,本身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缺乏,因此,我们可以说,秀美本身是一种值得怜悯的形式,这是秀美中特有的伤感。

也许,伤感与悲剧具有某种相似。

那么,我们以伤感和怜悯的圈子上任意一点起飞,又将有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这就是我现在要说的悲壮。

当大地托起她那猝然倒下的身躯时,历史便悲痛而崇敬地把她置于夜之苍穹,像一轮高贵而明洁的月亮,在夜的混沌而黑暗的氛围中……

——《张志新》刘虔

这一首给张志新的诗,我们首先感到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崇高的悲壮。

又如:刘虔的《废墟上的吟哦……》和《大地的思索》都渗透了这种悲壮,这种悲壮首先是历史的,其次才是美学的。

那么,散文诗看来并不是与悲剧性的快感格格不入的,甚至还是有一种天然的天赋,这种天赋就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的,那种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纵深感。

也许,散文诗要在表达这种史诗式的形式,或者说高格调的颂歌,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叙事性,但是艺术的感染力,并不取决于叙事还是抒情性,而是在于艺术作品本身揭示的东西。

因此,散文诗的功能是很显然不是那种以短小著称,并冠以标志之类的语言。

因此,我们最先诞生短篇小说的时候,是否就把中、长篇看成怪胎呢?

既然,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体系和规律都在探索之中,我们务必要抛弃那种非本质的东西。

再如,韩嘉川先生的《活泉》见1987年6号《青海潮》。

峡谷,咽下太阳,使山巅的千层岩骤然苍老的,如牧羊汉被岁月勒紧的脸。

……

为了纯净,须有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做祭品。

这篇散文诗对我们民族的残忍和愚昧给予鞭笞,这使我们感到,在表现民族深层意识时区别于其他的散文诗。

那么,散文诗的悲壮,是否就是稀释自己的感情,欲赋新词强说愁呢?不是,诗和史诗相比,绝不是简单的放大。而是由现实生活的素材决定的,没有那种时代感和民族责任感是不相适宜的。

史诗式的散文诗的崇高与宏大。

什么是崇高,如果单按字面的意识来理解,我们也用不着大动干戈,因为它不仅是“最高”或“高尚”而已,如果我们把它纳入美学的范畴,这也不同了,再让它变成散文诗的壮语,这大概又着实该费一番力气了。崇高的散文诗,那么,这时的崇高我认为它不只是包含了最初的意思。而且,一个诗人感应时代后,经过情感的冶炼,从心灵深处响起的回音。这种声音,必须是震憾人心的,唤起人民强烈的爱、憎,在人们的心中产生惊天动魄的感召力。

这时的崇高,是一种哲学意义的崇高,是一种美学中的高度。

现在,我们的散文诗是否有些阳气不足呢?有一个诗人这样说过:“诗就是给灵魂增加一点美。”那么,悲壮,是不是美。

我们的散文诗始终给人一种轻巧的感觉。这不是不好。而是有它的弊端,实在不宜散文诗的创造和发展。

美感的真正本质是爱,始终是一种单纯的快感,而崇高感就不一样了,它的快感是由多种感觉转化而来,是恢弘与博大的再现,从而使投入一种复杂而又惊奇的心境。

我们的散文诗是否对此不感兴趣,而在轻巧,纤柔的单纯情感中,从一而终呢?

美的散文诗只是一种自我宣泄和情欲的表现,崇高的散文诗是全面地强调社会和人类的真正本质,是诗人对人与社会的严肃的思考,是生命力的强烈抨击。

我们现在应该抛弃的不仅仅是散文诗的媚颜,而且,更应该写出优美中的消极快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讴歌的是那些引发我们崇高感的事实。

如果我们在创作中不能辨别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崇高的本质,我们只是自诩的诗人。

崇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巨大的,有力度的感性形式。重大而深刻的理性内容,美与丑,善与恶斗争的艰巨过程,这就是崇高的对象表现出的特点。这是优美的散文诗鞭长莫及的。

散文诗的宏大呢?宏大在很大程度上是指题材。

那么,什么是史诗式的散文诗呢?

我想应这样定义:崇高的不朽的形象和艺术典型,特别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和巨大的教育感染力的散文诗,称为史诗式的散文诗。

敬请指正,欢迎批评!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此文系作者在中外散文诗嘉峪关年会上的交流论文,并荣获年度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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