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史诗的独特形态

三、《诗经》史诗的独特形态

与其他民族的史诗不同，《诗经》史诗在文本形态上十分独特。以周民族史诗为例，它经历了口传、配乐演唱、文本化三种不同形态的演变。

首先，从文本提供的信息看，今传《诗经》史诗的文本形态不是口头史诗演述的实录，而是其概括形态，因而叙事呈现出提纲挈领式的结构框架。其文本形态虽然篇幅不长，规模不大，但由其内容可以看出，关于商族和周族的早期神话传说是史诗的主要素材，今存的商周民族史诗文本当是在长期流传的口头史诗和传说的基础上加以书面化的结果。因为上古时期口传历史传播的广泛性，中国早期的口述历史具有“注重细节”的传统（“辞多则史”），而与此相反，因为书写工具的早熟与限制，中国早期历史书写却具有“崇尚简约”的传统。由此可以推断，《诗经》史诗的文本，可能只是早期商周民族口传史诗的“节缩本”，或者只是其纲目和梗概。

今本《诗经》史诗文本首先是受周初“制礼作乐”的影响下形成的，是叙事性的乐歌。据《诗序》、《生民》等五篇，皆祭天祭祖之乐歌。《生民》，“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何楷以为“郊祀后稷以祈谷”。牛运震《诗志》说《生民》为“一篇《后稷本纪》。此诗本为尊祖配天而作，却不侈陈郊祀之盛，但详叙后稷肇祀之典，故是高一层写法。极神怪事，却以朴拙传之，庄雅典奥，绝大手笔”。

《绵》、《文王》、《大明》，方玉润以为“皆周公述祖德之诗也”。“若论世次，《绵》为首，王迹所自始也。次《大明》，再次《文王》”。魏源《诗古微》卷上《四始义例篇一》说：“古乐章，皆一诗为一终，而奏必三终……歌《文王》之三，则固兼《大明》、《绵》而举之。”可见三诗均为周公制礼作乐时，以颂祖德之乐歌。

《皇矣》一诗《序》云：“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也是祭祖时颂美祖先的乐歌。孙月峰《批评诗经》说：“长篇繁述，规模闳阔，笔力甚驰骋纵放。然却有精语为之骨，有浓语为之色，可谓兼终始条理。此便是后世歌行所祖。”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此篇则述大王以下至王季，皆推原其所生以见其为圣也。”追本溯源，歌颂祖先功业，正是祭祖颂歌的要义。孙氏、方氏之论，可谓切中其诗体特征。因为要凸显仪式乐歌的颂扬功能，再加上要适应音乐节奏，文本必须简明，不能太长。于是只能在口传文本中选择主要的事迹加以改造，以适应礼仪的需要和音乐的长度。

维谢洛夫斯基在对大量的俄罗斯及东欧史诗的对比归纳中得出结论说：民族史诗经典文本的形成主要受到民族建立政权的影响^[10]。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周人建国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从天命归属和政权合理性方面消除殷商的影响，建立周族的权威。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之一即是整理周族史诗，并将其配乐，在祭祖仪式或重大礼仪上唱诵，以此达到维护宗统、继祖追孝、教育后人的目的。周代初年，乐器的制作水平有限，宫廷乐队仅由编钟、编磬、笙、籥等组成，旋律性不够，音乐艺术尚不发达^[11]。因此，为适应音乐，丰富多彩、篇幅很长的口头史诗必然面临被“简化”的厄运。而这种简化不能随意进行，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将过去史官讲诵时所用的用于提示的“简本”作为简化的蓝本。于是，以祖先中的英雄人物和其重大事件为纲的单篇史诗逐渐出现在周初的祭祖仪式上。最初可能还有结合配乐演唱的讲述，到后来便只剩下配乐的“简本”被史官记录下来。

文本化是口述史诗创作的终结，文本化的《诗经》史诗之前当存在一个口头史诗的流传时期。过早的文本化，使口头叙事的内容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导致中国上古史诗的简缩形态。因为汉字和汉语的延续性，中国上古时代文字记录十分发达。文字记录早熟，殷人将文字记录应用在各种不同场合，作为人鬼之间交流的桥梁。祭祀时，用文字昭告鬼神来享受奉献；祈祷时，也用文字来表达愿望，这显然和西方文化中口祷或默祷者不同。周代祭祀的祷告之辞也大多保存在青铜器上^[12]。之所以这样，是深恐口头的传说不易传之久远或有可能发生偏差。《墨子》云：“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或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而记之。”“祝史陈信”（《左传》），“修辞立其诚”（《周易·系辞》），征信的宗教观念、叙事观念和早熟的书写文化，也是早期史诗过早文本化的重要原因。

总之，《诗经》史诗经由早期的口传形态，在周初建国后，周公制礼作乐的活动中因为配乐而予以初步的改编，以适应周代祭祖雅乐旋律及节奏的要求，遂成为配乐的叙事诗形态。后来随着祭祖典礼仪式的固定化、程式化，史诗演述也成为程式化的“节目”，其文本也逐步地固定下来，大量的口头史诗细节只剩下配乐的“简本”。《诗》文本的结集，则使配乐的叙事诗进一步演化成为纯文本化的史诗形态。这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史诗的特殊文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