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精神自治发现乡村教师

笔者相信，虽然乡村教师发展是一个关系与历史的过程，但是，无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与空间点上，乡村教师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个体内在的原始意象与冲动，即乡村教师的发展关键是靠自己，依赖于内心世界的无穷能量与变化莫测。外在于主体的任何模式与方法，无论它多么“科学”，均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的。笔者力求倾听乡村教师生命之本真脉跳，去伸张他们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诉求，使他们执著地在灵肉相争中、在天人合一中释放自己生命的冲动，抒发自己的情绪，进行想象与创造。纽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有知觉、有智慧、有创造力，能从事生产劳动的生灵，不必依赖神的特别佑助或是任何明确的宗教信仰。而且就其本身而论，他就是他自己。”[3]乡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与社会价值的显现，归根结底凭借的是个人的经验、良知、信念、期许与理想。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救世主，更没有包医百病、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或方法能使他们超然于自身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从而享有与乡土社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平起平坐的地位。

问题就在于，乡村教师的才干、经验、历史……无论是他们的处世知识，还是他们的实践智慧，一直未能得到知识界的承认。他们似乎与世隔绝，其个体知识与经验无人知晓，其创造性改革的价值既没有得到乡土社会的承认，在教育现代化理论阵营中也没有一席之地，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客观而言，他们的这些才干与智慧，无论对于扭转他们的生存处境，还是对于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改革的各种转变，或是促进其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都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然而，他们的知识、信念、处世哲学与生存智慧都在被挤压中萎缩。吴非在《不跪着教书》中说，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他又说，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的下跪的历史，想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想到下一代人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词典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4]

笔者想表达的是，通过对乡村教师生命本质的全面关注，揭露乡村教师的现状，揭示现状后面隐藏的诸多社会根源，以对现今教育界和整个社会功利浮躁的现象，对那些扼杀生命、反人性的愚昧残酷的教育，对随处可见的人文精神的失落、道德的沦丧，对专制落后的种种教育形式，进行剖析与揭露，以暴露教师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笔者不想消极地或扼腕，或抑郁，或愤慨，或讽刺，而是从根本上提出关于乡村教师的思考，以期激发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文化自觉，如此方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梁卫星在《成人之美兮》中说：“如果自我终究是不可捉摸的，所谓实现自我，岂非是一句笑话？如此，人又凭什么确信自己的所作所为？”[5]用吴非的话说，不跪着教书，才能教出不跪着的学生；自信的教师才能教出自信的学生；只有有尊严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尊严的人才。教师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只能趴在地上了。

乡村教师这种长期的无能为力、跪着教书的生存状态必须消除。随着大家对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与多元智力理论的普遍认同，就思想而言，消除的时机已来临。乡村教师需要的绝不是外在的真理及其基础上的偏见、霸道与控制，而是需要那种与乡土自然的神秘交感和血肉契合，需要自我、自信、自省、自主与自治的真实灵魂，需要尊重自己的欲望、情感与理智的力量；需要利用并发挥自己的原始意象，需要那种对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体、有限与无限、存在与思维的浑然不分感，需要运用自己比较稳定的、娴熟的综合能力和对实践情境、教学生活与乡土问题做恰如其分的本能判断。总之，由于他们的确是乡土的一部分或一个要素，乡村教师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应该具有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回归真实，享受独立，完善自我，精神自治，主宰自己的思想与命运，并从中找寻属于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