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蒋以相互妥协收场

白崇禧在广西时刻关注广东局势的演变。当陈济棠败相毕露时，白崇禧顿足抱怨说：“我早就知道陈济棠这家伙靠不住，他像沙堆垒起的房子一样，一吹就倒，不中用。”

这时，白崇禧最关心的是要陈济棠兑现答应接济广西的400万元，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与陈济棠交涉。几天后，李宗仁复电，说陈济棠只答应200万元，日内他亲自坐船押运回桂。白崇禧拿着电报，一面抱怨“陈济棠不守信用”，但又说：“总算不是顶坏，给了一半。”［104］

陈济棠兵败下台后，时局的重心就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于7月18日乘坐一架小型民航飞机回到南宁，立即与白崇禧等商讨对策。白、李均认为两广唇齿相依，陈济棠迅速垮台，使广西有唇亡齿寒之感，势态已经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对蒋应以谋取缓和为上，力求和平解决争端，应保住广西地盘就是上上策。

白、李于7月20日分电南京的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央真诚抗日，则广西军民效命驰驱”，盼他们将此意转达蒋介石。

7月24日，白、李又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称“奉军事委员会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遵于8月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祷”。［105］

然而，在轻而易举地搞垮陈济棠后，蒋介石的高级谋士熊式辉、杨永泰等纷纷趁机献议：乘广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之患。据说熊式辉对蒋说：日本人虽猖獗，还有可以缓冲的余地，即使对日本人让出华北，将来还可利用英、美的力量再算账；并且如果真让出华北，则还可以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去消灭共产党，蒋反而可以丢掉这副对中共的沉重担子；唯有李、白却是蒋的心腹之祸，不于这样有利的时机去消灭它，还待什么时候呢？不过必须同时以重兵压迫广西，使李、白慑于威势，才可以削除李、白兵权，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云云。［106］

熊式辉的一番话，正中蒋介石下怀，欣然予以采纳。7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免去李、白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职务；改派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107］将李宗仁、白崇禧调出广西，由黄绍竑、李品仙负责处理广西善后。蒋介石的这一任命，乃是架空、离间与逼宫连环策略的运用，企图一劳永逸解决广西问题。在蒋看来，李、白若能接受此项新任命，则为上上之策。

为达到此一目的，蒋介石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将原设在武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从武昌移至广州，陆续征调数十万大军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广西。同时，中央空军对桂林、梧州等重要城市进行威胁性飞行，对李、白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当时主持广州行辕事务的军政部次长陈诚后来说：“余对桂事的意见，始终遵照中央政治解决的方针，军事方面虽有部署，总是希望备而不用。”［108］这就意味着，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

白崇禧、李宗仁原来就顾虑蒋对桂不会轻易罢休，如今见蒋蓄意要将他们调出广西，完全捣毁他们经营多年的老巢，李、白终于被蒋逼上了梁山，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孤注一掷、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尤其是李宗仁，对蒋的调职令情绪最激动，他说：“宁和蒋拼到底，也不任他摆弄。”［109］

李、白召集桂系干部会议，决定蒋如悍然进攻广西，即以武力抵抗，成败胜负，在所不计。

会后，李、白致电蒋介石，严厉斥责蒋介石“墨沈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蒋的新任命“殊难遵令”。［110］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下去。李、白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在政治上，邀请在野的坚持抗日反蒋的各党派代表和著名人士入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以扩大反蒋声势。在李、白盛情邀请下，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代表章伯钧，以及著名民主人士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张文、邓龙光、胡鄂公等相继入桂。应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等组织也相继派遣代表到达南宁。这些人物政治主张各异，但都主张抗日反蒋。李、白拉拢这些势力，其目的在于扩大反蒋的声势。为此，李、白甚至还决定，有必要时，在广西成立军政府，请出息野家乡梧州多年的国民党军界元老李济深出来主持大计，内定李宗仁为军政府主席，李济深为副主席，白崇禧为全军总指挥。

第二，在军事上，抱定“能战才能言和”的主张，在广西全省实行军事总动员，将现有正规军2个军14个团扩编为4个军44个团。［111］同时召集在乡军人成立战斗部队，编为别动队，短期内，广西省组编起21个师，人数达30余万。同时，李、白还邀请原第十九路将领蔡廷锴、翁照垣等入桂，将原十九路军溃散后而被收容于广东的丘兆深1个团及在梧州的汤毅生团以及收容于广西的谢鼎新团，合计3个团，编为抗日救国军新编第1师，以翁照垣为师长，李、白并许以将来重编第十九路军。

作为桂军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更是奔走各地，召集军官研讨战略，激励士气。白崇禧将桂军主力第7军集中梧州，第15军集中桂林，同以对付可能从东南及东北两方面进攻广西的国民党中央军，一旦发生战斗，只许胜不许败，打一个歼灭战，扭转局面。

这时的广西，军民士气旺盛，上下均抱有必胜的信心。在梧州，桂系军政干部齐集北山公园中山堂，举行效忠宣誓大会，会上宣读了李、白《告军民书》：“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在柳州，第7军军长廖磊发起歃血宣誓，一批批的军官在一个花园举行宣誓仪式，仪式庄严隆重，设有香案，军官们虔诚宣誓，表现得很激昂。在南宁，也举行了“刺血宣誓”。

在抗日图存的口号下，广西学生普遍发动起来，早在5月31日，广西省政府发出动员令，饬令全省大中小学校从6月1日起开始停课，分别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国，在此基础上，于6月27日在南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广西学生军，人数多达2万余人。学生军深入偏远乡林开展抗日救国。以挨户访问、集体讲演、教唱救国歌曲、书写标语口号的形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动群众。其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自愿成立了抗日锄奸团及学生军团。学生军团的任务是从事反谍活动。

第三，派出使者分赴湖南、四川、云南、陕西、平津等地，联络这几个省的实力派何键，龙云、刘湘、张学良，要求他们声援广西，制止蒋介石进攻广西。

广西与广东不同，才具平庸的陈济棠独霸广东是因缘时会，粤军内部派系重重，很容易被蒋介石收买分化；而李、白经营广西多年，所有的部下都是他们一手提拔的，内部的控制非常严密，蒋要收买分化比较困难。蒋真要赶走李、白，只有用武力踏平广西才有可能。但蒋要以武力踏平广西，也有不少的阻力。这个阻力就来自国民党内的上层人士普遍认为内战不能再打，要求留下广西的部队用于抗日，这是李、白得以与蒋单独周旋数月之久的根本原因。

起初，蒋介石想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兼讨伐军总司令，进攻广西，但黄绍竑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命令。7月26日，黄绍竑赶到江西庐山晋见蒋介石，当面恳请辞去广西绥靖主任的职务。黄绍竑知道这是杨永泰、熊式辉等谋士的鬼主意，于是先去见他们，以玩笑的口吻说：“好家伙，你们这回硬要把媒人婆拉上轿，当作小姐出嫁了。也不问一问她本人愿不愿意，也不问一问男家要不要，这是谁的好主意？”杨永泰笑着回答说：“横竖你已经嫁过一次了（指1931年发表黄氏为广西善后督办），再嫁一次还有什么害羞呢？你还是准备上轿吧！”黄绍竑又说：“男家不要怎么办呢？”杨永泰回答：“我们这里嫁一个达到他家里，又从他家里讨一个过来，岂不是‘拉直’，两不吃亏？他们会肯的。”黄绍竑再三说，他们一定不会肯，如果硬要这么做，一定要打仗。杨永泰不在乎地回答：“打就打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把握。”［112］

与杨永泰辩论一番后，黄绍竑去见蒋，对他表示：“如果李、白失败，要我去收拾残局是可以的，但若要我去拆他们的台，恕难从命。”晋见后，黄绍竑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予虽系军人，因近年从政时间较长，且离桂甚久，一切情形甚为隔阂。荷承蒋委员长倚畀，任为桂省绥靖主任，深恐才力疏浅，不克肩负重责。余系桂人，对桑梓间之安危，倍感关切，因恐陨越，故面呈蒋委员长肯辞。”［113］

黄绍竑得到蒋介石的谅解后，随即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表明自己的心迹，解释这个任命不是他的本意，他决不回去就职，并且劝他们尊重中央的意旨，妥善处理。［114］7月30日，黄绍竑从庐山回到上海，在寓所接见浙江省政府代主席徐青甫，办理移交。然后发表谈话说：“本人现已‘无官一身轻’，对于广西绥靖主任一职，业经面谒蒋委员长恳辞。本人过去对桂事均处于调人之地位，自新职任命发表之后，过去之调人，一变而为当事者，桂方对此颇多误会。目前广西之情形殊属隔膜，本人忝属桂人，为国、为乡均深望桂事之得以和平解决也。本人现决留沪，暂不他往，浙省任内截至昨日结束，移交事务，业已办妥。”［115］

接着，蒋又派人去活动桂军第15军军长夏威，但夏威亦不为所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情况下，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力主和平解决争端。特别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以及国民党军界元老李烈钧、参谋总长程潜等，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蒋介石不断进言，极力促成和平解决。他们认为如再打内战，将成为亡国的催命符。“如自己打起来，中国必亡了。”［116］冯玉祥表示：“我的唯一任务在促成抗日。枝节横生的广西问题，必须以最大努力，在抗日目标下，助其迅速和平解决。”［117］抱着这样的目标，冯玉祥一再见蒋，不断向蒋写信或打电报，极力主张和平解决。

7月1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开会，商讨对策，除吴稚晖一人主战外，其余诸人均主和平，蒋介石在作结论时也不得不说：“目的为和平，态度须严正。”［118］

8月3日晨，冯玉祥应邀到江西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寒暄毕，冯氏即对蒋说：“我是找不好听的话来说的，今日惟有不用兵为上策，广西事必以和平为主，小心政客之挑拨，小心日本人之快意。李、白两人或足智多谋，或勇敢善战，可使之为国家民族之用。”［119］冯玉祥还说：“一块半拉砖，一块石头皆为有用之物，况李、白为你指导之下，经多年血战造成之将领，或是足智多谋，或是勇敢善战，总以用之为国为民为好。”［120］

参谋总长程潜也认为：中国要抗战，就不应该再打内战，自毁抗战力量，应敦劝双方和解。程潜并打电报给他的醴陵小同乡、桂系的高级谋士刘斐，问他的意见如何，广西方面有无和的可能性？刘斐复电表示同意程潜的意见，希望分头进行敦劝。程潜得到刘斐的复电后，就与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名从南京打电报给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建议主和。蒋回电表示同意。［121］

在冯玉祥、程潜、李烈钧等人大力进言之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真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广西问题。8月1日、2日，蒋介石两次打很长的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敦劝他们两人接受新的职务。8月5日，蒋又派邓世增、香翰屏抵南宁劝李、白服从中央命令。8月10日，邓世增、香翰屏回到广州，刘斐受李、白的委派随来广州了解情况。邓世增、香翰屏向余汉谋、陈诚报告南宁之行，李、白均不接受新的任命，李不入京，白不赴浙。

8月11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江西九江飞抵广州，蒋氏自1926年北伐离开广州以来时隔十载，旧地重游，受到新归附的广东当局的热烈欢迎。8月12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广州接见了刘斐，两人有如下的对话：

“广西情况如何？一定要打吗？你看怎么办好咧？”蒋问。

“广西问题，好办，也不好办。问题很简单，广西要抗日，也不能包办抗日，要全国一起来抗，并且要你领导来抗，那不很简单吗？”刘斐回答。

蒋：“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够抗日吗？”

刘：“你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说，你先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只有替日本人造机会，这就是自速其亡。”

蒋：“如果在军事上、国际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也不听中央命令行事，这样的轻举妄动，能够抗日吗？”

刘：“安内和准备抗战条件是两回事，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灭抗战力量；准备抗战，就不应该打内战。”

蒋：“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要从外交、国防、军事、内政等各方面作充分的准备；否则，轻举妄动，只有自取灭亡。”

刘：“日本人贪得无厌，永无止境，若茫茫无尽期地准备下去，究竟准备到何时为止呢？”

蒋：“只要地方能服从中央命令，不发生内战，我们就可积极进行准备抗日，从现在起，日本人不前进，我们就积极准备；若他再前进一步，几时前进，几时就打；否则准备好了再打。”

刘：“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

蒋：“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罢，看他们还有甚么要求？”［122］

刘斐在广州期间，还分别拜会了在广州的南京政府要员程潜、居正、朱培德、陈诚等。13日上午11时，刘斐乘专机返回南宁，向李、白汇报与蒋的谈话及在广州所见的种种情况，刘斐认为蒋确有谋和的意愿，刘斐随即与李、白商量和平的具体条件，大体上以蒋接受抗战主张，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以及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等三点为基础，逐步补充成为以下各点：第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抗战。第二，中央收回7月25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第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第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第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第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123］

8月14日，发生了广西空军第3队队长邓梓湘、副队长李一飞、分队长梁伟如、飞行员罗士敏等（均广东籍）驾驶飞机3架飞广州投蒋的事件。15日，又有4架飞机飞粤。16日，又有广西空军司令林伟成、队长宁明阶（均粤籍）驾机1架飞广州投蒋。［124］

广西空军的叛变使蒋介石再次产生了一举解决广西的幻想。17日，蒋通过李品仙向李、白提出解决广西问题的新条件，其主要内容是：白崇禧就任浙江省主席或出洋考察；李宗仁暂留桂；桂政局由黄旭初主持；桂军由中央另颁番号，改编为6个师。［125］

对于蒋介石的出尔反尔，李、白均表示难以接受。为了向蒋进一步施加压力，李、白于17日在南宁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召集非常会议，以李、白与李济深、刘芦隐、陈铭枢、黄旭初为委员。同时，成立所谓的“中华民国人民抗日军政府”，以李宗仁为主席，白崇禧、蔡廷锴为副主席，廖磊、李品仙、夏威等为委员，组织军部，以李宗仁为总司令，蔡廷锴、白崇禧分任第一、二两路军总指挥。李、白并令桂军分两路向广东进攻，采取不惜一战的主动进攻态势。

在此期间，冯玉祥、李烈钧、但焘、褚辅成等元老人物也一再向蒋进言，一再建议以李、白主持广西来解决争端，尤其以浙江名宿褚辅成致蒋介石、冯玉祥的电报说得最为中肯动人，他说：“华北局势近甚紧张，桂事宜速解决，俾可专心对外。前承介公面告，粤桂但求形式统一，今已超过期望，斡旋之道，似可令德邻暂维桂局，劝健生来沪面商救亡大计。国难日深，注重广西一省之人事，漠视华北七省之危机，辅期期以为不可也，惟二公善图之！”冯玉祥认为褚辅成的意见“颇有可采纳之点”，将电报转请蒋介石“核夺”。［126］

8月16日，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提出解决广西问题的上中下三策：收回7月25日调李、白离开广西的成命，使德邻维持桂局，调健生来中央赞襄，此为上策；或于李、白中择一留桂，以一人主持无论何省政务，此为中策；若夫以其他方法迫令两君离桂，则为下策。“而其要尤以决不用兵为主旨”。［127］

在冯玉祥等人的大力进言下，蒋介石不得不知难而退，放弃让李、白离开广西的念头，另寻和平途径。

8月19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行营召集参谋总长程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次长陈诚以及余汉谋、黄绍竑等开会，商讨广西问题。决定折中办法：黄绍竑仍任广西绥靖主任，未到任前，由李宗仁代；白崇禧兼浙江省主席名义，给资出洋，浙江省主席由黄绍竑代；广西省主席仍由黄旭初担任；广西军队改编为第五路军；中央军不入广西驻防；广西党政由中央派员协助整理，月拨补助费。［128］折中办法出台后，蒋随即命第四路军总参议邓世增携带这个办法飞往南宁与李、白商榷。8月21日，邓世增带着广西方面的和平谈判条款回到广州。

8月23日，刘斐第二次前往广州。25日，蒋在黄埔召见刘斐。当刘斐将在南宁与李、白商定和平条件念给蒋介石听时，蒋在神情上并没有表示不乐意；当刘斐念到要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离开广西的成命时，蒋还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还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

当刘斐谈到要中央补助财政和复员经费时，蒋表示不愿意了。他说：“谁教他们造反的？他们既造反，还要给他们钱，那不行！”

刘斐说：“广西地方穷，这次动用太大了，收不了场。国家要抗战，他们既是拥护中央，他们的问题就是中央的问题嘛！就像讨亲娶媳妇，你把聘礼送过去，结果还不是连人带礼一起回来了吗？碗里倒在锅里，有甚么不好咧！”蒋考虑了一下说：“好罢！多少给一点，但不能太多，可以考虑。”

刘斐把所有条款说完后，蒋介石表示：“好，大体就照这样办罢，你回去再同他们好好说说，要他们体会中央的苦心。”刘斐担保李、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并希望中央早派大员去桂，以便早日解决问题，实现团结救国的目的。蒋即告诉刘斐，拟派程潜、居正、朱培德去广西。［129］

刘斐回到广西后，向李、白汇报了与蒋谈话的情形，对此，白崇禧表示满意，说：“没有问题了，打个电报欢迎他们来好了。”但李宗仁却扭扭捏捏，还想在6条之外再搞点花样，但又不肯明白说出来，谈来谈去总不就范。据刘斐估计，李宗仁还想要蒋介石把他的地位提高点，但当时显然不是时候。［130］

另据白崇禧透露，当时，李宗仁不愿意和，并扬言：“广西是我们打得来的，打丢了就算了。”对此，白崇禧很不以为然，他对李宗仁说：“内战是自己兄弟打架，哪个打赢、哪个打输都没有意义，据他们3人说已经在准备抗日了，我们天天说抗日，既然要抗日，何不讲和不打？若要打，是打银行的钞票，叫来问银行还有几个钱，能打几久？兵有几个？而且打下去于国家不好。”［131］经过白崇禧这么一说，李宗仁也表示：“算了罢，就这样和了罢！”［132］

8月25日，李、白致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和谈。8月31日，黄绍竑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长函，劝告他们适可而止。信件全文如下：

德邻、健生两兄：

今日因天雨，三先生不能西飞，弟得趁机续陈下悃。三先生所拟办法，弟事前亦获参加，并获介公同意。就大体而论，与友等所提已无多大出入。介公之所以如此迁就，是与兄等致颂云先生电，所谓合则犹可图存，分则适足召亡之意相同。弟近年来，常得与介公讨论问题，观其对于国家利害得失，皆平心静气加以研究，务求于法理事实皆能顾到，且能采纳他人意见。兄等或循以为尚是十八年以前之态度乎？若明白介公近数年态度改变，则知波折迁就至此，决非无诚意也。此次纠纷，已将数月，弟以为兄等既不能脱离国家而别树革命旗帜，则事情总要有解决之一日。尤其广西目前政治、经济，年来皆入在战时状态，决难长久下去。今后或自动而求战，或自动而求和，皆所不利。何如适可而止？在兄等立场、面子、实力皆风头十足，亦可谓不战而胜。故弟劝兄等，得好休时便罢休，不必再过于争持也。兄等或因此而疑弟个人并及中央，以为对兄等之不利，此诚当然之顾虑。然而试易地着想，则弟之不能自由回去，亦可释然矣！然弟虽不回去，何尝于兄等无功？自问数年来有所建议，无不于国家、地方同时兼顾，从未作利己之想，从未作害人之谋。弟立身为人，即以此为基础。兄等前函教以做人，尤为要紧之语，不胜感激。然公私之义不可不分，弟自守者，以此；而所望于兄等者，亦以此也。自事变至今，函电往还，不知凡几，虽或力有未逮，但无不见之以诚。兄如有暇，不妨将以前函电，再为复阅，则可证弟对国家、对兄等，为如何也。近来外间谣言颇多，但就弟观察，皆势所必有，而非如言者之甚。望详察之。此颂公安。

弟绍竑再拜。［133］

当程潜、刘斐斡旋和平即将成功时，主战的陈诚却乘机插进来一杠子，想把和平的功劳抢在自己手里。他对蒋介石说：“程潜、刘斐这般人搞和平是靠不住的。”陈诚建议由他和宋子文出面直接同白崇禧谈判，蒋表示同意。于是陈诚就打电报约白崇禧出来和宋子文与他会面谈判。地点指定在香港、澳门、广州湾等三处，随白崇禧选择。李、白鉴于通过程潜、刘斐这条线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已有成议，对陈诚玩的新花样决定置之不理。陈诚碰了一个软钉子，就造谣言说：“李、白讲和是骗人的。”［134］

陈诚的话一出来，当时武力解决的空气迅速高涨起来。当时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主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打下广西赶走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可以开府南宁，做一任封疆大吏。见主战空气浓厚，程潜等人也不敢轻于赴桂了。程潜并致电刘斐询问：“战云高起，是否桂方已改变前议？”刘斐复电：“只要蒋方不变，仍如前议。”［135］这样，程潜、居正、朱培德才于9月2日飞广西南宁。

正当李、白私下里与蒋介石秘密进行和谈时，被李、白邀请来的各党各派知名人士因不知内幕，却仍然在南宁闹着要在广西组织政府，以便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内定以李济深为主席，胡学龄为秘书长。李、白为了敷衍应付他们，不得不在南宁召集各党各派联席会议，讨论所谓组织政府问题。到会的有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胡鄂公、刘芦隐、彭泽湘、张文、杨东莼、邓龙光、何思敬以及蔡廷锴、邓龙光等，共六七十人，会议由李济深主持。会议开始后，李、白显得心不在焉。李宗仁坐在一旁拿出小刀为李济深修理眼镜，白崇禧则手里拿着一叠电报，一面看电报，一面在电报上写些什么。并且在会议期间，离开会场到外面去了几次，会场景象根本不像是讨论组织政府那样十分严肃的问题，黄旭初、夏威、廖磊、邱昌渭等桂系要员因为心中有数，在会场上一言未发，呆若木鸡。历时数小时的会议，争先恐后发言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发言的，就是那些在野的不知道李宗仁、白崇禧底细的胡鹗公、章伯钧、彭泽湘、刘芦隐等人，他们一致强调要立即组织政府，意见可说是一边倒。直到快要散会时，白崇禧才站起来说：“还是听听救国会的意见罢，请杨东莼先生谈谈罢！”

杨东莼是救国会的派来的代表。李、白原来邀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去广西，但因为沈钧儒目标大，改派杨东莼作为他的代表前往。救国会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党派，李、白想从救国会代表口里知道中共对抗日和反蒋的真实态度，因此，他们对杨的到来非常重视。杨到南宁后，与李、白及其部下多次谈话，向李、白阐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在广西开府反蒋。李、白（尤其是白）认为杨的话很有道理。当白崇禧点名要杨东莼发言时，杨即将中国共产党及救国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讲了一遍，希望广西当局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与蒋介石取对立态度，加速和平解决事变。杨的发言自然合白崇禧的意。于是，在杨东莼说完后，白崇禧不容别人发言，就对会议主席李济深说：“好罢！既然如此，关于开府的问题，还是从长计议吧！”李济深也只好跟着说：“以后再谈吧！”［136］就宣布散会。

李、白既不愿在广西开府，堵死与蒋介石妥协的道路，又不好把自己背着各党派代表和蒋介石和谈并且已成定局的情况对他们明说，只对他们说：“现在中央有些大员出来斡旋和平，碍于面子，不好过于拒绝，姑且允许他们来谈谈，如果条件适当，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和。”［137］

在此之前，李、白曾与李济深达成一个口头的君子协议，如果在广西组织抗日政府，要请李济深出来领导。李济深下野已多年，静极思动，一直盼望在南宁早日成立政府。当李济深得知程潜等要来和谈时，立即以怀疑的口吻对李宗仁说：“蒋介石言而无信，不要上他的当！”李宗仁委婉地回答：“如果他能用事实来表明其谋和的诚意，那我们就不好拒绝。”［138］

各党各派（救国会除外）有些不愿意和的人，不知其中底细，以为还只是试探性质，就想阻挠和谈的实现，因为他们原来是想利用广西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无本起利，大干一番的。如果和谈成功，他们就搞不成了。他们认为李、白利用他们把锣鼓打响了，现在李、白又要出卖他们，因此对和谈心怀不满。所以，当9月2日上午程潜、居正、朱培德3位中央代表到达南宁时，有些人就拿着请愿书去请愿，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当着他们痛骂蒋介石，想借此使和谈不成功。［139］居正、朱培德等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以为又是李、白搞的鬼。他们以为李、白既欢迎他们来，现在又变卦，搞出这些花样，是使他们从中为难。因此，他们深悔这次不该来。居正气得一句话也不说，嚷着要回去！朱培德也说：“我自信平生是比较有修养的，可是，这次使我气卡在喉管里下不去！”［140］只有程潜还保持着惯常的沉默。在机场迎接的李、白连忙向三位奔走和平的使者解释这不是他们的本意，只是各党派代表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他们。程潜等表示理解，于是谈判得以进行。

这次，程潜等不仅给李、白带来了和平方案，而且带来蒋介石、黄绍竑等人写给李、白的亲笔信。蒋介石亲笔信全文如下：

德邻、健生吾兄勋鉴：

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在此举。吾人唯有披沥直诚，勿存彼此之见，方足以救党国以慰民望。如能彻底了解，同以党国为重，即无不可解决之事。兹请觉生、颂云、益之三公到邕与兄等恳谈。凡中央之措施方针及中（正）之志意，切可为兄等尽言其详。而兄等有何意见及困难，亦可对三公面罄。务望开诚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以达到吾人共同一致，团结御侮之目的，尤盼能与兄等早日把晤，共图救国大计，是为切祷。临书依依，不尽欲言，专此奉达。并颂时祉！

中正手启。卅日。［141］

向李、白转交蒋、黄等人的信件后，这三位地位很高的和平使者表达了强烈的和平意愿。特别是参谋总长程潜，丝毫不计较几年以前李、白扣押他的前嫌，一心要促成和谈成功，他甚至说：“如和得成，要我磕八个响头，我都愿意。”［142］

程潜等三人向李、白解释了国民党中央的处境及其政策：首先说明国家当前的局势，内有“匪”军窜扰，外有强邻压境，万万不容再有分裂，而为内外敌人所乘，致召亡国灭种之祸。随后，说明中央处境之困难，“国贼”未除，国防未备，国库空虚，国本未固，何能对外作战？尤其是“匪军”未清，内部未安，自宜“攘外必安内”，始能杀敌致果。故外交原则：“和平非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最后，程潜等说明中央对日抗战，已有整个的长期准备计划，目前正在促进团结，积极实施中，务望各省当局深切了解，竭诚拥护，时机许可，自当一致抗战。对于中央一切措施，如有不同意之处，尽可坦白提供意见，藉次采择实施，万不可意气用事，出以兵戎相见，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李、白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随后双方达成以以下具体协议：军事上，所部单位照旧保留，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取消，改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仍以李宗仁为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蒋则要白出国，后经各将领挽留，遂作罢而为副；政治上，广西省政府及各厅长照旧，唯由中央明令简任，以明体系而昭统一；各区民团指挥官改为行政督察专员，以昭划一；党务上一概照旧；为了解中央政策，可推荐军事的和政治的高级人员到中央机关服务，藉资联系。经过协议，推荐少将高参刘斐为参谋本部第一厅作战处处长，推荐广西民政厅厅长雷殷到中央任内政部次长；为准备抗战安全计，南宁省会过于突出，应迁回桂林。［143］

9月4日，居正、程潜、朱培德携带上述协议回广州向蒋介石复命，李、白派刘斐随同居正等前往广州，并托他转交复蒋介石的亲笔函。

9月5日，蒋介石召集程潜、居正、朱培德、陈诚、黄绍竑等举行会议，决定撤兵。当天，蒋介石发表撤兵训令：

令李主任宗仁、白委员崇禧：

一、现驻西江二、三两路军，着于本日开始移防，其计划另行规定之。所遗防地着第四路军迅速酌派军队前往接防。

二、现驻廉江、合浦一带桂省军队，着于本日开始调回桂境。所遗防地着第四路军迅速酌派军队前往接防。除分令外，仰即遵照。办理情形，具报为要。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五日

委员长蒋中正（签字）［144］

9月6日，国民政府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145］

同一天，居正、程潜、朱培德等三人发表谈话，叙述赴广西与李、白商谈和平的经过。

9月7日，蒋介石分别致函李宗仁［146］和白崇禧，对和谈成功表示欣慰，同时邀请白崇禧早日前往首都南京商榷抗日大计。蒋介石致白崇禧函全文如下：

健生吾兄勋鉴：

居、程、朱诸公回粤，携来手书，述及在桂晤谈详情，且感且愧。吾兄赤忱为国之胸襟，尤使中（正）公私交慰。惟兄拟出国考察一节，壮志自可赞佩。但目前党国多难，时叹才难。故无时不望吾兄共同患难，始终其事，相予赞襄到底。是以亟盼兄入都佐理，俾大计得共筹商，而中个人之获益更非浅显。且吾人暌别多年，切盼把晤，彼此相同。唯念桂省军政交接之际，一切处理必繁，不妨展缓时期。中尽可在粤稍待，诸请从容处理，使各事妥帖，俾德（邻）、旭（初）二兄得以顺遂进行。届时务盼命驾来粤，畅叙契阔。然后相偕入京，共负艰巨，实所切望。未尽之言，特托为章兄面达一切，恕不赘述。会晤有期，诸俟面罄。［147］

9月8日，军政部次长陈诚也写信给白崇禧，热切邀请他早日到广州见面。信中说：“自觉生、颂云、益之诸公回粤后，得悉兄等在邕晤谈详细情形。我兄赤忱为国之精神与开诚相见之襟度，情意交孚，同深感备。弟夙叨厚爱，尤觉公私钦慰，莫可名言。盖连年奔走，团结之愚衷与月来信使往返之诚意已获，上邀鉴谅，下慰私怀。过去不虞之误会，由此而冰消；团结御侮之心愿，由此而实现。此真党国前途之保障，复兴民族之左券也。年来委座对于我兄期望最厚，最近盼与面商大计亦最殷，凡此皆弟所深知，同时更为弟所深信。一待桂中军政处理就绪，务恳命驾东来，俾与委座握手倾谈，畅叙契阔，然后联袂莅京，共筹国防至计，则御侮复兴之国策，敢信其必能。如委座及兄等之苦心孤诣，定期实现，早告完成也。谨因为章兄回桂之便，敬布腹心。不尽之怀，诸容面罄。”［148］

9月10日，李宗仁、黄旭初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他们将在16日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广西省政府主席，请求中央派人监誓并训示。13日上午，程潜、黄绍竑受蒋介石委派飞南宁监誓。在当晚的宴会上，李宗仁表示：中央此次接纳广西建议，并蒙协助整理广西军政，殊深感戴。白崇禧也说：中央与广西原未分离，前因未明中央意旨，经程参谋总长等来桂几度面洽，误会尽释。本人等李主任、黄主席就职后，即随程总长赴粤，谒见蒋委员长请示，并随同晋京任职。［149］

9月14日，李、白发表和平通电：称：“宗仁等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此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鉴。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忧惧。所幸吾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遣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运动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吾人基本要求，纯为对外而非对人，只求主张之贯彻，实无个人权利之私见。际兹和平告成，政局转捩，深恐远道传闻不悉底蕴，用特专电奉达，诸维鉴照。李宗仁、白崇禧叩。寒印。”［150］

在李宗仁的就职仪式上，程潜、黄绍竑代表国民党中央到场监誓。黄绍竑把缺了一个角的“广西绥靖主任”铜印交给李宗仁。［151］程潜代表中央致训词，宣达中央意旨并敦促白崇禧早日赴南京任职。程潜说：“望李（宗仁）同志领导军人，拥护中央，抚绥人民，加紧训练军队，一旦有事，率领健儿，与敌作殊死战，以达成复兴民族使命。”“望白（崇禧）同志，将经手事务赶办完竣，迅赴京师，筹办国防。……本果毅才能、丰富经验，纯一爱国志理，赞襄领袖，实行建设现代新军队、新国防与敌周旋，贯彻素志。”［152］

当时，蒋介石一再殷勤邀请白崇禧赴广州见面，来一个握手言欢，但白却始终不作正面回答。15日，白崇禧以新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身份在南宁接见中央社记者，谈话两小时。白氏表示希望出洋考察，以偿近十年来的心愿。记者问：“可否先入京一行？”白稍加思索说：“此意甚佳，惟个人考察之念甚切，国家需禧，朝召夕归。”记者又告以广州民众已准备热烈欢迎，问拟否即偕程潜飞粤，白答：“个人亟思早日东下，惟年来李主任在桂时少，复员各事均有待本人处理，故亟须稍留。”［153］

白崇禧不敢往广州见蒋的原因，据称是当时张定璠从上海给白崇禧打来电报，电报中说：“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白接电后，就有些踟蹰不决了。白夫人马佩璋且跑到李宗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唉呀，李老总，这几天，我都睡不好！”李宗仁诧异地问：“那为什么？”马佩璋回答：“唉呀，老总你还不知道，蒋光头发表谈话要健生到广州去见他呀！他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的心而今七上八下，还能睡得觉？”马佩璋这么一说，李宗仁只好说：“那么，我替他去见老蒋吧！”［154］

李宗仁与黄旭初随同程潜、黄绍竑于17日下午3时50分飞抵广州，居正、余汉谋等在机场迎接。随后，李宗仁即由余汉谋陪同，前往黄埔谒见蒋介石。18日上午9时，蒋提前来到李宗仁下榻的“继园”看李来了。自1929年蒋桂战争后，公开决裂8年之久的蒋、李这对拜把的金兰兄弟再次握手言欢。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155］程潜则说，蒋、李这次见面，“水乳交融”［156］。

蒋、李商定，取消第四集团军改为第五路军，李宗仁任总司令，辖八师，蔡廷锴旧部分别编入；所需经费大部分由南京中央补助；广西党政整理由中央派员负责办理，军事由李宗仁主持。［157］为了帮助广西复员，蒋介石还批准拨发300万元。［158］

“两广事变”，是李、白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共同发动事变的3位主角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彻底失去兵权，成为这一场事变中最大的输家和失败者；而李宗仁、白崇禧在陈济棠兵败下野后毫不气馁，凭借广西的实力，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继续与蒋介石纠缠，在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居正、朱培德等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大力斡旋下，终于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放弃了驱逐李、白出广西的企图，默认了李、白对广西的统治，李、白成为这场事变中的赢家，这就为抗战爆发后，李、白东山再起，以至抗战胜利之后李宗仁问鼎副总统、代总统宝座创造了条件。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越南华文报纸《中华报》发表《历代桂军之硬打》一文，声称：“人们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不知桂林群峰争秀中，具有一种奇峭孤拔、昂然不屈的气象，正代表广西人的个性强项，孤峰挺立，正表现广西人民的硬气，灵气所钟，代有名人。……此次李、白在桂，轰轰轰烈烈主张焦土抗战，于数十日间动员30余万武装民团，不屈不挠，卒使中央接受其主张，则亦桂人个性之表现也。”［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