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迥生平概况

晁迥（951—1034），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今属河南）人，后徙彭门（今彭城），是宋代兴盛数百年的晁氏家族的奠基者之一。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释褐为大理评事。真宗朝累迁至右正言，直史馆、知制诰。景德二年（1005）任翰林学士，后累官至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仁宗为礼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景祐元年卒，年84，谥号文元，《宋史》卷三〇五有传。其著作有《翰林集》三十卷（已佚）、《道院集》十五卷（今存三卷）、《法藏碎金录》十卷、《昭德新编》三卷等。

对晁迥的生平考述，学界已有不少令人尊敬的成果，如曾枣庄先生的《〈西昆酬唱集〉诗人年谱简编》^[1]中对晁迥的生平有粗线条的论述，很有拓荒之功。论述较为详细的要数李朝军先生的《晁迥年谱简编》^[2]、张剑先生博士论文《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也附有《晁迥年谱》，对我们了解晁迥人生经历提供重要的线索，但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笔者为方便阐释，将其一生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并重点对已有研究成果作一些纠补。

（一）读书求仕时期

晁迥出生于后周广顺元年，已无异议，但其青少年的具体情况则难以一一厘清。如祖籍问题就说法不一，《全宋诗》认为是四川彭县人。^[3]李朝军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中设“占籍”^[4]一节，其中对晁迥及其家族有详细的考述，认为澶州清丰（今属河南）是晁氏一脉晁佺的祖籍，可能避五代之乱其父晁佺举家迁往彭门，晁迥及其兄弟晁遘、晁迪应在此地长大，并对此地产生情感上的认同，这是极有见地的。晁迥在其著作中署名为“彭门晁迥”，也就不难理解了。

晁氏一脉祖籍澶州清丰，宋时属河北路，《元丰九域志》卷二载：“河北路东路”条载：“上，澶州，澶渊郡，镇宁军节度（治濮阳）。……清丰，州北六十里。一乡，清丰、旧州二镇，有广阳山、黄河。”^[5]这明白易晓。而其父迁往“彭门”又在何处？其实这一问题并不复杂，王珪在《晁君墓志铭》（晁迥之孙）中说：“其先澶之清丰人，后徙彭城，今家开封之昭德坊。”^[6]“彭城”，宋时是大都督府徐州的属地，今在江苏徐州境内。这一问题就转变成“彭城”或“徐州”与“彭门”是否是同一地点的问题，而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材料有：

《彭门解嘲二首》其二（薛能）：“伤禽栖后意犹惊，偶向黐竿脱此生。身外不思簪组事，耳中唯要管弦声。耽吟乍可妨时务，浅饮无因致宿酲。秦客莫嘲瓜戍远，水风潇洒是彭城。”^[7]

《徐州黄楼歌寄苏子瞻》（郭祥正）：“君不见彭门之黄楼，楼角突兀凌山丘。云生露暗失柱础，日升月落当帘钩。黄河西来骇奔流，顷刻十丈平城头。浑涛舂撞怒鲸跃，危堞仅若杯盂浮。斯民嚣嚣坐恐化鱼鳌，刺史当分天子忧。……彭门子弟长欢游，长欢游，随五马。但看红袖舞华筵，不顾黄河到楼下。”^[8]

《河复》并叙（苏轼）：“熙宁十年秋，河决澶渊，注巨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绝流，而济、楚大被其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9]

《燕魏录》云（陈彦升）：“陈彦升资政篇什尤高，尝为《彭门八咏》，士大夫传诵。彭门，今徐州也。南通垓下，北连丰沛，有范增墓。”^[10]

既然三地是为一地，《全宋诗》晁迥小传何以说其为今四川彭县人呢？可能是将“天彭山”看成“彭山”了，《元和郡县志》卷三一记载说：“彭州，《禹贡》梁州之地，汉分梁州为益州，即汉益州繁县地也。垂拱二年，于此置彭州，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州。”^[11]《舆地广记》卷二九也有类似记载：“望彭州，秦、二汉及晋属蜀郡。……垂拱二年，置彭州，以天彭山为名，汉湔氏道有大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阙，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江水径其间，今在茂州，特取其名耳。”^[12]

青少年时期的晁迥事迹多漫灭不可考，但有一事对晁迥的诗歌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就是结识当时文坛执牛耳的王禹偁。对之王称《东都事略》卷四六记载道：“晁迥，字明远，澶州清丰人也。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门，迥少从学于王禹偁。”^[13]不少学者对“从学”的提法提出异议，说晁迥一则尚年长王禹偁三岁，二则中进士的时间早于王禹偁，称其“从学”不妥，亦师亦友更为合适，当然这也不无道理，只是过多的受到时下观念的影响，也低估宋人实事求是与谦逊好学的品质，年长三岁无碍于宋人乐学进取，而且这种情况在宋代士人中也比较常见，连晁迥的后代晁公武也毫不讳言地说：“右五世祖文元公也。讳某，字明远，澶州人。自父始徙家彭门。幼从王禹偁学，太平兴国五年进士。”^[14]就实际情况看，王禹偁在中进士之前就已小有名气，曾先后撰《济州众等寺新修大殿碑》《龙兴寺新修三门记》《兴隆寺记》等文，反响很大，而晁迥相对默默无闻得多，向其学习也不为过。再加上地缘因素，王禹偁是济州人（今山东巨野），晁迥居于彭门（今江苏徐州境内），相隔不远，青年才俊慕名求教也是极易之事。总之，青少年结识王禹偁对晁迥太宗朝的诗歌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晁迥白体诗歌创作的引路人。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三十岁的晁迥与名宦李沆、寇准、王旦、苏易简、张咏等同科进士，释褐为大理评事，开始为宦生涯。本来三十岁中进士，前途一片大好，不想晁迥却开始了近二十年沉沦下僚的为宦生涯。

（二）蹉跎下僚时期

晁迥在太宗朝官运不济，屡遭挫折。《宋史·晁迥传》说：“迥举进士，为大理评事，历知岳州录事参军，改将作监丞，稍迁殿中丞。坐失入囚死罪，夺二官。复将作丞，监徐、婺二州税，迁太常丞。”^[15]即用十八年时间从正九品的大理评事爬到正八品的太常丞，实在是古今罕有。

太宗朝晁迥为官更迭较为频繁，加上宋代职官分离，官制错综复杂，具体时间难以准确划定，只能匡出大体。太平兴国五年中第，授大理评事，知岳州录事参军。本传紧接又说：“改将作监丞”，说明先授岳州录事参军一职未曾任满而又领任此职的。具体何年改任，张剑先生认为是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其理由为：“该年十一月，郊祀，大赦，加恩，张咏改将作监丞。晁迥与张咏系同年，迁将作监丞亦当在此年。”^[16]可立一说，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这是一种较好的假设。

按宋代京城文官正常三年一磨堪，雍熙元年（984）岳州录事参军任满待阙。《宋史》本传言其稍迁殿中丞，通判鄂州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李朝军先生认为应系在雍熙二年，^[17]张剑先生则把它系在淳化元年（990），我个人认为李先生少往后挪点，张先生再往前挪点，可能更接近事实。

晁迥在鄂州任上，曾因失职误判囚犯死罪而夺二官、连削三任，这对晁迥的政治生涯是个不小的挫折。对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记载道：“初，殿中丞清丰晁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有司以殿中丞、右赞善大夫并上柱国通计之。丙申，诏自今免官者并以职事官，不得以勋、散、试官之类。”^[18]

李焘把此事录在真宗“淳化元年”条，虽值得商榷，但由此可知淳化元年正月丙申（十九日）之前，晁迥就已经在通判鄂州任上，“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了，要是还把晁迥通判鄂州的时间定在此年，似有点太晚。

系于雍熙二年（985），虽与前雍熙元年岳州录事参军任满待阙一致，但又与后文不合。晁迥鄂州任上“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即“有司以殿中丞、右赞善大夫并上柱国通计之”。这三任，其中的殿中丞易解，上柱国为勋官，“勋，通常为虚衔，既无职事，又无俸钱”，^[19]此是晁迥所得的虚衔也不难理解，但所夺的“右赞善大夫”从何而来？它虽然也是文官的寄禄官，但品阶已升至二十五阶，正八品。^[20]殿中丞官阶为二十四阶，将作监丞官阶为二十七阶，而宋代官员的官阶晋升是极其严格的，张希清先生说：“北宋前期，初授勋官、文臣京官、幕职州县官从最低一级武骑尉始，朝官自第八等骑都尉始，皆逐级升转。”^[21]

晁迥也很难例外，这说明雍熙元年岳州录事参军任满后，晁迥定有其他任职。再者，假如雍熙二年迁殿中丞，通判鄂州，至淳化元年（990）或稍前发生失职事故，中间相距时间应超过一个磨堪期，空余时间太长不好解释，以至于李朝军先生把晁迥后面任职婺州、掌关市的时间提前到端拱二年（989），明显又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记载有较大的出入。

有鉴于此，迁殿中丞，通判鄂州的时间应在两者之间更为合适，通判鄂州之前应有一任任职，这样上述诸多不合之处就能得到较好的弥补。

上文说李焘把晁迥失职夺官一事载于真宗“淳化元年”条，这是值得商榷的，虽然难以确定此事发生的具体年月，但淳化元年应基本排除，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可知此事肯定发生在淳化元年（990）正月丙申（十九日）之前。新年才过半月，加上官员例假，此事发生在淳化元年开年的区区半个月内可能性应该不大，但应在端拱年间，具体系于何年何月则不大好定夺，暂且存疑，以待新材料的发现。

晁迥在鄂州任上被夺二官，削三任，又回到官阶为二十七的将作监丞，又开始了八九年的颠簸外任时期。先是出任婺州监税，张剑先生说他“淳化二年辛卯（991），四十一岁，复将作监丞，监婺州税。”^[22]

我认为推前至淳化元年秋更为合适，首先可由晁迥《游虎丘诗序》逆推其年份，其序为：“余罢掌赋东阳，归次苏台。时故人王士龙饮饯乎阊门，且曰：虎丘山寺，吴中胜概。不越数里，可能游乎？余沛然惬心，请与偕往。由枝派乘水舆，长啸清风，目穷幽趣。棹工丛力，叶舟如飞。拂白英以半开，萦红树以傍出。造诣幽境，敻无纤尘。相与披烟萝，凌磴道，杳疑天外，作为佛宫，俯临剑池，呀若断岸，磊岢崷崒，不能形容。……一觞一咏，柅兴而还。遂裁八章，以表嘉会。时淳化四载，自序。”^[23]

“罢掌赋东阳，归次苏台”，东阳即宋两浙路婺州的郡名，《元丰九域志》卷五载：“上，婺州，东阳郡，保宁军节度。”^[24]婺州监税任满在淳化四年，那么上任的时间逆推三年应在淳化元年。

再由王禹偁的送别之作可知季节为秋冬，晁迥远赴婺州，好友王禹偁曾为之作诗赠别，其诗为《送晁监丞赴婺州关市之役》，诗中有“霜晴震泽初尝橘，泉过惠山应试茶。虎溪晓云灵隐雪，钱塘夜潮照湖月。密排诗景在途中，旋吟新句教儿童”^[25]诗句，可知晁迥赴婺州任上应是深秋初冬之季，而王禹偁在淳化二年触怒太宗而被贬商州，对此《宋史·王禹偁传》记载道：“（淳化二年）未几，判大理寺，庐州妖尼道安诬讼徐铉，道安当反坐，有诏勿治。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坐贬商州团练副使，岁余移解州。”^[26]王禹偁在此年秋已经抵达贬所，有诗《初入山闻提壶鸟》：“迁客由来长合醉，不烦幽鸟道提壶。商州未是无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27]可为证据，即淳化二年秋，王禹偁已经到了贬所商州，如何能饯别赠诗晁迥，因而，晁迥出任婺州是在淳化元年秋冬应更显缜密。

淳化四年婺州监税任满待缺，晁迥曾与好友王士龙饮饯阊门，登游虎丘，写下不少充满闲适意味的登临之作，这是他难得的保存至今的前期诗作。

接着迁太常丞，出任徐州监税，时间应在淳化五年（994）四五月间。王禹偁诗《酬太常晁丞见寄》：“当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为出谷莺。犹作三丞君最屈，遍寻两制我知荣。湮沉莫厌青衫在，彼此俱嗟白发生。重入玉堂非所望，汶阳田好欲归耕。”^[28]此诗有王禹偁原注“晁诗祝予再入翰苑”，而王禹偁再入（应为三入）翰苑为知制诰的时间即为淳化五年四月。《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载：“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馆，丐外任以便奉养，得知单州，赐钱三十万。至郡十五日，召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八月”条载：“（淳化四年八月）己卯，授左正言，谓宰相曰：‘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寻命直昭文馆。”^[30]即淳化四年八月授左正言，十一月入直昭文馆，后“求补郡以便奉养”，所补何郡呢？《单州谢上表》说：

臣某言：今月（三月）九日，曹州进奏院递到敕一道，伏蒙圣慈，就差知单州军州事，兼赐钱三百贯文。祗荷宠荣，不任感惧。臣已于今月十七日到本州上讫。乍别天庭，初临郡印，锡赉颇厚，恩荣实多。^[31]

即先后为曹州决狱、知单州军州事，并由单州赴京为知制诰，时间只能为淳化五年四月。前一年尚在商州，而后一年五月又因“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了。这样王禹偁写诗回赠时，晁迥已是太常丞，出任徐州监税肯定在此年四月或稍后。

至道三年（997），对晁迥而言是个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此年三月，太宗崩，真宗继位，大赦天下，晁迥结束了太宗朝坎坷多舛的仕途生涯，四月，徐州监税任满的晁迥，迁右正言，十二月入直史馆，从此可谓青云直上，开始了“徊翔两制，逾二十年”的显宦生涯。

（三）官运显达时期

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太宗崩于万岁殿，真宗继位，大赦天下，加恩群臣，晁迥迎来人生的转折。《宋史》本传载：“真宗即位，用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沆荐，擢右正言、直史馆。”^[32]其后又“献《咸平新书》五十篇，又献《理枢》一篇，召试除右司谏、知制诰”，深得真宗的赏识。景德元年，加右谏议大夫，为判官。次年春，与赵安仁、陈彭年等同知贡举。五月拜翰林学士，成为真宗的近臣，有机会参与君臣赐宴雅集与文臣之间诗酒酬唱。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晁迥参与杨亿、刘筠等西昆派的唱和，作有《属疾》《清风十韵》等唱和诗作。次年又参与群臣送别种放的宴集之作，晁迥的诗作与杨亿、王曾的序文为优，其诗风与早年重讽谕有明显的差异，昆体色彩渐浓。

同时，作为帝王身边的制臣，参与歌颂真宗朝的祥瑞、天书之类也在所难免，如真宗《大中祥符封禅记》书成，晁迥献赋颂歌诗以记其盛德；（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八日，真宗曾召群臣观瑞物于崇和殿，并赐宴于资政殿，群臣皆赋《初观瑞物》，晁迥、杨亿也不无奉承地说：“此主圣朝受命之符，不可不载于史册。望内降名件付修国史院。”^[33]一个“性乐易宽简，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34]的晁迥也不得不谄媚起来，自己真心如此倒也不甚痛苦，但晁迥应是个清醒者，杨亿称晁迥“所作书命无过褒，得代言之体”。他也不喜术数，曾说：“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乎？”^[35]晁迥中晚年在政坛上，其内心应多有不得已之处，但在摸索出为官之道后，只能曲之于心了，其晚年屡次求罢及致仕后全心悟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大中祥符四年至天禧元年（1017）长达七年时间，晁迥一直任翰林学士，成为真宗朝的“文章宗工”“文苑宗师”与名宦近臣。天禧二年，年近七旬的晁迥还被委任为册立皇太子礼仪使，进翰林学士承旨。次年迁兵部侍郎，为南郊礼仪使。年过耳顺之年的晁迥，屡求致仕，仍未许可，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直至仁宗即位，尚迁之为礼部尚书，真可谓年愈高，而官愈显。但晁迥求致仕之心已决，屡次上书仁宗乞老，直至天圣四年（1026）以太子少保致仕，实现久违的“宏愿”。自此，晁迥结束真宗朝个人官运显达的时期，开始步入仁宗朝闲逸安适的致仕生活。

（四）闲逸安适、参禅悟道的致仕生活

从礼部尚书、集贤院学士退居下来，晁迥并不失落，而是重新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开封昭德坊，笔不停辍，手不释卷，创作与悟道似乎成为晁迥晚年生活的全部。

今天所能看到的诗文绝大多数都是晚年遗留下来的，如天圣五年九月十五日，晁迥完成《法藏碎金录》的撰写；天圣六年五月撰成《慎刑箴》《劝慎刑文》；天圣七年作《闻思三法资修记》；天圣九年进太子少傅，著成《昭德新编》等等。直至景祐元年九月卒前不久，仍献《斧扆》《恤刑箴》《大顺》《审刑》《无尽灯颂》诸篇，后因忽感疾，医药不进，于此年九月十五日卒，赠太子太保，享年84。

概言之，晁迥生平具有明显阶段性与复杂性。在仕途上，为官之初颠簸磕碰与青年时期晁迥的个性有关，他“乐易纯固，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36]在斗智更斗心的政坛肯定屡屡所挫。中年之后，官运渐显，晁迥为人处事方法不同于前期虽贵势无所屈，而是具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意识，为官与平居有较大的区别，这也是宋人调和儒道及儒佛关系的结果。

如对待真宗大搞祥瑞一事，从个体而言，晁迥不信祥瑞天书，但为官之时，角色发生变化，可以“不费”心力的称赞符瑞天书来。因而，与杨亿一起高声说道：“此主圣朝受命之符，不可不载于史册。望内降名件付修国史院。”当然晁迥是个君子，不似王钦若、丁谓那样曲意奉迎、推波助澜，《曲洧旧闻》卷一载：“祥符中，天书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定陵屡欲用为宰执，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即文元公也。”^[37]说明他有守道的一面，但晁迥深知御用文臣的职责，积极参与真宗朝的各种文化甚至迷信活动，也给他带来诸多的荣恩与升迁，如咸平四年献《咸平新书》《理枢》，继而官至右司谏、知制诰，判尚书刑部；大中祥符元年，详定东封仪注，随帝东封泰山，进所拟《东封赦书》，又作《祭澶州河渎庙碑文》；天禧二年撰册皇太子礼乐《明安》三曲，被任为册立皇太子礼仪使，进翰林学士承旨等等。

再如对佛老的态度也可见其个性的复杂性与阶段性。致仕后的晁迥，主要就是博览内书、著述悟道。我们不能认为晁迥是致仕后突然倾心于佛道，《石林燕语》卷一〇也说：“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常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38]“初学”之时肯定不是年逾七旬的致仕之时，也与“终身力行”与“既老”不合。晁迥很早就二教相参，只是有碍自己的身份，不便在政治生活中表露而已，再加上晁迥政治上的儒家事功与情趣上的醉心佛老互不冲突，没有多少心灵纠结，因而表现不显。

致仕前的诗文绝少有公开称颂二教的。致仕后，对白居易的思想人格及其佛道学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了笔耕不辍外，还手不释书，博观内书，所著书籍几乎都与佛道相关。同时，对白居易的追慕由诗文层次提高到思想意识层面，其悟道禅偈似的诗文创作更多的不是表达情性，而是阐释自己对佛家禅理、老庄思想及其白居易委运任化、知足自适人生态度的理解与追慕。其晚年所作《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充斥着大量的佛学成分，能从中看出晁迥晚年的思想变化。

这种把为官政治生活与平居情趣爱好分离开来的角色意识，自中唐白居易始变得愈加清晰。这也是文人自我意识与自我价值不断觉醒的表现，自我的情趣爱好甚至信仰被很好地圈定在个体范围之内，政治立场是一回事，个人情感又是一回事，甚至截然对立都能和谐统一于个体之中，稍后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更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