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迥为人乐易宽简，曾说：“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乎？”[145]这是他亲近白居易的思想基础。在诗歌方面推崇白居易闲适讽谕与遣怀悟道之作，他说：
唐白氏诗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近道之人率多爱之。予友李公维录出其诗，名曰《养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词语》。其词语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余爱其诗云：“羲和走驭趁年光，不许人间日月长。遂使四时都似电，争教两鬓不成霜！荣销枯至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予今拟其句语，聊加变易，入于别韵，前述时景之迅迁，后述世态之不一，而终篇亦断之以“不惊”也。诗云：“羲和走驭趁年华，不使人间岁月赊。春正艳阳春即老，日方亭午日还斜。时情莫测深如海，世事难齐乱似麻。已共身心要约定，古今如此勿惊嗟。”[146]由此可见一斑。但晁迥的白体诗歌创作在艺术成就上不很突出，前期的闲适、讽谕之作具有同时代其他白体诗人相近的特征，即以清新朴实、明白易晓为主。中期也有部分诗作兼具白体与昆体的双重特征，富赡之中也略带平淡之美，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共性。
如何在宋初白体诗人群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这就与他晚年学习模仿白居易诗作的选择上下功夫，在白居易诗歌接受上晁迥可谓另辟蹊径，专选遣怀悟道的诗作，使其诗作也具有较为独特的佛道情结与理趣特征，虽然这种诗歌语言甚是枯燥，诗情也十分寡味，但这毕竟是他的独特之处。
晁迥晚年的部分闲适之诗，也与太平宰辅李昉、李至所钟爱的白居易闲适诗有很大差别。李昉、李至等朝廷名宦，他们更多的是推崇白居易诗酒宴乐、吟咏情性的闲适之诗，更多的是模仿白居易通俗浅易的诗风，追求白居易次韵酬唱的创作方式等等，对一味地阐发佛理、悟道参禅的诗作则甚是罕见。而晁迥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则不然，晚年唯独对白居易的参禅悟道、抒发人生感悟的作品青眼相加，当然，这也不是晁迥故意标新立异，更多的是与白居易晚年的嗜佛与三教汇通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晁迥晚年退居开封昭德坊，深居简出，几乎谢绝一切来客，更不用说酒宴唱和了。他自己也对白居易闲适的物质性与世俗性表示不满，他曾作诗道：“白氏先生耽醉吟，衔杯洒翰恣欢心。樽空才尽若为计，释闷遣怀功未深。愚称居士名醒默，清思忘言求妙德。习此功成道更高，不到诗魔兼酒惑。”[147]自己的闲适之作更多的是注重精神的愉悦，这也不同于李昉诸人。当然也与时刻战战兢兢的南唐降臣徐铉的清丽精工不同，与刚直之士王禹偁的集大成更是不一样，正因为晁迥接受上的独特，使他在宋初白体诗坛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晁迥白体诗歌的影响
晁迥对宋初诗坛的影响与其崇高的政治地位有密切的关系。真宗景德二年，晁迥由知制诰拜翰林学士，自此开始近二十年的翰苑词臣的生涯，成为真宗朝主要的指掌天下文柄的文臣。这期间，他又先后于大中祥符元年、五年、八年三知贡举，选拔了数以千计的英才，杰出士子如夏竦、晏殊等也久居知制诰，位列宰辅，从而扩大了晁迥对宋初文坛的影响。
晁迥的白体诗歌在宋初具有独特的地位，但其影响却不大，其晚年学习模仿白居易的道情之作，创作出具有佛道情结与理趣特征的悟道诗，诗歌语言也甚是枯燥乏味。他晚年曾说：“昔予方壮，乐游文苑之洪丽。今老矣，唯于微言妙道，回响深切。文章中有白乐天《求玄珠赋》、高迈《长明灯颂》、一宿觉《证道歌》，每一读诵，非但忘饥，有如食其品膳，侑以国乐，比较安国所好类乎。野人美芹，以为至味也。”[148]甚至说“追思壮年筮仕之初，秉笔作气，好为张皇奋发之词”的现实讽谕之作有后悔之意，他说：“今兹大耋，以道眼观之，是何颠倒想，是何虚妄言！此自知非之深者也。”[149]把文章当着佛事看待，晚年好“四事”，他说：“予自引年退居，日用有定，酒药随宜，扶衰养疾，身心随时，息缘反照，以经论为智地，以文章为佛事，止此四者，余无所云。”[150]笔墨不再触及社会的中下层。
晁迥以“道言”来审视诗作，自然诗文的情感色彩与艺术技巧都被排斥在外。这也大大削弱晁迥诗文在当时的影响，同时这种重“道”（更多的是佛道与人生感悟）轻文的言论对同时代的道学先驱柳开等“道统派”古文家的“文道一元说”及其后世道学家们的“作文害道”观念的形成应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只注重阐发三教之理，绝少顾及诗歌语言特性的白体悟道诗对甚似现代“打油诗”的击壤体及其宋代的理学诗体都有影响。吕肖奂先生说：“邵雍和朱熹是理学诗派两个成绩突出的代表诗人，在理学诗派中，他们现存的诗歌最多，都在千首以上。邵雍是理学诗派的开创者，他的《伊川击壤集》是第一部理学诗集。”[151]
晁迥一生经历宋初数朝，仕宦起伏，诗风屡变，接近白体则似白，接近昆体则似昆，在某种角度上也反映出晁迥诗歌创作的复杂性与阶段性。
晁迥的诗歌现存50余首，当然这不是其创作的全部。太宗朝晁迥经历颇为曲折，应有一些真性情的诗作，惜其散佚。自古“文章憎命达”，[152]但自真宗朝后，晁迥官运亨通，优游馆职，所作多以制文居多。晚年的晁迥更是沉浸于释道禅悦之中，关注视野极窄，笔端丝毫未触及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是视文章为“禅家偈颂”，这些都使其无法在王禹偁之后扛起诗坛大旗，成为文坛的领袖，其诗歌散佚的原因很多，当与其诗歌本身之乏味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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