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转折点

1955年7月的一天，吴崇先以大屯乡信访办主任的身份，去段村区区委区政府开会。开完会议后，区委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并将一个装有人民来信的重要资料亲手交给吴崇先，并向他悄悄地叮嘱了几句。

吴崇先手握着文件袋，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感觉有千钧重。他一步一步地走出段村区政府驻地，虽然表面上像往常一样，但这一次，回去的步子却是那样的沉重。原来，文件袋里的材料是人民来信，检举大屯乡党委书记刘某某的历史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刘某某在胶东一带参加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从履历上来看，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革命。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有严重的问题。

1948年3月，即东、即墨两县抽调百余名干部赴南海专署驻地集结，准备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地区。但接到组织南下接管解放地区的命令后，刘某某犯了个人主义的错误，拒绝服从命令，他躲到一个无人的角落，用手枪对着自己的左腿开了一枪，谎称在战斗中受伤。当时部队准备南下，对刘某某受伤一事并没有深入调查，本着救人要紧的原则，把他送到军队医院治疗。伤好之后，刘某某的左腿瘸了，拖拉着左腿走路。

刘某某出院后，为了自己以后的生活着想，犯了更严重的错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即墨、即东一带进行拉锯战，刘某某出卖了一次情报，导致共产党的军队在一次作战中，损失惨重。他以卖情报所得的钱，买了一个织袜子的机器，离开了部队，以织袜子卖袜子为生。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刘某某又混入共产党的部队中，后来，居然当上了大屯乡的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刘某某的严重历史问题无人知晓。但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军人落网，在公安机关的审讯中，交代出刘某某出卖情报的罪行。20世纪50年代，刘某某和一位亲戚在一起喝酒，喝得有点醉了，讲出了自己的1948年拒绝南下自残一事的经过。他的这位亲戚，马上跑到段村区委进行举报，引起了组织上的高度重视，开始调查刘某某。

吴崇先手中的文件袋里，就装着刘某某历史问题的重要材料。吴崇先心事重重地回到大屯乡政府，由于这件事情，他对朝夕相处的刘某某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二天晚上，两人都在一个宿舍休息，刘某某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就拉拢吴崇先。先是对吴崇先好一个表扬，并许诺要向组织推荐提拔吴崇先。吴崇先听了，冷冷地说，如果人有历史问题，当多大的官都不会安心。刘某某听了，一阵干笑。

笑声过后，两人有点尴尬，而刘某某却推心置腹地说：“小吴，我平时待你不错，咱们都是兄弟。你昨天去段村区委开会，带回来的材料给我看一下吧。”吴崇先听了，泠然一惊，忽然意识到，可能有人给了刘某某什么消息，否则他不会这样说。

既然话说到这个程度，吴崇先说：“刘书记，昨天开的会议，组织上让保密，文件袋里的材料，要公布的话，也要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在大屯乡开全体党员会议和群众会议的时候再公开，那时也不迟。我是一名党员，党性要求我现在要保密。”看到刘某某的脸色猛地一变，变得非常严峻，吴崇先毫不客气地说：“刘书记，咱两个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劝你一句，一个人的历史问题，想隐瞒是隐瞒不了的。有什么问题的话，趁早向组织坦白交代，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

吴崇先的话音刚落，刘某某没好气地说：“天不早了，睡觉吧！”他猛地吹灭了桌子上的灯，房间里顿时一片黑暗。两人温暖、明朗的关系，随着刘某某“噗”的一下也吹灭了。进入了一个紧张对立的状态，两人都有心事，都到了子夜才迷迷糊糊地入睡。

随后的几天，吴崇先没有意识到，刘某某开始反扑了。一方面通过广泛的人脉和人际关系，进行四处活动；另一方面，在大屯乡营造声势，通过拉拢的方式，孤立吴崇先。

刘某某在大屯乡放出风来，吴崇先对他进行恶毒攻击，污蔑他有历史问题，并扬言说：“即使我有问题，即东县也处理不了！更何况咱没有任何问题，我是抗日的老革命！”

吴崇先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拿出了杀手锏，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将段村区委的材料公布出来。刘某某顿时没了脾气，从态度嚣张一下子变成了精神萎靡，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这一招是致命的，把刘某某打击得六神无主，产生了自寻短见的念头。他拿着一根绳子跑了出去，哭着闹着要上吊自杀，被大屯乡的通讯员俞少保发现，救了下来。

这个事情闹到了段村区委，段村区上报到即东县县委。段村区委书记下了指示，要求吴崇先先把这个事情压下。随后，即东县公安局的鲁部长，也出面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了。

“最初让我开会，交给我刘某某历史问题的材料，让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现在却把问题压下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此反差，吴崇先感觉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人很含蓄地给吴崇先透露了一个消息，检举刘某某的那个亲戚，出尔反尔，撤销了对刘的检举，“说自己和刘发生了矛盾，为了泄私愤，故意找茬，检举他”。再加上刘某某解放前在南海专区根深蒂固，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被放大。吴崇先不知道的事，刘某某的历史问题被即东县委书记批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予处置。

此后，吴崇先在大屯乡逐渐被排挤了，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之中。本来是吴崇先应该到段村区、即东县开会，但是参会通知却被刘某某压了下来，刘某某另安排人前去参加会议。原来和吴崇先关系非常亲密的人，有一些人渐渐对他疏远，吴崇先感觉到一切都变了，他被孤立、被冷落了。在大屯乡政府，就像一个多余的人。虽然是夏天，吴崇先第一次感到一股寒冷之气，将自己包围。那些日子，吴崇先闷闷不乐，看不清未来的前景。

有一天，即东县武装部一行十余人来到大屯乡政府，他们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将吴崇先隔离了，把他隔离在一所学校的一个办公室里。

吴崇先感到不可思议，乡长周光书很同情吴崇先的处境，悄悄地告诉吴崇先，刘某某整了一份吴崇先1948年在俞家屯的材料，材料中有不少诬陷，最可怕的是罗织罪名——吴崇先是国民党特务，长期潜伏在革命队伍中。

随后的几天，段村区的组织委员，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干部，要吴崇先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限期一个星期，什么时候交代了，什么时候解除隔离。吴崇先竭力表白，1947年自己才17岁，是青救会的指导员，参加了革命工作，搞土改，斗地主。1948年被国民党抓走，在济南当了十几天国民党的兵，这个事组织上早已认定。几次辩解无效，吴崇先听到“眼镜”诬陷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一把把桌子掀翻，一拳把“眼镜”打翻在地。眼镜掉在地上，“眼镜”满地乱摸，不打官腔了，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小吴，你这是干什么，我是奉上级命令来调查的。”

“调查个屁，老子一身清白，我有什么问题。我不干了，什么干部身份，我统统不要了。不当干部，我照样活得好好的！”

吴崇先说完，破门而出，扬长而去。那天下午，吴崇先在俞家屯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面对人生的困境，回想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时刻，他如同一尊雕像，一直坐到夕阳西下。他考虑今后将何去何从？当暮色四起，有三个字出现在他脑海里——“闯关东”，天无绝人之路，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想法，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去闯荡。

多年之后，吴崇先在东北的长白山下，为“闯关东”这个决定感到无比的庆幸。他清楚地认识自己，这就是命运——一生当农夫。只不过生逢其时，在民国乱世，他被卷入时代潮流之中，阴差阳错，当了几年兵。当兵为他的人生增加了传奇的色彩，而当农民种地是他一生的本色和本分。种地多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你用汗水去浇灌，地不会欺骗人，种地没有尔虞我诈，耕种没有钩心斗角。即使短暂的斗争和革命，如同风吹过，折腾一阵子，地还不得照样种。播下种子，庄稼就长出来。辛勤耕耘，就会收获更多的粮食。这就是吴崇先的人生哲学，正是他抱着这样朴素的信念，以种田为生，反而躲过诸多政治运动，躲过时代的狂风暴雨。吴崇先到了晚年，多次慨叹，如果当年一直在军队，或者在政府机关， 自己耿直的性格，肯定会在运动中被整、被批、被斗，只因为耕种的人生，生活才更加安稳、踏实，不仅能保全性命，还能接济整个家族度过大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