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十四篇之孟子

（引用之一）

《孟子》原分七篇，朱熹作《四书集注》时把《孟子》每篇分为上下篇，这样后人讲《孟子》，就按十四篇讲。

《梁惠王上》是《孟子》十四篇的第一篇，朱熹把它分为七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一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首段：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以尧舜之道的仁义主张为上，所以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第一篇。

孟子以仁义王道之术游说诸侯。

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国的都城在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所以称“魏”为“梁”，魏惠王又称梁惠王。

当时，孟子是由滕国来到魏国的。滕国在齐国和楚国之间，所以梁惠王说他“不远千里而来”，即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来到此处。孟子在滕国时虽然受到滕文公的敬重，在滕国待有两年多，然而，他的政治主张仍然不能实现。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梁惠王晚年，为振兴国家，“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孟子听到梁惠王招贤消息后，便率领弟子和随行人员“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浩浩荡荡来到了魏国。

公元前320年，孟子来到魏国。时年孟子70岁，故惠王称他为“叟”，叟是长老的称号。孟子40多岁出游列国诸侯，历经近30年的游说生涯，孟子在诸侯国间已有很高的声望，其“游说团”的规模较比孔夫子周游列国时，也要大得多。对于孟子的到来，梁惠王很期待，也很高兴，很热情地欢迎说：“老先生，您不辞辛苦千里而来，对我的国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利益吧？”

针对梁惠王一开口就谈“利”，孟子听了有点不高兴地说：何必谈利呢？只有仁义罢了。如果惠王说以什么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以什么有利于我的封地，士和老百姓说以什么有利于我本身。上下互相争利，那国家就危险了。

孟子奉劝梁惠王只能讲仁义，不能讲利，认为如果讲利，就会引起争夺、招致政权颠覆。从表面看来，孟子似乎认为利是万恶之源，义与利是对立的。

其实，孟子这里所说的“义”，指当时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它是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表现。孟子所谓“利”，实际指的是统治者的个人私利以及所代表的小集团利益。这从“何以利吾国”“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之“利”的内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孟子在这里崇义而抑利，实际是反对统治者为一己之私利而置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不顾。他认为如果统治者带头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全国人人争而仿效，那么就会使国家受到根本性的损害。因而他提倡“义”，要用“义”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孟子对梁惠王所以强调义，反对把利摆在首位，是针对当时政治情况而言的。战国时，各诸侯国在贪欲的驱使下，互相争夺、杀戮，血洒宫廷，尸暴荒野。诸侯争霸，只追求私利，不讲仁义；这样，不但使新兴地主阶级刚建立起来的政治统治无法巩固，而且也给人民带来灾难。孟子为克服这种灾难性的社会现象，遂提出讲“义”而不讲“利”。因为造成互相杀伐的根源就在于追求私利，而且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其实，孟子并不完全不讲利。义，也是一种利，不过是指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

抗日军兴，大批青年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抗日救国，这情形使毛泽东想起两千年前孟子千里迢迢从滕国赶到魏国见魏惠王的故事。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所做的报告《时局问题及其他》中，回忆青年们奔赴延安的情景时说：

1937年、1938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在这里，毛泽东引用《孟子·梁惠王》上篇中的这一句话，肯定了青年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来到延安的正确选择。

不过，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利，与孟子所谓的利，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对于这些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而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十分的关怀。并明确指出“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肯定他们是为寻求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来到延安的。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正如这首抗大校歌中所唱到的那样，他们担负着“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当局由消极抗战到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加之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抗日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相继失陷。在这样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并在随后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树立起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延安成为当时爱国青年心目中的“圣地”，一批又一批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祖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是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他提倡在延安开办各类学校，将这些热血青年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当时，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就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负责人，经常到这些学校去讲课。他们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

毛泽东曾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很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800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工作之余，他还常常走到他们中间去，与他们无拘无束地畅谈。

对于青年们来到延安之后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毛泽东循循善诱地给予开导。他形象地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作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 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 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同时他又指出：“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心下，这些不远千里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使他们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在革命的大家庭中迅速成长，逐渐成了党的坚强力量。

从品读《孟子》的角度来理想毛泽东对《梁惠王上》第一章思想的运用，明显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孟子义利观的改造和超越。魏惠王期待孟子的到来“有利吾国”，孟子则答以“何必曰利”，真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毛泽东则明确肯定青年们到延安来有利抗战，而抗战就是爱国。毛泽东是借孟子之词而反用孟子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