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到学缘

前面已经谈到，蔡元培在对学术派系的兼容并包中并非没有倚重，他在治校中也不是不考虑人际因素。尽管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威名甚高，但仅以他个人的声望尚不足以完成对沉疴缠身的北大的整顿。蔡元培初到北大时，是以浙江同乡和章太炎弟子为核心幕僚的。他一到北京，即先访其浙江同乡、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和预科可问沈尹默，理工科可问北大理科学长夏元傈；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独秀。蔡元培经过自己的慎重考虑，均一一听从。汤尔和、沈尹默、陈独秀、夏元傈以及马叙伦就成了蔡元培最初主政北大的主要幕僚，其中，浙江同乡汤尔和和沈尹默是在用人上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两个重要人物（夏元傈和马叙伦也是浙江人）。^[25]汤尔和早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就与蔡元培有往来，后来他们又是上海南洋中学和中国教育会从事革命和教育的同志。^[26]汤尔和虽然并非北大职员，但他是当时北京教育界人事的操纵者。按照胡适的说法，汤尔和“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为乐事”。^[27]他在陈独秀的上任及去职、在蔡元培“五四”后的辞职及另一浙江同乡蒋梦麟担任北大代理校长等重大人事变动上均发挥了关键作用。沈尹默是北大的国文系教授，以他为核心人物的太炎弟子——沈尹默兄弟、马幼渔兄弟、鲁迅兄弟、钱玄同和刘半农（以上学者除刘半农外均为浙江籍）在蔡元培主校前就已经占据了北大的主流位置，在蔡元培进校后，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28]

北大1920年前的师资，浙江籍人士独占鳌头。这个现象本身大体是三方面的历史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江浙历来是教育发达、人文兴盛之地，到晚清更是出进士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所谓巍科人物——即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传胪）和会试第一名（会元）更是高居榜首。以清代为例，出进士最多的四个省是江苏（含上海2949人）、浙江（2808人）、河北（2674人，含北京、天津）和山东（2270人），江浙与冀鲁的比例是1.16∶1，而清代江浙的巍科人物（江苏170人，浙江126人）与冀鲁的比例更是高达4.9∶1。^[29]就有清学术而言，“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30]

第二个因素是蔡元培在任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很多部员来自于他一同在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进行教育与革命活动的同志。教育部的这种浙江势力使许多浙人在蔡元培入校前就已进入北大。

第三个因素是北大文科在蔡元培进校前就已是太炎门生的天下，而蔡元培对太炎门生的倚重，也使他出长北大后新聘的文科师资仍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浙江籍。

但蔡元培与大搞学术派系政治的前任校长何鹬时和胡仁源（二人均为浙江人）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差异：蔡元培虽然对一派有所借力，但他从不把自己当作某一派别的人，行事并不主要从派系利益和小圈子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有着开创一个多元化学术格局的独特眼光和公心。正如罗家伦所说的，蔡元培“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他认为‘泱泱大风’‘休休有容’，为民族发扬学术文化的光辉，才是大学应有的风度”。^[31]蔡元培开阔深远的眼光使他能够识别学术各门各派真正高水准的学者；他的公心又使他能够超越派系之争，以学术本身来决定聘任与否。所以，沈尹默等章太炎弟子在北大势力最大，但文科学长却是《新青年》集团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新青年》的同仁经陈独秀引荐陆续进入北大，尤其是胡适作为陈独秀极力推荐的人物，一到北大即备受器重，因胡适介绍到北大来任教的非浙江籍优秀学者为数颇多。此外，蔡元培一面为非太炎弟子的旧派名家刘师培和陈汉章等保留了教习，另一面还聘请到了《新青年》集团之外的另一新派文化领袖人物——《甲寅》杂志和《甲寅日刊》的创办人章士钊。这样，蔡元培就奠定了一种新学旧学交错、土派洋派共存、留学日本留学欧美并重的格局。由于蔡元培一开始所遴选的就是各路最有声望的学界精英，再加上蔡元培本人毫无私心的做事风格的感染，这样，这些精英再向蔡元培推荐其他人选时，即使不一定都能够超越各自的文化思想立场，但基本上能够保证其推荐之举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出于惺惺相惜。比如，沈尹默与他所推荐的陈独秀虽然是旧交，但两人在思想路向上并不相同；而陈独秀推荐与他同属一个思想阵营的胡适时，与胡适根本就不曾谋面。

我们可以通过1917年和1923年北大教师的籍贯分布来看地缘因素在北大的变化。这两个年头正是我们所研究的蔡元培就任校长以及实际脱离校长工作的时间。

1917年，北京大学的专任教师（不含预科补习班专任教师）大约有224名，教师主要的籍贯分布是：浙江65，江苏（含今上海，下同）39，广东35，直隶和京兆（含今河北、北京、天津等地，下同）16，安徽15，福建11，湖北8，湖南7。

1923年，北京大学的专任教师增至294名，教师主要的籍贯分布是：浙江64，直隶和京兆53，江苏52，广东27，安徽22，湖北21，湖南11，江西11，福建10，山东5，四川5。^[32]

尽管浙江省籍始终占据榜首，但其师资的绝对数量在这几年里不增反降，其占全校师资的比例从1917年的29.02％降到了1923年的21.77％。到1923年，北大师资的籍贯分布比1917年要广得多。由此可见，蔡元培尽管刚治校时对浙江籍人士有所倚重，但他那几年治校的结果却恰恰是打破了浙江籍人士在北大的独大局面，实现了在师资聘用上从地缘到学缘、从乡情认同到思想认同的巨大转折，使北京大学真正成了全国的北京大学，而非所谓“某籍某系”（现代评论派攻击鲁迅等人时的称谓）的北京大学。

当然，兼容并包只是蔡元培及北大一方的姿态。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学术英才都愿意被网罗进去。所以，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蔡元培想礼聘的人中，有谁、因为什么原因“召而未应”呢？

据目前可见的史料，蔡元培治校时力邀而未果的人有：蒋维乔、吴稚晖、马一浮、汪精卫、罗振玉、王国维、赵元任。

蒋维乔是蔡元培的革命同道和老部下，蔡元培多次邀他出任北大学监，以正学校风纪。但蒋维乔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多年，不愿离开，商务的主持人、蔡元培的老朋友张元济也不愿让蒋维乔离开。^[33]

在挖不动蒋维乔的情况下，蔡元培又想请他多年的至交吴稚晖出任学监。但吴稚晖身在法国，当时热衷于搞海外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创办中法大学，也不愿意回来。既参与创办中法大学又回北大任教的李石曾建议蔡元培把中法大学变成里昂北京大学国外部，但北大评议会没有批准这个提案。^[34]

马一浮是国学名家，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曾把他短暂延揽到教育部任秘书长，但马一浮在得知蔡元培的废经学之举后立刻辞了职。当蔡元培邀他来北大任教时，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而拒之。^[35]

汪精卫是民国元勋，革命后有“不当官、不做议员”之誓言，口才文才皆佳，当时正在法国留学，并曾与蔡元培一起在法国筹办《学风》杂志。蔡元培对他非常赏识，把他比之为中国的费希特，希望他到北大来主持国文类教科，^[36]但汪精卫终究摆脱不了对政治的惦记，未接受蔡元培的邀请。

罗振玉和王国维系一代国学大师，蔡元培多次邀请他们到北大任教，均被婉拒。北大国学门成立后，在北大同人多次邀请下，王国维和罗振玉才终于答应分别担任国学门编外“导师”和“通信员”，但不久他们又都因为北大考古学会对皇室的指责而同时退出。^[37]

北大先后两次对赵元任发出邀请。第一次是1919年3月由蔡元培及赵元任留美时的好友胡适一起发信邀请赵元任来北大任教。4月，北大教授陶孟和到美访问时也邀请赵元任到北大任教。但当时北大和南京东南大学等校同时邀请赵元任，使他难以抉择，更加上他自己也还想继续留在美国生活，因此就谢绝了国内的所有邀请。第二次是1921年赵元任临时回国期间，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再次邀请赵元任来北大任教，并答应他先以赴美进修的身份发给工资，但北大当时处在教师索薪困境中，蒋梦麟答应的钱未能兑现，赵元任后来也未到北大任教，而是回到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38]

另外，据北大评议会记载，1920年4月30日评议会同意陈寅恪为留学费用向北大借助1000元的请求，“将来于服务本校时扣还”。^[39]显然，陈寅恪本是在蔡元培引进北大的人才计划中的。蔡元培1924年11月到德国游学后，在傅斯年的引荐下，见过在柏林读书的陈寅恪，并按照陈寅恪的建议，让北大图书馆购置相关的书籍。^[40]然而，陈寅恪于1925年学成回国时却去了清华。比起北大国学门来，清华国学研究院更对陈寅恪的学术口味。由于胡适与北大国学门并不相得，^[41]所以，陈寅恪是由胡适最早推荐给清华的。此外，尽管我没有发现直接材料，但从一些间接材料可以推测：蔡元培既然在柏林见了傅斯年和陈寅恪，那么，他们有可能向蔡元培推荐了当时也在柏林求学的俞大维。因为，俞大维被傅斯年盛赞为中国留学生中除陈寅恪之外另一位“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之一”，而俞大维与陈寅恪又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交谊至深。^[42]爱才心切的蔡元培在正式邀请陈寅恪来北大的同时，可能也邀请了俞大维来校。但俞大维回国后不久即从政了。

当时还有两位思想大师级的学者，应该属于蔡元培想召而未召之列。一个是章太炎。我尚未发现蔡元培邀请章太炎来北大任教的材料。这可能是因为章太炎对新教育体制的批评和拒绝是当时人所共知的。^[43]就算蔡元培真的邀请过他，章太炎想必也会以“学在民间”这类说法来拒之。^[44]不过，太炎门生是蔡元培掌校期间倚重的一支主要力量。另一个是梁启超。他在蔡元培治校前期或在从政，或在国外游历，等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全心在国内致力学术和教育时，即被捷足先登的南开大学请去讲学并筹办东方文化研究院。东方文化研究院流产后，他又接受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请。此外，还有日后被称为“南高学派”掌门人的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因为柳诒徵对蔡元培所倚重的胡适的治学理念相当不满，^[45]他不可能放弃南高而来北大，所以蔡元培也不曾动过聘请他的念头。

这样算下来，蔡元培任校长初期，在那些召而不应和欲召未召的11人中，以清朝遗老自居的有2人（罗振玉和王国维），认同民国但基本拒绝大学体制或坚持传统教化方式的2人（马一浮^[46]和章太炎），当时从政的1人（梁启超，1918年后出国），在出版界的1人（蒋维乔），在国外办教育或留学的5人（赵元任、吴稚晖、汪精卫、陈寅恪和俞大维）。后来未进北大，却到其他大学正式任教的只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蒋维乔5人。^[47]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人才方针之下，当时可能进入大学，却从北大“漏网”的一流学术大家寥寥无几。至于说被后人看作与北大派或新文化派相抗衡的学衡派或南高学派，基本上是到蔡元培掌校后期或离校后才逐渐成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