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艺术特色

第三章　《诗经》的艺术特色

《诗经》是一部以抒情诗为主体的诗歌总集，即使有一些史诗性质的、叙事成分比较浓的诗篇，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不像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那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只有片段的叙述，因此，《诗经》的第一个艺术特色是抒情性。

现实性，这应该是《诗经》的第二特色。《诗经》里所反映的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日常经验，是人世间的种种事情和平常人的情感世界，没有凭空想象的东西，没有超现实的神话世界，没有凭幻想虚构的世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诗经》里的诗歌基本产生于黄河流域，在中国的北方，这里的环境比较艰苦，生存条件较差，人们忙于日常的生产与斗争，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思去凭空想象，进行大量虚构。二是虽然孔子删诗之说已被否定，但孔子整理过《诗经》这是确切无疑的。孔子是一个特别注重现实的人，反对凭空虚构，幻想、虚构与神话是遭到孔子排斥的，所谓“思无邪”（《论语·为政》）、“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那些充满幻想、那些涉及神怪的诗歌，肯定要被孔子删改。孔子在整理《诗经》时，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以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作为诗教，崇尚中庸之道，学诗只是为了掌握兴（感发志意）、观（考见得失）、群（群居相切磋）、怨（怨刺上政），从而更好地侍奉父母，进而效忠君主。学诗还可以更多地知道鸟兽草木的名称。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把《诗经》大则当作从政的信条，小则当作常识教科书，独独没有把它当文学作品来看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诗经》里没有荷马史诗式的诸神和英雄，没有超乎常人的形象与脱离日常生活的经历，即使原来作品中有，孔子在整理时必定会根据他的诗教一一加以修改。

由于《诗经》是孔子根据儒家的观点来修改整理的，必然要求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符合儒家的政治信条，因此具有显著的道德与政治色彩。

中庸平和，这是《诗经》的第三个特色。由于儒家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还有“怨而不怒”的中庸之道与“克己复礼”的信条，因此《诗经》里的诗都显得很克制，很平和，没有大悲大喜，没有情绪愤激难平的激烈感情，没有充分张扬的个性，没有过分突出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采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是《诗经》的第四个特色。这加强了诗的形象性与生动性，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诗集传》），“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王应麟《困学纪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直白其事，直抒其情。

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诗集传》），“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困学纪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比喻。

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诗集传》），“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情动物也”（《困学纪闻》）。这是触景生情的意思，看到眼前事物联想起了所咏之物，于是借用眼前物做铺垫引出所咏之物。最早的兴只是一个发端，跟所咏之物并无意义上的关系，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借雎鸠以引出所思的淑女，而雎鸠和淑女毫无关系。兴在应用中，逐渐发展，成为不是单纯的兴起，而是兼有比喻、象征、烘托、寄托等种种功能。于是后人对兴又有多种说法：“兴者，起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这就是通常说的“兴起”，在《诗经》里被大量应用；“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钟嵘《诗品·序》），这是在诗的结尾处用兴，形成“兴结”；“比中兴也”（吴沆《环溪诗话》），这是兴而兼有比喻的意思；“兴则环譬以托喻”（《文心雕龙》），这是在兴中又具有象征、寄托等意思。

《诗经》的第五个特色是常常采用叠章形式，即在重复的几章之间，多数只在字面做少量改变，也有在意义上做了少量改变，这样反复吟唱，有一唱三叹之妙。前边我们所举的例子如《伐檀》、《硕鼠》、《黄鸟》等等，无不如此。这是歌谣体的特点，借以强化所抒发的感情，突现主题。这在《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里普遍使用，在《颂》、《大雅》和《小雅》里的政治诗中几乎不 存在。

《诗经》的第六个特色是以四言为基本句式，间或杂以一言直至九言各种句式，但是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