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四重“混沌性”构架

1.两种社会转型状态

人类社会有明朗有序与模糊混沌两种转型状态，不同的社会转型状态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有重要影响：

一是明朗有序的社会转型。在明朗有序的社会转型状态，发达国家作为历史发展趋势代表，其优越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与它遭遇的落后国家——不管居于历史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只有舍弃旧生产关系，积极迎纳发达国家新生产关系这唯一选择。不管落后国家主动还是被动，都将进入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因此，居于明朗有序的社会转型状态下的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具有统一汇聚、同质化的特点。

二是模糊混沌的社会转型。在模糊混沌的社会转型状态下，落后国家面临着：因多种原因，旧生产关系迟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社会由于阻力大而生长艰难；整个人类社会又有着向更高社会阶段转进的实践，即言，居于模糊混沌的社会转型状态下的国家，没有哪一方的力量拥有卓然优势，任何一个发展倾向要形成明显强势，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去整合其他力量。因此，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国家可以顽固地坚守过去，也可以顺应历史潮流自发汇入主流社会形态，还可以不汇入当时主流社会形态，而是按照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本民族需要的双向要求，使本国步入超常发展的轨道，进入更高社会形态。可见，居于混沌期的同类国家，有选择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使社会发展道路出现多向分叉、异质化的特点，模糊混沌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道路不再是唯一的“单选”，而是有了多选空间。

2.东方社会的混沌社会转型

19世纪40年代以前，整个人类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间的较量，人类社会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明朗有序的社会转型期。19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面临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而东方社会面临的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较量，整个人类社会恰好处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较量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代表了历史进步，人类处于面临多个选择的混沌社会转型期，中、印、俄所包含的四重混沌存在构架为这三个国家走上不同发展道路提供了始基。

（1）社会存在的相似混沌性

西方社会生产资料的奴隶主私有制对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置换是彻底的，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依次跃进，也只是从一种私有制向另一种私有制的转换。中、印、俄等东方社会明显不同：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开始，公有制在历代社会中就一直保持着，东方社会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依次建立起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存在着国有制、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结构，甚至在大范围存在土地国有制的情况下，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又遭受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扰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直接照面的十九世纪，中、印、俄国有制、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社会结构依然存在。

（2）发展理念的相似混沌性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方社会转型期，中、印、俄三个国家都面临着难以割舍传统理念，却又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理念到来的思想纠结：①中、印、俄三国都有着集体劳动，崇尚公平、公正、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理念是中、印、俄共同的传统习惯，但仅凭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理念却难以褪掉其中所包含的专制、愚昧的糟粕。随着资本入侵，正在蔓延滋长的西方式的民主、平等理念和张扬个性的主张，对于落后的中、印、俄又是非常需要的。②中、印、俄三国落后挨打的悲惨景状使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效率成为它最需要的，但它所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却与中、印、俄所倡导的公平、公正理念相抵触。公正和效率是中、印、俄三国未来发展的双向引擎，二者缺一不可，中、印、俄三国混沌性的思想理念使它们有机会在公平为主还是效率为主之间抉择。

（3）现代性阶级主体的相似混沌性

人类社会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质变需要通过新兴阶级的革命活动来完成。在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过程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新兴阶级力量都参与到革命中，但地主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主体，而农民阶级只是协助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兴阶级，但资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主体，而无产阶级只是协助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成为唯一领导阶级主体，资产阶级成为被消灭的阶级。按照历史发展惯常规律，新兴阶级两大对立集团不可能同时成为领导阶级主体。

如果不受外来因素影响，资产阶级是东方社会中、印、俄当然的领导阶级，但因为东方社会大大落后于西方社会，东方社会资产阶级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代发生，情况发生了变化：

俄国在17世纪末萌生资本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力量逐渐增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无产阶级也随之发展起来。

19世纪印度民族工业开始发展，七八十年代形成印度资产阶级，印度资产阶级成长的同时，无产阶级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

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在中国沿海城市外国人开设的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因为中、印、俄三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代发生，直接造成的是两个逐次出场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取得了同时出场的主体资格。

（4）外在扰动的相似混沌性

在模糊混沌的社会转型期，在社会道路的临界点，社会对外部各种因素极其敏感，貌似随机的、不可预测因素的干扰都会使社会立即做出反应，并有效、快速地整合各方力量，促成社会力量集中向某一个方面、特别是更高社会形态汇集迈进。

如果扰动因素单一性倾向强，也就不会有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纠结，更不会有社会道路根本差异的发生。但是，如果外在扰动因素具有混沌性，即便是处于同样混沌期的不同国家的社会道路也可以发生根本差异。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20世纪中叶这个时段内，中、印、俄三个国家始终面临混沌性外在扰动：①资本主义的扰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与西方世界的交往破坏了中、印、俄社会封闭性存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直接面对，甚至西方资本主义一度成为左右中、印、俄发展的外在扰动力量。②社会主义的扰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把整个人类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传播到东方社会，社会主义成为中、印、俄发展的扰动力量。

落后的东方社会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按理说居于历史发展明朗有序的社会转型期，走资本主义道路应当是中、印、俄唯一的选择，但是，因为西方社会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期，并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非常微妙：资产阶级锻造出相当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但又无法彻底解决社会矛盾；无产阶级虽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整体实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胶着、混沌状态的较量，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18]加上东方社会存在着相似的四重混沌构架，这些因素的叠加为中、印、俄社会发展道路差异提供了历史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