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由务农务工到从学的重大转折

张富强

高考，对于一名普通考生而言，不仅是一次文化知识测试，更是一次可能改变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对77级考生而言，当“文革”之后紧紧关闭的高考之门竟被邓小平同志果断地开启之时，人生求学的理想就并非只是一场空想，机遇终会眷顾有志向且有准备的人。

一、儿时的理想

应该说，成为一名进入“象牙塔”读“万卷书”的大学生，是我儿时以来从未间断过的理想。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爸爸和妈妈虽仅读过几年书，但一直有在晚饭后给我们讲故事的习惯，其中有关“孟母三迁”、孙敬“悬梁”及苏秦“刺股”等故事，激励着我从小就形成了“读书报国”的理想。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初中一年级，我们就不再上传统的语文课，而以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为语文课本。我也养成了从小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广泛阅读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传单以及各类宣传画报，每天收听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并用爸妈给我的零用钱买了一些关于雷锋、焦裕禄和麦贤得等的英雄事迹的课外读物充实自己。

我自小是个幸运儿，无论在小学或是在中学，一直得到老师们的特别偏爱。在小学，从担任班干部到任校红小兵团副团长，除了做好自己的各科作业、带头完成老师交给的课外任务，还经常戴着红小兵的队旗和红袖章，带领同学们到小学附近的灵桥（药行街口）帮助警察叔叔维持交通秩序，帮扶上下桥的手拉车，并因此与岗亭上班的警察叔叔们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发生了一些十分感人的故事，而我几乎也成为小学所在的药行街上一个“小红人”，许多家长都知道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进了初中，由于小学的优异表现，我自然就成为班干部的候选人，从担任排长（年级以连队称呼，班级就称为排），到年级第一个加入共青团，最后还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担任了校团支部委员。在高中，我则担任了校团委副书记（当时全市学生担任此职的仅有两人），还被认定为党组织的培养对象，但最后还是因为处事太幼稚未被吸收为党员。

从我上初二开始，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教育部门开始抓教育质量，我所在的宁波市第十七中学（原为“宁波华侨中学”）也与其他中学一样恢复上正规的文化课，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以及理化。当时，各科任课老师都热爱教学事业且有很强的责任心，非常认真负责，除了教好正常的课程，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进行类似兴趣小组的学习，让我们从知识的海洋里汲取精华。特别是班主任张亚玲（也是我初中语文老师）和毛盾老师（我初、高中时的物理老师），校红卫兵团负责人、体育老师蔡康成，校团支部书记孙碧如老师，高中语文老师李圣文，外语老师范亚琴，数学老师蔡吟秋，化学老师秦成维，以及学校党支部书记郭慕韩，校团委书记胡明华和当时驻校工人宣传队朱队长等，他们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态度和为人处世上，都给我极大的帮助、指点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关爱下，我不仅积极参与学生工作，而且学习成绩也较为突出，无论初中或是高中，班级每年的成绩排名我都是第一。初中时，张亚玲老师经常拿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外语老师范亚琴也常常以开门办学的教学改革方式，让我以学生的身份给同学们上英语课。李圣文老师更是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语文创作班，指导全校十几个语文基础较好的同学练习写小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苦劳作，终于出了一本以“蓓蕾集”命名的小说集。我写的小说是《朱师傅的凿子》，描写了我们赴工厂“学工”时朱师傅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故事。《蓓蕾集》的结集，极大地提升了写作组全体同学的写作热情和文学素养，同时也在全校师生中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后来考上大学的同学们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之所以能考入大学，语文的底子完全是李老师培育出来的。可见，1972～1973年邓小平同志主抓的“教育回潮”以及我们老师的倾心施教，加之自己努力向学，为我以后参加高考，实现儿时的理想，成为为数不多的77级大学生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务农磨砺期间的高考机遇

高中毕业后，学校留我担任了近一个学期的辅导员。为解决学生的安置问题，国家继续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但这次没有像往年那样安排到边疆地区或省内国营农场，而是就近安排在近郊。为了做好上山下乡工作，宁波市教育局根据人民政府的要求召开全市中学毕业生动员大会，并发动各校十余名优秀毕业生联名发出倡议，我就是其中一个，并于1974年12月30日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典型，乘着市政府特派的车辆，接受全市市民的夹道欢送。车辆一直把我们送到知青点——宁波市郊洪塘公社胜利大队第一生产队，开启了我此后三年插队务农生涯。

务农的生活艰苦、忙碌而难忘。由于我是市里知青上山下乡的典型，市人民广播电台（当时还没有电视台）在当时连续几天播放了记者与我访谈上山下乡感受的节目，因而格外受到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的关注。当时尽管已是农闲季节，但大队团支部响应党支部的号召，组织青年突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冬季农田水利和机耕路的建设。我目睹这一场景，兴奋不已，立即投身于这一突击劳动之中，由此认识了周国明、王善勇、陆银珠、王惠玉、王亚敏、王阿毛等本地团员青年骨干，并与他们在此后的务农生涯中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的热忱支持和帮助下，我逐渐参与了大队的一些工作，特别是主持了农村的业余文化娱乐工作，例如开办夜校、参加公社会演等。我本人并不擅长文艺，但为了做好业余文艺演出，我特地从宁波请来高中同学鲍唯唯等人辅导本地青年。在参加公社会演时，我们大队表演的节目“库尔班大叔，你上哪里”，还得了二等奖，这是大队在当时所获得的最好成绩。由于我在务农时的表现得到大伙的充分认可，先后被大队领导任命为大队新闻报道组组长、知青组长、大队团总支委员、团分支书记和民兵连副连长等。当然，务农的主业还是参加生产队的田间劳动。要掌握农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我很清楚，也很虚心地向我的师父、生产队队长张作荣以及其他老农民们请教学习，不论脏活累活都争着干，因而不久就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受，也得到他们的诸多关照。特别是我的师父和师母邵碧君，在三年的务农生涯中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彼情彼景，至今历历在目！还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9月生产队队委改选时，我竟被农民兄弟们选举为第一生产队队委，并兼第三作业组副组长。这一经历着实使我深感荣幸。因为在农村，如果不是在干农活上有一手或干得很实在（我属于后者），那农民兄弟是绝对不会信任你、投你票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农民的生活的确很艰苦、很累，报酬也极低，但却过得很充实。这一时期的生活对我此后的成长、成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劳动之余，我还一直保持着看书、写日记、做笔记的习惯，尽管现实生活告诉我要上大学已经是困难重重：在农村，每个大队每隔一两年也会有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但这是农民改变自己身份的重要路径之一，大队领导一般都会把名额分给当地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回乡青年，而不会让给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但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上大学的念头，从来没有中断过读书学习的习惯。除了劳动，我几乎每天都读书到深夜。我的小小住房里，除了一些简单的农具，就是大量的书籍，凡是当时能买到或借到的书，包括《资本论》、马列选集以及较多的中外名著，都成为我增长知识的源泉。我经常憧憬着进入大学校园的那一天的到来，成为一名梦寐以求的“大学生”。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197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恰好从农田返工回来，突然听到有农民兄弟叫我，说是有陌生人问路找我。我闻声望去，着实有点纳闷，因为我看到的是十七中的孙碧如老师，两年多不见，她来找我干啥呢？原来，孙老师得知国家将恢复高考的消息，看到有许多同学纷纷回校咨询，但一直不见我的人影，心里十分着急。在她看来，在历届毕业生之中，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无疑应当是我，因而希望我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于是，她先跑到我家向我妈妈要了我支农的地址，专程找到了这里，力劝我回城参加高考复习。能够参加高考，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惊人的好消息。但当时正值晚稻养护季节，每天得施肥除草治虫，接下来还将进入繁忙的秋收。尽管生产队的管理与城里工厂不同，如果你真的有事，是完全可以请假的，无非是领不到劳动报酬，大家不会说你什么。但我当时身为生产队作业组副组长，负责一小组新老农民的劳动安排以及一大片晚稻的养护收割，责任所在，哪能请假回城复习？因而我只能选择白天劳动、晚上复习的模式。而且当时高考刚刚恢复，到底考什么、复习什么，谁也不知道，更没有明确的复习资料。虽然也有一些中学自发组织的免费复习班，但都在城里。今日的洪塘早已融入宁波市区，从我当时居住的横丰堰（原有的村落早已改造为现代住宅小区）到老城区，最多不过二三十分钟的车程，但当时缺乏交通工具，长途汽车在下午5点就停运，而火车晚上8点虽还有班次，但肯定赶不上参加辅导的时间。如果骑单车，则需要近一个小时。因而若不想请假去城里复习，就只能选择在晚上自己复习。我的许多知青伙伴，包括几个在邻近大队务农的高中同学都回城参加高考复习了，他们虽有心帮助我，但当时没有手机，没有公用电话，来往通信只能靠到邮局寄信。同时他们听老师讲课，也没有什么纸质资料，只能靠做听课笔记。由于多数同学长时期没有读书写字，所记笔记也只是大意了了，根本无法达到我们后来在大学时学会的把老师的讲课几乎全部记下来的速记水平。即使他们有笔记，但仅有的一份，只能用于自己复习，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给我用；就算他们有心提供给我一些时日，我也不愿接受他们的这种牺牲。因而我的复习只能是凭着自己可能找到的书籍，凭着一心向学的信念，认真地阅读，认真地默记。

我们那时的高考分为两次，一次是宁波地区的初试，一次是全省的终考。我们的初试大约是11月20日在慈城的慈湖中学举行的。当天清晨，我和朱伟达、张惠玉两位好友一起骑着自行车，约用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提前到达考试地点。当时仅考语文和数学。语文考的是一般的知识，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但数学题却很难，面对十分复杂的方程式，简直是一头雾水，真不知道如何下手，最后只能是跟着感觉勉强做完。初试之后，我感觉的确不是很好，甚至有点情绪低落，但后来听水佑丰等几位数学很棒的高中同学说数学确实很难，他们也没有考好，心里多少得到点安慰。到了规定公布初试成绩的那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步行三里地到公社问询。教务办领导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我考得不错，两门成绩达到128分（当时也没有问各门成绩是多少），是全公社相当靠前的，并要我好好准备下一次的考试。

时值农闲时节，我仍然无法像众多考生那样幸运地进城参加高考辅导。因为我“再次”接到大队知青负责人阿善哥的通知：经大队党支部“慎重反复”的讨论，决定将今年大队唯一一个上调返城名额“再次”给我。说起“再次”，是因为前一年即1976年11月大队也曾将公社分配给我们大队的唯一一个上调返城名额分给我。我们大队共有七个生产小队，每个生产队有二十多个知识青年，共计有两百多人。大家下乡之后，原都打定了“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但自1976年底起，国家的政策有所变化，开始从知识青年中选拔极其少数的优秀知青返城务工。而从1978年始出现的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基本上采取顶替父母工作才能回城的模式。由于上调返城的体检正好与历年征兵体检在同一天，阿善哥的意见是，我既然有了上调的名额，就不要再去占参军的名额，因为参军也是本地农民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当时我还是想把事情做得更为圆满些，就在当天先到慈城部队体检站找胜利大队负责本次体检的党支部委员惠成哥请假。不想反而弄巧成拙，惠成哥认为知青上调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征求他意见，就由大队支部书记阿强哥和委员阿善哥两人说了算，就闹了起来。最后他擅自以大队的名义在公社党委举行的上调返城审定会上，以“张富强作为民兵副连长未经批准擅自不参加征兵体检”为由，直接把我的名单给扣了下来。此事反映了当时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的一些问题，因而在第二年的农村党支部整风会议上，惠成哥还作为一个典型事例向当时作为整风工作小组成员的我作了检讨。由于办理返城的手续需要走填表、体检、面试等一系列程序，这样无疑要占用我大量的复习时间。更重要的是，阿善哥再三叮嘱我，上城指标来之不易，为了确保不致再次出意外，且不影响其他知青今后获得这珍贵的上调机会，我必须保证待在知青点以防万一。好在因为办返城手续我回了几次城，趁机与参加高考复习的同学们见了几次面，面询了高考复习的一些注意事项，并浏览了他们的一些上课笔记。如此蜻蜓点水，当然无补于全面地复习和系统地掌握高考所需的知识，但也有了较农忙时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复习。当时保留完备的高中语文、数学、地理和历史课本，以及我的许多课外读物，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周一良的《世界通史》、三联书店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等，不仅使我的基础知识更加扎实，而且给我增添了不少战胜高考的信心和勇气。12月的15日、16日是我们参加复试的日期，考试的地点在宁波市第九中学。先后考了语文、政治、史地和数学四门课，除了数学有些难，其他三门基本上都不难，自己多少有点自信地预估复试能够通过。但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谁也不敢打包票，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求命运之神的垂爱，保佑自己儿时的梦想成为现实！

三、务工期间的“弃工从学”

转眼过了1978年元旦，这时的我已有了新的身份，即返城成为宁波地区汽车运输公司二车队的一名工人，而且是一位装卸工！当时二车队有三百多名员工，主要由运输车司机和装卸工人组成，装卸工工作一段时间后如表现突出可以转为司机，而货车司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吃香”的职业。我们这次新进的共有一百名装卸工，其中一部分是下乡知青。我是第一工组组长，每天带着十二名新工友在宁波城郊二区搬运货物，时而在火车站，时而在轮船码头，时而在粮仓，经常是背负一百多斤的货物走一二百米高低崎岖的路，甚至要把两百斤的大米从岸上背到船舱，从低地背到高处，工作十分辛苦。好在当时的工资相当高，每月有33元的收入，而一般的工人仅有20元左右。在经历了务农的历练之后，到了城里吃什么苦都不能算苦了。由于我的积极表现，不久我就作为新工友的代表当选为二车队的团支部委员，负责全车队年轻工友的组织发展工作。在此期间，我已经得知自己高考复试合格。而在填写志愿时，发现能够填写的志愿并不多，由于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多少，故只能凭着感觉，在能填的志愿中将三个最好的志愿填了上去：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二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三是杭州大学历史系。回想起来，当时填报杭州大学历史系时本能地产生一种亲切感，这不仅因为自己一直以来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更因为杭州是座美丽的城市，断桥、白娘子、苏堤和白堤的故事深入心田，给我很多浪漫的灵感。

因为我上调致使工作单位变更的缘故，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间要比其他同学晚。到了2月初，我的好友朱伟达、朱旭聪先后接到杭州大学政治系和浙江大学内燃机系的通知，但我还没有接到通知。只是听一些下乡的同学说起，洪塘公社教务办的领导一直在打听我现在的工作单位。至于录取的大学，也有不同的说法，有说可能是外省的，有说是复旦大学。因而当时我有点着急，但也没有办法，白天得上班，只能静静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相信接到通知是迟早的事。大约在临近春节前的两三天，我终于接到了辗转而来的录取通知书，而录取的大学不在外省，也不是复旦大学，而是杭州大学历史系！能够到杭州大学读书，在当时考生中已经是件十分荣幸的事，我也确实没有产生任何的失落感。因为相对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历史显得更为务实，以史为鉴，从过往的历史中吸取国家今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这是我辈有志青年在当时怀有的强烈愿望。更何况，能够读上自己所喜爱的专业，实在是十分欣慰的。

但在接获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在到底是否辞职去上学的问题上，或多或少感受到来自家庭和单位的不那么支持的声音。首先是家里的。我小姐姐和妹妹仍在务农，能否返城，什么时候返城，毫无头绪。而我好不容易返了城，有了一份稳定、收入高且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更何况我是长子，我母亲十分希望我能够留在她的身边，居家过小日子，早日结婚成家，也可早日了却他们的心愿。同时，我所在车队的刘书记也多次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单位需要我这样品学兼优的年轻人，且根据我的表现，已把我列入党支部的培养对象，相信留下来同样能够有所成就。他们的好意劝说，虽然不可能说服我放弃自己自小的理想，但的确也使我费了不少的心思设法在尊重他们建议的前提下说服他们。在我多次做工作后，最终刘书记和我的母亲（我父亲的支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都同意了我的想法，支持我去杭州圆大学之梦。

1978年3月8日是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最后报到日期，也是我再次改变身份——从工人转变为新时期大学生、从务工转变为从学的纪念日。那天早上，我和朱伟达一起乘早班火车离开宁波，踏上了求学之路。历经三个半小时的路途，大约10点半到达杭州火车站，由杭大历史系同学接站后，乘校车抵达美丽的杭大校园，成为当时系里报到最迟的一名学生。由此，我开始了在杭大历史系的大学生活，为此后从事历史学和法学研究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四、后　记

光阴似箭，转眼三十九年过去了。我现在已是花甲之年，回忆过去，往事历历在目，真是感慨万千。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我就不可能成为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大学生，也不可能此后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追随毛昭晰老师学习世界古代史、追随章开沅老师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可能在1988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名科研人员，1994年成为“广东省十大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1995年因为工作需要转而研究法学，成为中国财税法研究领域的一名研究者，2001年调入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成为“以教书育人为业”的人民教师，之后又调入华南理工大学筹建法学院，最终成为华工为数不多的、华工法学院至今唯一的一名二级教授。

张富强　华南理工大学财经法研究所所长，经济法学科带头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