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呼唤“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时代精神

中国传统生死观特别是儒家生死观——它所蕴含的人生价值取向、人生信仰和实用理性，所造成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而巨大的，使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受到极大制约，使中国及其军队无法在与西方列强交手中，承担起消除民族危机和应付现代化挑战的历史使命。历史发展到今天，上述人生价值观、人生信仰以至整个国民精神的影响依然存在，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必须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立国者，首在立人的信仰

有国者，必有以立。抽象地说，国家要不断发展和强盛，既当立“器”，也当立“道”。器与道何者为重，并不像儒家所谓“道重于器”那样绝对，而要据具体历史现实而定。具体地说，道器不能俱废，道也好器也罢，都要与时代潮流相契合，此即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张扬“首在立人”与当年儒家“立千年道统”的根本区别。这就要求，必须超越传统生死观，扬弃其以“纲常名教”方式设定的生死价值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立人也是“立道”，但却不全是“内圣外王”之“道”，也不全是重道轻器之“道”，而是立“新道”、立“新精神”、立“新价值”、立“新信仰”，由此推进国民精神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明清之际，黄宗羲、唐甄、戴震等早期启蒙思想家，提出“后儒以理杀人”^[79]的著名论断，试图解构业已绝对化的旧传统。此后，严复面对国家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国民麻木时状，大力译介传播西方进化论、民权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80]，为以后维新派、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处在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交汇点上的梁启超，在严复身后继续前进，办《新民丛报》，创“新民说”，指出：“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81]因此，立人必先破除奴性，孕育一代有独立性之新人。世界日日进化，赖有新人辈出。他坚信，“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82]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陈独秀、胡适，尤其是新文化“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83]鲁迅，从历史渊源上看破了孔学为“治民众者”设计治国方法的初衷，道破了统治者以儒学为“敲门砖”的荒谬，深刻揭露了专制制度下民族心理的诸多弱点，提出了“首在立人”的原则。

而改造国民性格，作为人之解放的重要方面，就是对民族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沉积进行一番革命的清理，从而致力于民族灵魂建设。这一切都意在告诉世人：走出梦魇后的觉醒，恰恰是复原历史、发现前途，摆脱沉重的精神负担，发掘大有可资继承的精华，启动沉睡的精神资源的先决条件^[84]。这一切，都使通过改造国民性，重新塑造民族魂，再造人的生死、价值和信仰，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高昂的主调。

毫无疑问，正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大转折、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传统文化的“主义”信仰不中用了，“民族魂”如何安置就成了大问题，但是，依据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依然主要表现为比较能够接受“主义”信仰。历史的演进也正是如此。为了救亡自强，近代以后的中国人并没有执着于确立某种宗教信仰^[85]，而是先后尝试了300多个政党与“主义”。当年，张之洞、李鸿章等兴办洋务，选择的是王朝旧制与资本主义舰炮工商嫁接“主义”；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戊戌变法，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主义”；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旗帜，选择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些选择，都先后失败了。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无数“主义”的大浪淘沙中，逐渐显示出对重塑中国人信仰、再造“国魂”和“民族魂”的重大时代意义。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有强大的真理感召力，而且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力佐证。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中国大批先进分子豁然开朗，决心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处理中国问题，把握中国命运。由此，一代代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如前所述，在信仰问题上，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完全不同。当年马克思在西方特定语境下，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化。然而，在中国人信仰的特定语境下，马克思虽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没有穷尽所有真理，但是，这个主义可以通过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去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不一定像马克思本人担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一旦信仰化生命就会枯竭。事实正是这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发掘出传统中国存在的大量与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相契合的历史因素，包括“主义信仰”这个历史因素，掌握了撬动中国基层社会、发动大多数人起来革命的历史杠杆，由此在广大人民和全体共产党人中确立和不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随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中国救亡图强的民族民主革命迅速呈现出三大新气象：一是重振革命精神。我们党把中国源远流长的“天下大同”这个朴素进化梦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五种社会形态进化的理论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关于“劳工神圣”“阶级平等”“民主”“科学”等主张相结合；把农民对土地的历史情结，对平均地权的不懈追求，与社会主义废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土改主张相结合。把“大同”“土改”纳入社会主义逻辑，使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后有了中国人易于理解、接受的内在思想能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最富感召力的理想指向。二是凝聚革命力量。振奋精神的东西，也一定是能凝聚力量的东西。把“大同”“土改”纳入社会主义逻辑，落实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主张和土改政策，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一场史诗般的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动力基础。人民大众一旦被发动，就会迸发出无穷力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三是开辟革命道路。我们党深刻揭示传统中国赢者通吃、胜王败寇的利益博弈逻辑，揭示了统治者即使遇到重大政治危机，也不愿放弃丝毫既得利益，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试图在体制内达成各阶级有限妥协，进行经济或政治改良，必然失败，从而得出了变革中国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革命这个结论。而辛亥革命失败的事实又表明，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先天不足，过于弱小，不可能担当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把中国农民无数次暴力起义的历史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行“武装割据”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

一个大同理想，一个土地革命，加上立足农村的暴力革命，我们党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辩证地统一起来，彻底完成了中国主文化体系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置换，完成了中国人民主导信仰从传统儒学信仰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转换。

（二）在张扬现代理性价值中超越传统实用理性

从梁启超的“维新吾民”到鲁迅的“首在立人”，再到当代中国继续推进国民精神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持续不断的国民精神超越史告诉我们：当代中国现代化，需要社会确立一种新的时代精神，需要人们确立一种新的生死价值和人生境界。这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个未完结的话题，即树立科学与民主两大精神。所谓立“新道”、立“新精神”、立“新价值”、立“新信仰”就是要张扬现代理性价值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张扬现代理性价值中内在地超越传统生死观，超越传统道德理性。虽然我们说树立国民的现代精神离不开传统，但这只是说，必须超越和改铸传统，把其中被窒息的优秀成分解放出来，纳入现代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框架。它包括彼此衔接的两个层次：一是继承和超越传统实用理性，补上国民现代工具理性（科学）这一课；二是在工具理性之上安置价值理性，在科学精神之上安置民主精神，真正扬弃和超越传统的道德理性特别是儒家价值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形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现代价值，确立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相统一的国民精神，使之真正发挥支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近现代中国以科学精神超越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以科学工具理性扬弃处于经验层次的传统实用理性。虽然从科学发展史看，20世纪随着牛顿理论受到相对论等新理论的严峻挑战，人们意识到单纯依靠工具理性获得的知识在更大范围内不一定总能确凿无误，但这并不排斥某一科学在其“适用范围”内仍有其真理性。中国人引进工具理性，也有其合理与进步性，因为中国人的眼界和精神从此逐步上升到更高的理性层次，跨越传统文化、传统理性的经验—实用界限，对民族救亡图存、国家独立发展起到了重大而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要真正确立科学精神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不仅各种伪科学借科学之名行欺诈、迷信、愚弄之实，而且某些新儒学思潮也不乏以传统儒学的实用道德理性“引领科学”“医治现代科学病”之论。但是，传统儒学的实用理性，即它的道德实用主义—政治功利主义，如果未经现代文明改铸，就可以同现代价值理性相提并论吗？它能顺理成章地安置在现代工具（科学）理性之上吗？

诚然，只有单纯的科学知识即工具理性，还不能算完全确立了科学精神。在中国，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欧洲的堕落在于自由放任的政治、唯科学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由此动摇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把人引向科学万能崇拜，否定人的价值、意义关怀，是“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86]。因此，任何科学理性都要受制于某种价值理性。但是，如果启动存活于民族心理深层的传统儒学理性，来干预现代科学走向，就能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趋于合理化吗？传统中国特别是传统中国后期，以儒学为主脉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科技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历史表明，当人们试图超越传统时，有时也许会不小心沿袭传统的老路；倡导新运动，有时仍导向“昨死今生”的传统化操作。这一现象早被中西方一些思想家注意到了。马克斯·韦伯从“合理性”范畴出发，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主张在现代认知基础上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理归位”，恢复价值理性应有的地位，用以合理地规约工具理性，克服人类理性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把西方现代化引向合理之路^[87]。以现代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就是以人文精神引导科学发展，重塑科学精神。而被重塑了的科学精神，本身就包含了现代人文价值导向的精神。

因此，我们今天既要继续补工具理性这一课，同时还要防止传统经验—实用理性代替现代价值理性，无声地渗入工具理性操作。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人文精神”，好像现代人文主义（humanism）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但是，传统之人本“可以是社团主义的，也可以是神权或王权主义的，其真正的‘价值理性并没有形成气候’，甚至它本身就是反理性的”^[88]。如果用这样的“人本主义”代替现代价值，来操作现代科学，不仅有“张冠李戴之嫌”^[89]，而且会铸成大错，延误以现代价值理性扬弃和超越传统道德理性、以现代价值理性包括民主精神合理规划科学理性的进程，从而延误健全我们民族的现代精神品质的历史进程。

（三）复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从生死观转型角度看，以现代价值理性扬弃和超越传统道德理性、合理规划科学理性，就是要扬弃和超越传统生死观，确立适合现代化要求的人生价值取向。这项工作，从梁启超、鲁迅、陈独秀、孙中山、毛泽东等一代人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做，不仅讲科学，而且大力倡民权、民主，试图以此纯化人心，确立“新民德”，培养新国民。新国民是民主、自立、自主的国民，是公民。只有实现了民主，民主与科学、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才能真正融为一体——民主因为有科学，所以是真民主；科学因为有民主，所以是真科学；真民主与真科学，才是真正的现代理性价值。所谓新国民，就是内心深植着这种现代理性价值并能出生入死捍卫这种价值的公民。

为此，梁启超和陈独秀对“灵魂”及“灵魂不死”进行了新的诠释。梁启超以进化论解释灵魂，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小灵魂”，小灵魂要不朽，就必须归向民族“大灵魂”即民族精神，或人类“大灵魂”即人类精神，在遗传给子孙后代中获得永恒与升华。“人死而有不死者存而已。此不死之物……名曰精神。”^[90]灵魂不死不再专指个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而是与家庭、群体、国家和社会相联系的人类生命延续和精神超越。在反抗外侮的斗争中，“我”岿然不死，因为我与社会、群体，与国家、民族联为一体，只要我之家、之国、之群体、之世界不死，我就能在为家、为国、为世界的奋斗中获得永生，而不像过去那样，执着于忠、孝、仁、义而“死君事”。“若夫至今岿然不死者，我也；历千百年乃至千百劫而终不死者，我也。何以故？我有群体故。”^[91]陈独秀也认为，灵魂是绵延国家群体、贯穿民族终始、跨越时空的精神。“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各种历史都是全体生命大流底记录。我与非我一切有生命底现象，痕迹，都包含在这些记录里面。”^[92]由此，前述传统儒家重“名”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对名的高扬，不再是传统的“金榜题名”“从祀之名”“节烈之名”等，先秦思想家对不朽之名追求中的“义”“称述”，在内容、取向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转化成为祖国、民族大义而献身的不朽之名。人们对“名”（名声、名誉）的珍惜，对自己灵魂能否安宁的寄望，无不联系着祖国和民族，顾及大众和子孙后代的评价。灵魂不死，开始摆脱传统社会迷信和宗教梦呓，转化为一种崇高的向往或创造，它之所以瑰丽而光辉，在于它不朽的爱祖国、爱民族、爱同胞的精神。“只有洞彻了死的含义，才能使自己不枉此生，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93]这种生死观，道出了死的辉煌和伟大，弥补和克服了一些中国人贪生怕死的心理，鼓舞了人们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不当汉奸”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的英雄主义气概。这种生死价值的确立，标志着对古代以来特别是秦汉以来传统生死观、人生价值追求的扬弃与超越。从此，中国人才可能以超越传统的力量，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专制政权（家国、家天下）旧制或鬼神上，逐渐确立起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不顾自己利害得失、蹈死如生的全新生死观和人生价值追求，以空前的责任心和自信心，满腔热忱地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民族群体奋斗之流。

上述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及对传统生死观的扬弃与超越，使春秋战国生死观、人生价值追求跨越秦汉以后两千多年被逐步窒息的时空，以其全新的现代内涵——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相联系的忧患意识、尚武精神和战斗精神释放出来。它展示了近现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刚健脚步，展示了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也展示了国民建基于现代理性的价值取向的升华。它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不懈进取精神，是一种“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94]的开放包容精神，是一种甚至提出“杀己以存天下”^[95]的战斗精神，是一个伟大民族“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永恒生机与活力。把这种精神与活力展开来，就是：

第一，永不失去忧患意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96]；“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97]；身处变世而心忧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98]，无不体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盛衰磨难，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人生价值观而言，为生活、事业、感情等而忧，是人之常情，谓常人之忧；立世坦坦荡荡，行事光明磊落，关心他人、胸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此谓常人之忧向国家之忧、民族之忧、天下之忧的升华。在现代生死观、人生价值取向视野下，国家之忧虽是“大忧”，常人之忧亦非“小忧”。一个国家或民族，把个人、民众之忧视为大者，国之忧才能有人民为之忧。把人生奋斗目标契合到所服务对象的诉求、需要之中，这样才会“忧”到“点子”上，才能“忧”有所值、“忧”而有为。

忧患对于个人来说可以使其保持清醒，始终不骄不躁；对于军队来说可以使它始终绷紧战备这根弦，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军队现代化建设也要有忧患意识，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永远是一种宝贵的清醒。战争成败涉及国家存亡、民族的兴衰。一个历经辉煌与磨难，但是却常忘战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国家。居安不思危，安必不能长久，危则随时可能袭来。这是对惨痛历史教训的遗忘，是对严峻现实形势的漠视，其本身就是一种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前人的危言如黄钟大吕，始终提示着为国家、为民族履行义务的国民人生价值和军人奉献牺牲价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基于历史伤痛，许多人对落后就要挨打有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却思想准备不足；基于现实经验，许多人对发展才能安全有切身体会，但对伴随持续高速发展而来的新安全挑战却思想准备不足。面对新的安全形势，我们有一百条居安思危的理由，却没有一个安享太平的借口。

第二，始终让精神立起来。物需由心灵去体会，人生要用精神去领航，而人心则要用崇高的价值追求去点亮。作为一个拥有恒定、充实、崇高价值追求的民族，中华民族穿越历史苍茫，踏过无数艰难险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高擎立“国魂”——立“新精神”、立“新价值”、立“新信仰”的精神火炬，在点亮民族自立、自强和伟大复兴理想的征程中，追寻着先进思想文化和良好道德风尚先行觉悟者、模范践行者和积极推动者的足迹，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激情、勇气、意志和力量。

1933年至1934年，《东方》杂志等刊物开展一项征文活动，主题是“梦”。以知识界为主，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做了一场“梦”，包括“强国之梦”，描绘理想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破碎的梦”，诅咒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透过时光隧道，我们今天仍然深深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所感动。尽管那个时代兵祸不断、天灾频发，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但是，人们的心并没有死，还要做梦。这梦，来自民族古老的价值坚持，蕴含着近代以来全新的民族价值重构与自强精神觉醒，激励着中国人抗战、解放，建立新中国，一直走到今天。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自强企盼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异质性超越，从而推动了“国魂”和民族精神的再造。党把文化大转型积聚的精神力量释放于革命，以“土地革命”为指向，重构、改造农民思想，使中华传统中富于奋斗进取、自由解放的优秀成分在新的时代里复活，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推力。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让“心”——文化、精神“站起来”，民族、国家和军队才能真正“站起来”。

第三，坚持克服“心的疏离”。今日中国，各种思想文化在相互博弈、冲突、融合，价值取向多样化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在彰显现实生活丰富性与活力的同时，也呈现着各种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疏离与冲突。社会思想文化、价值取向多样化不能不影响到人心、人的精神面貌，使精神文化建设面临一系列新课题。由于不能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一些人心灵空荡，精神飘荡，思想游荡，找不着北，定不了向；有的人可谓“七大皆无”，即无理想、无信仰、无追求、无兴趣、无爱心、无静心、无斗志。面对思想文化领域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反省生活信仰和价值迷失，加强文化特别是道德建设，克服人心的疏离，成为时代呼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为提升全民族思想文化道德素质，重建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指明方向，也为人民军队重构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践行好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科学指导。

一个民族充满自信、刚健有为的精神状态，是产生于我们事业整体繁荣发展，还是产生于我们坚持事业发展与人的价值实现有机统一，使党和国家事业整体发展成为人们自身价值实现与归属的可靠依托。历史表明，许多政权的覆灭，人们对其信任的丧失，例如当年法国大革命、当代西亚—北非“颜色革命”，恰恰发生在国家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还有，我们革命战争年代，即使是在党领导的事业处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仍然对我们的思想文化、人生价值理想抱定信心。所以，事业繁荣发展同样只是自信的条件，而非自信本身。真正的自信，既需要我们的事业整体上高歌唱猛进，更产生于我们的事业与人民诉求联系得最紧密的时候，把人民的价值追求、精神归属与民族大义的内在联系体现得最充分的时候。

只有坚持克服“心的疏离”，才能复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要心向时代，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前沿，大力推出占领时代制高点的思想文化精品，引领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要心系人民，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伦理文化，弘扬现代价值理性和科学精神，构筑中国道路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精神支柱。要心怀大勇，培育“杀己以存天下”的奋斗精神。民族不只是人口的累加，而是无数个性鲜明国民的凝聚。伟大的民族奋斗者总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以“杀己以存天下”的牺牲和奋斗精神为祖国、为民族“担干系，负责任”。这种精神千百年在中国人中薪火相传，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现代中国。尽管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的土壤已经弱化或消失，但它却仍能顽强地沉淀于民族生命基因中，留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我们平时看不到它存在，而一旦本民族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和抉择时，这种民族精神就会再现出来，展现出巨大的历史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发展浪潮，面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价值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毅力和科学举措，繁荣发展先进文化，以更加坚定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展现无愧于时代的价值选择。

【注释】

[1]袁阳：《中国传统生死智慧》，《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4期。

[2]《庄子·知北游》。

[3]《庄子·大宗师》。

[4]《论语·先进》。

[5]《吕氏春秋·节丧》。

[6]《论语·宪问》。

[7]《孟子·告子上》《孟子·尽心上》。

[8]何心隐：《何心隐集·何心隐文钞序》，中华书局，1961。

[9]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三《李杜列传》。

[10]《孟子·梁惠王下》。

[11]司马迁《报任安书》；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一；《读通鉴论》卷二。

[12]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三；张载《张载集·正蒙·诚明篇》，中华书局，1978。

[13]《道德经》第三十三章。

[14]《庄子·齐物论》。

[15]《孟子·离娄下》《孟子·梁惠王下》。

[16]《论语·子罕》《论语·阳货》《论语·述而》。

[17]罗伦：《文集》。

[18]《孟子·告子下》。

[19]张载：《张载集·正蒙·乾称篇》，中华书局，1978。

[20]《左传·昭公四年》。

[21]《庄子·逍遥游》。

[22]袁阳：《中国传统生死智慧》，《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4期。

[23]冷成金：《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第304页。

[24]冷成金：《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第304页。

[25]《论语·里仁》。

[26]《荀子·儒效》。

[27]《商君书·修权》。

[28]王健：《法家事功思想初探》，《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29]Neisser，V.et al，“Intelligence：Knows and Unknows，”American psychologist，NO.2（1996）.

[30]《荀子·强国》。

[31]王健：《事功精神：秦兴亡史的文化阐释》，《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

[32]《孔子家语·相鲁》。

[33]刘向编《说苑·建本》。

[34]《论语·子路》《论语·颜渊》。

[35]宋新夫、李承：《“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36]钱立勇：《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华夏文化》2004年第3期。

[37]《湖北睡虎地十一座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38]王健：《事功精神：秦兴亡史的文化阐释》，《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

[39]宋新夫、李承：《“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40]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06页。

[41]高钟：《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2]高钟：《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3]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

[44]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第73页。

[45]《汉书·儒林传》。

[46]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第131页。

[47]王炳照：《历史地看待兴科举和废科举》，《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第2期（下）。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29页。

[48]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载刘昕等编《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84页。

[49]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77页。

[50]宋新夫、李承：《“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5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主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第27页。

[52]夏瑞春主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第148页。

[53]《庄子·天下》。

[54]程潮：《儒家“内圣外王”的源流及内涵新探》，《嘉应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5]《孟子·梁惠王上》。

[56]戴圣：《礼记·哀公》。

[57]戴圣：《礼记·祭统》《礼记·中庸》。

[58]常欣欣：《儒家政治伦理批判》，《开放时代》1995年第7期。

[59]戴圣：《礼记·中庸》。

[6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61]欧阳修等主编《新唐书·孝友传》。

[62]戴圣：《礼记·哀公》。

[63]《论语·卫灵公》；《孟子·离娄下》。

[64]《荀子·正名》。

[65]袁阳：《名的高扬——儒家终极关怀与名的文化心理动力功能》，《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66]黄岭峻：《因“用”而信与因“信”而信——以清末士大夫宗教观为例的研究》，《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3期。

[6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第320页。

[68]李世闻：《理性精神：李约瑟问题的钥匙》，《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69]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解释》，《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3期。

[70]金观涛等：《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5期。

[71]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载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98页。

[72]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第39页。

[73]桂质亮：《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6期。

[74]《论语·子张》。

[75]陈炎：《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76]戴圣《礼记·中庸》；《论语·先进》。

[77]杨振宁：《我的读书和教学经验》，载北大在线编《2001北大最佳讲座》，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第162页。

[78]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31页。

[7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1982，第174页。

[8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上），中华书局，1986，第31页。

[81]陈书良主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第698页。

[82]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

[8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8页。

[84]夏兴有、郭凤海：《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启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85]洪秀权等人创立拜上帝会，建立太平天国，但最终这种类似于基督教的信仰追求，也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人的“主义”信仰传统。

[86]林文光选编《梁启超文选》上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408页。

[87]陈绍芳：《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88]翟振明：《价值理性的恢复》，《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

[89]翟振明：《价值理性的恢复》，《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

[90]梁启超：《余之死生观》，载《饮冰室自由书》，商务印书馆，1916，第142—147页。

[91]梁启超：《余之死生观》，载《饮冰室自由书》，商务印书馆，1916，第154页。

[92]陈独秀：《自杀论》，载戚谢美、邵祖德编《陈独秀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第217页。

[93]魏义霞：《死亡哲学：灵魂不死的历史追溯与深层思考》，《北方论丛》1998年第3期。

[94]《易传·坤卦·象辞》。

[95]《墨子·大取》。

[96]《孟子·梁惠王下》。

[97]《庄子·让王》。

[98]顾炎武：《日知录·正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