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王道观“四重四轻”的基本取向

古代中国扬王道、抑霸道的传统，使尚礼义德仁，抑力、轻利、轻器等价值观念和道德评判介入国家安全领域，使王朝“国家行为”追求一种圣王境界，讲求“万邦来朝”的平衡与和谐，用“和”与“仁爱”等准则调整内外关系。这种与西方国家在安全上注重以实力为后盾，以英勇为美德，追求安全利益迥然不同的传统，既造成了中国传统安全观注重内敛、守成和防御，重安内、轻攘外等非暴力、非扩张的泛和平主义追求；也使传统中国发展呈现出浓重的“重德化”“贬力服”、轻视科学技术，提倡仁义之师等泛道德主义取向，两者综合形成了“四重四轻”的基本取向，即重内轻外、重和轻战、重德轻力，以及重道轻器。

（一）重内轻外

建立在农耕经济、王朝政治、血缘宗法基础上的王道文化是一种“重安”的内向型文化。“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33]一直是这一文化的主导倾向。关注社会治乱，求治避乱，不论对君主还是对黎民都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农耕经济条件下人们以土地为第一生存要素，战争根源多与土地争夺与控制有关。春秋战国诸侯攻伐，一个重要方面是争夺生存空间。汉、唐、明、清大统一时期，战争主动性和进攻性减弱，防御转为常态，因为周边已无值得扩张的良田好地。同时，对统一版图内辽阔农业区域的治理已显得力不从心，除非外敌入侵，多把注意力转向内部，防止和消除内部动乱，维护农耕王道秩序，尽量避免对外战争。这样，对外炫耀武力被视作穷兵黩武受到谴责，重内轻外成为必然的安全追求。

中国在安全上注重防御，还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周代“封建”过程中萌发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防”意识。夷夏之防“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合法性的世袭君王……是否认同华夏文化，往往是中国人辨别同族与异类、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最根本标志”^[34]。随着华夏长期独领风骚，大一统中央王朝重复出现并构成历史主流，夷夏之防观逐渐变异，形成“中国人传统而自豪的民族文化心理”，儒家就按照这种“华夏中心主义”^[35]构建了“世界秩序”，即东亚“朝贡体系”^[36]。在朝贡体系中，以中原文化规范与“各国”的关系，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所谓“外部”，不是天下之外而是天下之中的外部，即与中心相对的边缘部分^[37]。北宋石介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38]这“实际上消解了‘外部’空间概念的存在”，等于“抽掉了向外扩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秦汉以来的中国，几乎都是采取内向型发展模式的，外向扩张模式是罕见的”^[39]。继董仲舒重释春秋大一统之后，唐代特别是宋代儒家对大一统说再做推陈出新的重构，使正统论大兴，一统导向正统，进一步完善了王道一体的世界观^[40]。正统论以王道一统“维系天下、社会，通过道德的力量（王化）来感召、化育周围的不同民族，最后达到大小远近若一的王道思想”^[41]。夷夏有别且夷不如夏，中国还会以夏变夷，同化他们。“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42]这几乎成了传统政治思想持续而稳定的认知结构。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只需防御，无须大动干戈。但是，中原内乱却不可小觑，这是历代王权、皇朝政治得以存在的“根本之地”，而历次王朝更迭也多起于此。因此，保卫家国天下、江山社稷更加重要，多数王朝都本能地把征战内敛于“中国”范围内，在安全政策导向上坚持治内先于安外，由内及外伐叛抚降，以保障统治阶级的权益。

历史地看，安内先于攘外作为传统国家安全与发展观的基本取向，还是统治者在内外安全挑战同时发生，而自身又不能同时应对来自两个方面挑战时，在安全政策权重上作出的必然选择。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以后，攘外必先安内就成了历代王朝的共识^[43]。南宋朱熹在农民起义和金兵入侵的双重危局下，提出内修政事方可外攘夷狄^[44]。明代张居正阐述“固邦本”时，明确主张“欲攘外者必先安内”^[45]。清朝在内外交困时，也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46]方针。上述史实背景、重心各不相同，“但巩固自身，再求对外的思路则是一致的”^[47]。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不论从传统安全立场看，还是从历史现实看，不仅老百姓的“家”与帝王“家天下”在利益牵连上是可分离的，而且统治者的“家国”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安全利益上也可分离。由是，在外敌入侵而其又不急于铲除现政权时，现政权就可能通过损害或出卖祖国利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取自身延续。这与其政权面临的国内安全问题全然不同。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始终面临一系列足以危及王权的内忧：一是诸侯藩王之忧，如西汉七国之乱、唐代安史之乱、清代三藩之乱等；二是民变之忧，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每次农民起义都足以撼动王基；三是军人之忧，直接可导致“黄袍加身”，取现政权而代之；四是知识分子之忧，他们知识越多，越能发现王权隐秘，若加入造反行列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内忧一旦转化为现实，矛头所向就是推翻现政权。根据安全威胁近远、内外的不同，内乱距现政权最近。对此，现政权没有选择余地，一般都更重内部治理。一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入孝出悌以敬其长上”^[48]。采取多种手段安抚农民，使其成顺民，高度警惕出现“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暴民”运动^[49]。二是皇帝大权独揽，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官僚机构，确保权力高度集中统一，即“事在四方，要在中央”^[50]。此外，还采取措施抑制权臣，打击地方豪强，消弭潜在的动乱因素^[51]；通过科举取士笼络知识分子，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52]；等等。在军事上，基本部署贯彻“内重外轻”方针，分兵力扼守险要，重兵置于京师，保持中央对地方、民众居重驭轻的控制力。如果说古代西方安全战略主要是“安内必先攘外”，国家一旦不能攘外，内部就四分五裂，因此必须把战略转向消除外患上^[53]，而中国则不同，只要内部稳定就足以攘边化夷了。这种安全取向，是传统国家观中家国高于祖国、保家国高于保祖国逻辑向安全观的必然延伸，反映了统治者对传统爱国主义内在悖谬所隐含的家国冲突的本能防御。

（二）重和轻战

重内轻外，很大程度决定了传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式，就是注重对外防御，“和”重于“战”。即是说，当面临外来安全威胁时，中原王朝首先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主张和为贵、以和致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实在不得已要进行战争，也总是强调自卫原则，主张后发制人，才可进行战争。这种理念构成了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选择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相联系，那么崇尚和平，则是中国传统王道观的一大特色与取向。

在传统中国，无论是大传统主导文化还是民间小传统文化，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王公贵族，都表现出对“和”的特殊尊崇。这种尚和取向的产生与定型，来自农耕文明母体文化基因的深刻影响。农业文明摇篮里的民族，最需要社会稳定、政治清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怕天灾人祸、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田园荒芜。这种民族意识浸透于民间小传统，使人们与生俱来渴望和平而憎恶战争，尤其憎恶穷兵黩武。他们基于战争会破坏自己家园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熟练农业劳动力严重匮乏，完全背离追求稳定与秩序的农民利益和愿望，形成了“安土重迁”和固土自守的防御性民族心理，和以耕读传家为荣、以穷兵黩武为恶的和平主义倾向^[54]。

从中国大传统主导文化看，尚和表征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兵家、法家和少数儒家基本上能以比较现实的态度审视战争问题，一方面看到战争是双刃剑，既可伤人亦可害己，因而提出“兵凶战危”“好战必亡”等慎战思想；另一方面也看到在充满利益冲突的社会，战争不会因善良人愿望良好而自行消弭，忘战必危，故反对无原则的偃兵、非战，区分战争性质，为正义“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55]。但在总体上，诸子文化主调却是和平主义。所谓“止戈为武”，对中华民族而言既是战争观，也是和平观，归根结底是和平观。儒家重秩序、尚中庸、讲和谐，墨家尚兼爱、主非攻，道家法自然、崇无争，这些都为和平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汉以后，和平主义逐渐成为安全文化的主导倾向。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加上道家、佛教精神浸染，人们对战争日益反感，尚和终成传统。扬王道、抑霸道，本身就有非战特征，其主旨是维护朝贡体制，达成协和万邦。即便出于无奈发动战争，也要体现尚和的价值追求。以仁为本，以义为正，“非危不战”^[56]，“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57]，都在表白“不得已而战”。汉七王之乱、清三藩之乱，是地方势力坐大联合挑战中央，朝廷不得不战。两汉反击匈奴、隋唐反击突厥、清平定准噶尔叛乱，也是出于不得已。由于不得已，中原王朝大修长城以为防御。同时，各朝皆重视采取结盟、通婚、通商等方式强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联系，由汉至清，“和亲”约130次，成为解决内外关系的重要政策^[58]。“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59]一句话，不得已而战，是中国止弋为武战争观的最终选择^[60]。

上述和平主义传统，给历史上来过中国或对中国有较深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可·波罗载，南宋“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军备训练”，苏杭等地人民多有尚文厌兵心态^[61]。利玛窦也认为，中国“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极不喜欢武器”^[62]。其他外国学者，如马士、罗素、费正清等，都对此持一致看法。与此不同，和平主义在古代西方，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发挥出巨大影响。西方人传统上对战争充满了由衷的激情，多推崇颂扬，热情参与。柏拉图把战争中的勇敢视为理想国的四种美德之一^[63]。培根说：“人具有正义的天性，所以人们即使不进行战争（它引起了如此众多的灾难），也仍然至少会理由充足地发生一些战斗和争端。”因此，“任何—个民族如果不直截了当地宣布它要武装，就不可能指望强大的桂冠会落在自己的头上”^[64]。在传统中国，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样侵略扩张性的文字依据^[65]。和平稳定是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绝对不能破坏。东汉兵儒合流以后，儒家王道观、战争观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民族深层心理中的普遍认同。

对战争的极力贬斥，一方面是一种美德，另一方面也成为绥靖主义滋生的温床。历代王朝每临战与和的选择时，由于多偏向于求和，对动武用兵多存疑虑，致使有时为了和而不惜妥协忍让。到两宋特别是南宋，中原王朝“只有战败之辱，而无战胜之荣”^[66]，使苟且偷安成为国策。至清代，康熙皇帝虽击败沙俄的入侵，是战胜的一方，却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一再忍让，极力表现“退让之诚意”^[67]。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本该全国动员坚决抗敌，但道光皇帝在对英宣战后，并无抗敌决心，反倒幻想和平。每当战争间歇便以为和平来临，一再命令沿海省区“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68]。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清朝平时体制基本未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也与咸丰帝息兵为要的思想相关联。这种绥靖、苟且心态无不浸透着传统和平主义的影响。

（三）重德轻力

如前，在传统中国，中原王朝是权力中心，天朝“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69]。天子向四方“颁正朔，易服色”，而夷邦君主则按朝贡、册封或宗藩体制向天子进贡叩头以为臣服标志。那么，天子何以“统四方、制万国”呢？春秋时期，魏武侯曾示山河之险固于人，但吴起则比之以“三苗氏”、夏桀、殷纣等例，说“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70]。在德不在险，就是以道德取代武力，正合儒家扬王道、弃霸道之说。儒家对王者何以“统四方、制万国”的回答是“发仁施政以王天下”^[71]，即不诉诸武力，不以事功取胜，而是德化天下。春秋诸子多不赞成武力，儒家更是主张道德主义，即解决国与国的冲突，主要靠道德而不靠武力，相信道德力量可化解本来需要以武力面对的冲突。孔子云：“以德服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72]。统治者修身行德是政治之本。此力量可取代刑法、军队、权力机关等国家强力手段，化解内外各种冲突。孟子据性善论和“反求诸己”之“不忍人”之心，主张不以残杀为手段达到目的。虽然他不是绝对偃兵主义者，有出义兵救民于水之言，但其政治方略总是试图以善、仁政感服天下，认为这比诉诸武力容易得多^[73]。其思想充满了对残酷征战的道义批判，是一种绝对反战。而天子作为天下秩序的担当者，也要承天德，行德治，用礼仪规范来维护天下秩序，追求天下和谐^[74]。总之，有了道德，就可以获得民意，不战自胜，无敌于天下。

前述战国韩非把最高治道精神归之为“力”，从实力看待国家安全，从“王中王”谋“霸中霸”，与儒家强调的“德”正相反，成为战国时代孟子以及后儒批评对象。汉代儒学成为官方正教后，儒家王道理念开始在对外事务中发生作用。宣帝时匈奴内乱，有人主张趁机出兵，一鼓解决多年来的北方大患。大儒萧望之独持异议，说古有德之人不乘人之危，反能让对手感怀归服^[75]。东汉光武帝晚年日夜给群臣讲论六经，绝口不言兵事。当臣下提议举兵灭北匈奴时，他引《黄石公记》“德政”予以拒绝。他一心用“柔远能迩”的德政怀柔天下，企图给后世留下一个永无战争的太平盛世^[76]。这种重德化、贬力服的理念被历代王朝及士大夫继承，全面贯注于政治、外交与军事，确立了“从中华文明初现曙光之时直到西元十九世纪与西方对抗之际，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态度与实践”^[77]。

上述重德贬力思想延伸到国家安全和军事领域，便是以武力制人为下策，以仁义服人为高尚的安全政策与实践。这种“舍事而言理”的“德力之辨”必然带来忽视实力建设的弊端。如果说以农桑为本的重农主义与富国强兵农战思想，在先秦诸侯争霸时代是顺理成章的，反映了古人重视农业对于国家、国防实力所起的重要作用，表现了一种尚力和事功精神，那么，秦汉以后，富国强兵的实力思想则很少受到主流儒家重视，其进一步发展也遇到德化天下思想的重重阻碍，最终没有成为传统安全与发展观的主流。历史上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若干重大论辩，如战与非战（和）之辩、进攻与防御之辩、结盟与不结盟之辩、集中指挥与随机指挥之辩、精兵与冗兵之辩、剿与抚之辩、开海与禁海之辩、海防与塞防之辩等，选择方向基本上都是道德仁义至上，而否弃实力、事功、利益优先的原则。在这种安全视野下，儒家对现实中“变诈之兵并作”现象大加抨击。在这种安全视野内，中国只有“治边”观念和政策，没有征服、吞并外国的概念。这种以德贬力、重义轻利的取向，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国家观、安全观、战争观的主导性文化特征。

（四）重道轻器

重道轻器，是重德轻力在社会生活层面特别是科技领域的延伸和变形，因它对传统国家技术发展影响极大，故单列作传统王道观的四种取向之一。儒家重德贬力的取向，延伸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表现为经济上轻经商，重本轻末，重农轻商；政治上抑个性，适应专制政治需要死守道统，限制对力与利的追求，以等级森严的宗法人伦“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78]；文化上贬科技，视天文、地理、数术、方技等为“奇技淫巧”，呈现出“道本器末”“重道轻器”的鲜明特征。

传统中国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但由于小农经济的限制，专制政体的束缚，宗法伦理的片面导向，其发展长期龟行鹤步，步履蹒跚。西汉“独尊儒术”以后，“道”重于“器”的取向不仅成为大传统的主流，而且广泛渗染成小传统的民间积习。与西方人把科学奉若神明不同，中国人视清官为救世主。欧洲几乎一两百年就出一个科学巨人，中国则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79]。虽曾有诸子百家争鸣，有汉宋学术之分歧，学派林林，却从未游离于六经之外。所谓“万流归淙，海纳百川”，不过是万论皆备于经学而已。科技落后衍生出畸形的文化生态、愚昧保守的文化氛围。始于1405年规模宏大的郑和下西洋，积累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航海、罗经指向、天文定位、计程计时、测深测底等技术，留下了著名的《郑和航海图》。明成化年间，朝堂上下挞伐郑和。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并焚毁航海图、全部航海记录和档案，声称下西洋是弊政，“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矣”^[80]。其愚昧之举不仅未受责罚，反而赢得满朝称颂，后升为兵部尚书^[81]。因此，重道轻器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82]。它使中国科技传统囿于借用陈腐然却又至高无上的经学教条对具体问题穿凿附会，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事实上走向了从经验主义到神秘主义“两极相通”的道路，严重妨碍了中国文化结构的改造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重道轻器直接影响中国发展和安全取向。中国科技特别是军事技术也曾领先世界，但到专制社会后期，武器装备水平与世界差距日益悬殊。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很多，但重道轻器的影响则是重要原因。由于国家安全需要，科技很早就广泛应用于战争实践，成为影响作战样式、国防类型及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中国虽然先秦就有“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83]的主张，最早发明马镫和火药，最早出现火器，明代就将“喷气火箭”用于实战，但是由于重道轻器，从大传统典籍到小传统民间生活，科技意识淡薄，严重忽视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实力和国防实力的巨大作用。在这种大气候下，从汉代到清代，士大夫讨厌战争暴力，不关心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统治者实施安全战略时，几乎不考虑科技在安全系统中的相应地位。这种安全战略的成熟，反而使国家安全建设失去持续的支撑后劲，使中国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数千年无质的变化。

应当指出，在冷兵器时代，人多战胜人少、大国战胜小国是一条基本规律。因此，儒家认为仁（道义）是战争之纲，施仁政才能赢得人心。但这一“法宝”在同近代西方技术对抗时全面失灵。鸦片战争，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中国一边，中国却战败了。因为，虽然内战中仁义之师可以削弱、瓦解对方，而国际的对抗，仁义凝聚自己力量的功能未变，但失去了削弱、瓦解对方的功能。作战双方士气相当，都从各自文明价值中获得同样高昂的精神力量时，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先进与否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中国统治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清朝为使八旗弓马“技艺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水兵仍使用帆船。当时兵器专家戴梓发明“连珠铳”，一次可填28发子弹，然而未及应用便有人站出来反对，说这种武器太猛烈，广泛流传必然贻害社会。结果，这种武器没有得到应用，连样品也早已失传^[84]。乾隆修《四库全书》禁毁“奇技淫巧”“违碍之书”时，同时销毁了明代许多先进军事技术书籍^[85]。1792年，英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八十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望远镜、西瓜大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好玩”的“贡品”收藏，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19世纪中叶，西方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大门时，国家和军队发展向重“技”转变仍没有重大突破，以致洋枪、洋炮仍被看成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86]。

总之，内重于外、和重于战、德重于力、道重于器，四重四轻相互联系，构成了统一的整体，表征了传统王霸观、安全观、发展观的基本取向。从历史发展看，四重四轻的安全取向直接影响着传统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决定了中国传统安全与发展的得失，也使近代以来中国适时调整与充实发展战略受到限制，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整体性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在与西方列强的对决中屡次被动挨打、遭受重创的重要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