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吟诵者的比较

二、史诗吟诵者的比较

“史诗吟诵”是希腊史诗传统中的一种风俗，“史诗吟诵诗人”则是民间职业歌手。而见诸《国语》、《周礼》等典籍的先秦时期的瞽矇讽诵故事，小史等史职于祭祀等场合“讽诵诗、世帝系”则是一种制度，瞽矇、小史等是由王朝任命的官员，代表着官方的立场。两者之间在方式上虽然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但区别也比较明显。

在古希腊，“史诗吟诵诗人”是表演者，也是创作者，他们将不同时代表演对口述方式的需要加进表演的再创作过程中。史诗吟诵者的继承性是一种历时的现实。一代代的史诗吟诵者将遥远的荷马与荷马史诗在历史阶段中的“当代”表演联结起来，史诗吟诵者历时的现实在各种神话中都有间接的表述，这些神话把《荷马史诗》创作的固定性与史诗吟诵者表演的固定化联结起来。学者们研究指出，《荷马史诗》是由职业歌手代代传承下来的作为表达“民间记忆”的创作，是“聚合结集的过程”所导致的。史诗诗人的叙事选择性不由国王决定，而取决于歌手所代表的群体的、大众的喜好与节日庆典的需要^[55]。

在中国上古时代，史诗吟诵者主要是巫祝瞽史之官，史诗吟诵的内容则由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决定，史诗的娱乐性成分较少，偶尔受到个别国君和贵族的重视，亦被视为有悖于德行的举动。《国语·周语》载单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表明“瞽史”是“知天道”的人。周人“临事有瞽史之导”（《楚语》），“瞽史教诲”（《周语》），表明“瞽史”是统治机构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官职。顾颉刚《左丘失明》论定“史与瞽之所为辄被人视同一体”^[56]，皆因“瞽”、“史”其术相通。瞽史也带有瞽善于诵古的特长。《左氏春秋》的著作权归之于左丘明，与《荷马史诗》之归功于荷马相似。左丘明与荷马一样，可能是若干故事吟诵诗人的代表。

据典籍载，史主叙事^[57]，神话传说、前代故志、历史掌故多出其口传。要其原始，史又出于巫，故文献多巫史、祝史并称。《国语·楚语》观射父答昭王问云：“家为巫史。”孔颖达《周易正义·巽卦》：“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这里的“史”即是“祝”，指主持祭祀者。巫在三代时亦即是祝，所以陈梦家认为：“祝即是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卜辞卜、史、祝三者权分尚混合，而卜史预测风雨休咎，又为王占梦，其事皆巫事而皆掌之于史。”^[58]这些都表明他们实际上早期职能比较集中，后来逐渐分工细化、专门化。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们是最早掌握了诗歌技巧的角色。

荷马是众多的希腊史诗吟诵者的代表。西方传统的观点认为，荷马不仅是英雄史诗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英雄。古希腊的制度倾向于对传统的追溯，希腊人自己将某一制度和成就的取得追溯到一个原始的创造者身上，这一文化英雄被信以为全部文化制度的权威，人们常常把社会的主要成就归功于他。即便这些成就的取得其实是通过漫长的社会进化过程，但人们仍然把这些成就的取得看作是一位文化英雄偶然、个人的成就。对荷马也是这样：他被追溯为英雄史诗的独创的天才，他是一位原创性的诗人（proto-poet）。但后来“分辨派”的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荷马史诗》是层累地形成的，也就是说荷马不止一个，而且荷马也不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59]。这样，荷马不是处在《荷马史诗》起源或最终形成的两个端口的天才，而应当是在史诗传唱过程中最为杰出的一个。

史诗的吟诵，实际情形相当复杂。以《伊利亚特》、《奥德赛》的篇幅长度，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场合演唱它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古希腊社会背景中，吟诵者可以对史诗的长度、叙述的顺序进行适度的调整、控制^[60]。如在泛雅典节日，表演模式的演化定型导致了创作模式的演化定型，为表演的创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娱悦听众的创作，是表演过程的核心。

而在中国上古时期，史官受史鉴意识和载笔职能的过度束缚，历史讲述背负着兴亡之诫与道德伦理说教的双重负担，使之在史诗吟诵中放弃娱悦听者的中心任务，而将重心置于史诗文本背后隐含的历史规律与道德箴诫之上^[61]。王先霈认为：“在中国上古和在古希腊，叙事话语权掌握在不同的群体手里，有截然不同的叙事体制和机制，这就决定着叙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62]这样对于大体熟悉相关史诗文本涉及的历史掌故的阶层——同时也是史诗接受者——存在着将口述史诗文本简化为历史纲要和道德箴言的潜在可能性。而一旦上述可能性成为事实，作为史诗吟诵者以及史诗吟诵制度就会因为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失去存在的制度依托，从而逐步走向衰落。而大量的口传史诗也因此失传，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史诗，则被“简化”或加工改造为载笔书写的“志”、“记”、“箴”、“言”等^[63]，以方便人们更加便捷地从中汲取思想的资源。《国语·周语》借邵穆公的话叙述了西周末叶发生的瞽矇讽诵史诗制度衰落的事实。而春秋卿大夫、君子的言辞中屡引“志”、“瞽史之纪”、“史×之言”等，则表明了大量口传史诗文本的“简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