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当下时空定义乡村教师

作为一种关系与历史的存在，乡村教师就是乡村历史与乡村环境的重要内容。熊培云先生说过：“一个人若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心灵，就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对人之内涵拨云见日。”[1]这一思想，可以促使我们对乡村教师及其生存的时间、空间与模式重新认识，可以对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知识地位与生存权利重新考量，从而使乡村教师发展的问题回归真实、变得有效，从而提升其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甚至可以认为，乡村教师并非一个纯粹的教书匠，他们是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行动力量。他们的人格、思考与行动中透露着大量的乡村历史经验与乡村生活智慧，也渗透着他们对乡村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们是最深刻而无畏的乡村知识分子，应当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心骨”，应该成为乡村经济社会的引导者与创造者，在乡土文明的再造与重建中举足轻重、不可替代。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乡村教师除被作为一个教书匠外，谁还把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待呢？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中，谁把乡村教师作为一个文化创造者，或作为一个知识引导者，抑或作为一个普通的参与者的角色而起用过他们呢？如果把乡村教师局限于乡村教育，这似乎太小看乡村教师的价值与使命。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职业选择，他们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教师角色，更不是一个具有被动性质的“教书匠”，而是一个具有主体精神的农村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他们作为农村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他们应该独立自主，尊重自己的想象，发挥自己劳动的创造性，与农民、村落、乡土文化等保持自然的互动形式创造自己的事业，享受自己的生活，谱写自己的人生，服务乡土社会的建设。

我们的确需要重新评估乡村教师是谁，乡村学校为何物，乡村教育的职能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以为，乡村教师之所以存在，并不在于自己的发展，也并非完全为了文化传承的目的，而是为了那里的人、那里的孩子、那里的人的生存处境、那里人的人生幸福与社会昌明。这，才是乡村教师与乡村学校存在的根本依据与归宿。其他的依据与归宿都是超然物外、形而上学甚至荒谬绝伦的人间笑话。纽曼在谈到学校的功用时这样说道，通过使孩子“学习文学和科学获得这样或那样的益处。当创办一所小学或初中时，它并非出于爱护才智或知识自身，而是为了孩子，为了他们的精神幸福和他们今后的社会效用，以便达到训练他们更好地履行各自的生活职责，并把他们培养成更聪明、更能干、更活跃的社会成员的目的”。[2]如果说到纽曼所讲的“社会效用”，那么，乡村教师脱离乡土、排斥历史、否定文化、一切以升学为工作目标，不仅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是有害于乡土中国，也是有害于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