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存交往的方式相互“呼唤”

二、以生存交往的方式相互“呼唤”

接受主体和传播主体共同组成了传播,也分享着传播。生存交往把双方深深地纳入到一个整体之中,共同存在、互相需要。

对于处于传播一方、负有传播责任的传播主体而言,米德谈及“反思的个体”的一段话颇为切合:

这就是动物的理智性行为举止和我们所谓的反思的个体(reflective individual)之间存在的区别。我们说动物并不思考。它并不使自己处于承担责任的位置之上；它也不使自己实际上处于其他人的地位之上,并且说,“他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活动,而我则要以这种方式活动”。如果这个个体能够以这种方式活动,而且他在自己的内心之中所导致的态度可以变成某种使他进行另一种活动的刺激,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有意义的行为举止。只要他导致了另一个人的反应,而后者又变成了某种控制他的行动的刺激,那么,他就在他自己的经验中拥有了这另一个人的活动的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所具有的一般机制,因为只有当各种符号和一般的语音姿态存在时,思想才有可能存在——这些符号和语音姿态在这个个体的内心之中,导致他正在另一个个体那里导致的反应,因而从关于这种反应的观点出发来看,他能够指导他以后的行为举止。它不仅包含着从鸟类和各种动物互相沟通的意义上来看的沟通,而且还包含着在这个个体的内心之中对他正在另一个个体那里导致的那种反应的唤起,包含着一种承担他人角色的过程,包含着一种像另一个人那样活动的倾向。一个人参与另一个人正在进行的同一个过程,并且控制他那与这种参与有关的行动。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一个客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构成了既存在于一个人的自我之中,也存在于另一个人的自我之中的共同反应,而后者接下来又变成了对这个人的自我的刺激。^[27]

米德的这段话既解释了主体自我的控制过程,也说明了他者经验对主体的重要性:

第一,正是考虑到了传播的影响和接受主体的反应,考虑到了交往的联动性,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才有了方向感,才有了有效的调控,才有了意义。在传播中,接受主体并没有缺席,而是内在地参与到了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之中。

第二,传播过程也是传播主体传播经验/能力、生存经验/能力的累积/提升过程。对接受者要求的把握,促使传播主体更加全面地了解他人的生存,更加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反过来丰富着自己的认识、体验和情感；对自我行为的调适,要求主体具有更高的心理调节水平、更强的行为控制能力,促使主体不断丰富和提高着自己的控制力和创造力。

总之,对于传播主体来说,接受主体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如狄尔泰所言,“对于我来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事物都不仅仅是一个对象；对于我来说,它还包含着压力或者进展、包含着某种内在的封闭或者抗拒状态、包含着某种距离或者陌生状态”,^[28]接受主体毕竟是一种“异己”的、陌生的力量,需要自己去了解、适应和同化。而这一了解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无益的过程,它帮助主体体验到生命的无限丰富和无穷魅力；一是异己的力量恰恰是价值所在,它不但赋予传播主体以任务,提供传播的方向和目标,而且赋予传播主体的活动以价值。打消“封闭状态”、消除“距离”的过程会使自己得到进步和提高,接受主体的认可、肯定、欢迎、赞誉更会带来自我价值实现的欣悦与满足。体验、提高、努力、实现,都是生命活力的精义所在,也必将增强着自身的生命活力。因此,传播主体对于接受主体的需要,不只是一种完成传播的需要,更是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需要。这样,接受主体这一“异己的力量”对于传播主体来说也就消除了其消极的一面而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成为传播主体的内在期待。

对于接受主体来说,传播主体的传播活动显然超出了他个人的精神世界,他不但通过语言、文字、表情、动作表达自己或传播群体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和要求,并且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自己接收、感受这些活动并做出某种反应,甚至也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进入一种主体间的精神交往中。那么,进入这一交往的接受主体要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呢?

接受主体会发现,一旦进入大众传播之中,在面对和传播主体的以话语交往为核心的必然的生存交往时,会出现以下的情形:“通过这种生命关系,这些事物和人都会要么转瞬即逝,要么永恒地给我带来幸福,都会扩展我的生存状态或者加强我的力量；要不然,它们就会限制我的生活范围,对我施加压力,并且耗尽我的精力。”^[29]在大众传播构造的生存空间中,接受主体能否从中得到有益的东西,要不要和能不能通过大众传播扩展自我的生存空间、加强自我的能力、增强自己的生命活力是极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如果只是一种“过眼烟云”,那么和大众传播的接触便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大众传播不能有效激活自己的生命活力,那么大众传播也便成为一种抑制性的力量,消耗主体的精力。一般来说,作为具有反思精神和“进化”本能的主体,会自觉地在生存交往中寻找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因素。接受主体也会在大众传播中“本能地”找寻积极的一面,通过有声语言大众传播扩展自己的视野、愉悦自己的身心、丰富自己的认识、提升自己的精神,提高自己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努力。不管接触媒体的最初动机如何,也不管对积极性的寻找在起始阶段是有意识发现的结果,还是无意识获得的结果,最终都会成为一种方向性极强、期待性极强的目的性活动。

当然,在按下开关,打开电视或收音机之前,很少会有人去论证“这种生存的交往带给了自己什么,会把自己带往何处”。在他们那里,这些问题也许显得过于专业甚至过于沉重了。但是不去考虑、无暇考虑并不会取消问题的存在,也不能成为传播者以“别人没有要求,我们也不必庸人自扰,把事情搞复杂了”为由而推托、逃避的借口。对于传者而言,受众的存在就是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充分的理由,而受众的“沉默”反而加大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压力。

从理论上来说,在有声语言大众传播中,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在主体间这种相互观照中,主体既确定了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的存在,同时也确认了他人的自我的存在。主体之间通过分享经验,使得相互间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且因此而构成相互间的交流,达到一定的意义的共享。但是能否实现这一切,为了实现这一切,还需传播一方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接受主体对传播的期待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存在的本身也就是呼唤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