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和影响

以“传奇”为小说作品之名，当始于元稹，他的名作《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入《太平广记》时改题。后来裴铏所著小说集，也叫《传奇》。但这时“传奇”只是用为单篇作品或单部书的题目。大概是受了元稹《传奇》即《莺莺传》的影响，宋代说话及诸宫调等曲艺中，把写人世爱情的题材称为“传奇”，这是故事题材分类的名称。

至于把“传奇”明确地用为唐人文言小说的专称，现存资料中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以后就这样沿用下来。顺带说明，“传奇”一名，应用的范围很广，不但后代说话、讲唱中有“传奇”一类，南戏在明以后也叫“传奇”。

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六朝志怪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

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他已经注意到两者之间写作态度的不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明确地指出，传奇与志怪相比，“其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正因如此，在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唐传奇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也受到除六朝志怪以外许多因素的影响。

在六朝存在“文”、“笔”之分，而志怪虽然在今日看来荒诞无稽，当时人却是当作实有之事来记载的，它作为史部的旁支，属于“纪事直达”的“笔”而不属“沉思翰藻”的“文”，所以其文字风格偏向于简洁质朴。到唐代，文、笔区分的意识已经淡化，因而文人在写作野史及传闻杂录一类东西时，也往往驰骋文采。刘知幾批评当时之史，“其立言也，或虚加炼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史通·叙事》）。这对于严格的历史著作当然不妥，但各种传闻杂录，本来就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它经过有意识的“虚饰雕彩”，反而更向文学靠拢了。

唐代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达，因而产生了多种面向市井民众的俗文学形式，如说话、变文等，都是以虚构故事来吸引听众。它们不仅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也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兴趣。这一类新兴的俗文学，必然会给文人创作带来刺激，并提供新鲜的素材，而唐代贵族文化意识逐渐衰退，尽管士大夫中轻视小说的态度没有完全改变，但许多文人已经把注意力投入到这种比诗文辞赋更富有趣味性的创作中来了。

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是在中唐，这里面也有社会心理的因素。唐代总体上说来，是富有浪漫精神的时代，这种浪漫精神曾经以充满激情、充满自信和进取意识的特点出现在初盛唐的诗歌中。而到了中唐，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对人生都不再那么抱有期望，他们的心灵需要在现实以外的世界中求寄托。小说正是提供了一种虚构的世界，可以让人们在其中幻想人生、解释人生，表达对于人生的种种愿望。

另外，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传奇还常常被唐代举子用作“行卷”——考试前投献给有关官员，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

在从志怪到传奇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史传文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前我们就说到：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主体虽非虚构，但作者为了追求鲜明生动的效果，往往有意无意地在细节描写中采用虚构手段。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传记，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早已为后人提供了良好的榜样。唐传奇的重要作家中，有不少人是历史学家，他们很容易继承这一传统，而更自由地运用于小说创作。唐传奇中凡以写人物为主的，几乎一概题为“××传”，这也是来自史传的明显痕迹。

还有故事化的辞赋也值得注意。辞赋最早就是在虚构的框架中展开辅陈描述的，即刘知幾所谓“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史通》外篇《杂说》）。到东汉，有些辞赋的基本内容也采用虚构的故事，如杜笃《首阳山赋》，写自己在首阳山同伯夷、叔齐的鬼魂相遇，而后来蔡邕《青衣赋》、曹植《洛神赋》等，故事更加曲折、完整。在民间，俗赋的故事化更加彻底，以六朝残存的《庞郎赋》尾段来看，那时的民间俗赋已经完全故事化。唐代也有不少这样的俗赋，至今在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好几篇。辞赋的故事化、通俗化，使它和小说相互沟通，并影响了小说的发展。如俗赋中每以骈文与诗歌交错成篇，这一特点在《游仙窟》一类传奇作品中仍保存着。

至于大多数传奇语言偏向于华丽，在人物外貌及景物的描写上常用铺排手法，则和整个辞赋文学的传统都有一定关系。

唐传奇作为文学史上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短篇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史传为传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但同时传奇也就往往采用史传的简洁笔法，而省略必要的交代和细致的描述，有时更用归纳的方法写人物，这对小说而言，其实是不合适的。又譬如《云麓漫钞》说士子欲以传奇显“史才、诗笔、议论”，确实唐传奇作品中普遍存在议论成分，有的还夹有众多诗篇，这也造成小说文体的不纯。

但尽管如此，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由于唐传奇的兴起本身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的素材，这使得文人创作同大众的爱好有所接近，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这里面就反映着大众的心理。所以它为后世面向市井民众的文艺所吸收。最显著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取材于《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不下于数十种。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体式。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古文”，它又多一些骈丽成分和华美的辞藻。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文章化，但对后代散文却不无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