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送实留 故纵欲擒——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笔法管窥
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之作，据清人方世举推测，当在中唐“宪宗（805—821）之世”（转引自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其时，藩镇割据对抗中央，成尾大不掉之势。而河北三镇（卢龙、魏博、成德）不受李唐政权节制，为害尤烈。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三镇军阀延揽人才招募豪杰，扩张其独立王国的势力。怀才不遇之士，为谋求出路，应召投身军阀幕府者往往而是。董邵南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行河北的。
董邵南是寿州安丰人。从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7）所作《嗟哉董生行》（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诗中，可概见其出身际遇。董生是一位“行义”、“孝慈”的读书人。隐居乡野，躬耕自资，“人不识，惟有天翁知”。“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政治如此黑暗、生活如此清贫，令董生不得不走出仕之路。不幸的是，董生“连不得志于有司”，在礼部考试中一再落榜，乃执意投奔军阀幕府。
韩愈坚决维护中央政权、反对封建割据。但对董生被投闲置散、埋没于当世的境遇又深表同情，将别之际，自不便对董生的人生选择说三道四求全责备。尽管如此，韩愈又必须维护自己忠君卫道的思想，对董生的河北之行表露自己的不同看法。而这层意思又难以直截了当地说出。因此，作为一篇临别赠言，韩愈只能以含蓄之笔墨抒写复杂之心境。这是令后世读者感到此文“深微屈曲”（刘大櫆评语）、“妙远不测”（张裕钊评语）的原因。
“送之所以留也。其辞绞而婉矣。”陈景云在《韩集点勘》中对这篇赠序内蕴、技法的点评可谓切中肯綮。这篇仅151字的短文的确写得纸短情长、婉曲动人。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文章从董生欲往之地“燕赵”落笔，“兀然而起，以士风立论，奇”（《古文观止》评语）。接着代董生作不平之鸣：“怀抱利器”难酬其志，而“郁郁适兹土”。肯定董生才智，表达挚友之情，挑明董生之行出于无奈。然后以“吾知其必有合也”一语对董生之行表示良好祝愿，期望其与河北侠义之士萍水相逢情投意合。“送”，为题中应有之意，一句“董生勉乎哉”，且将“送别”之意暂作收束。然读至下文，方知此段不过是衬笔而已，“古称”二字为下文预设伏笔，古代燕赵之地，董生这样的士“必有合”，然今日之事如何，尚在未定之天。此段，乃为全文第一处“纵”笔。
“送”意未尽，作者紧承“必有合”之意展开第二处“纵”笔：董生这样的士，只要是“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何况是作为性情中人的燕赵之士。行文至此，已将“送行”文章完全做足。然观照下文始知，这依然是一处衬笔。“慕义强仁”四字，乃为下文文意逆转预设之又一伏笔。
正因为前文预设关目，故作者笔意陡转，读者不觉突兀：“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世风时俗随同政治教化之不同而移易，古今恐有不同。此句以疑问语气出之，表达的却是确凿无疑的观点：明言风俗，暗涉政治，巧妙点出古今政治形势迥然不同。燕赵之遗风而今安在哉？河北之藩镇果为“慕义强仁者”乎？今日之“感慨悲歌之士”安得为之用耶？——这些问题，从关切董生的角度提出，意在言外，不能不令董生深思。前言“必有合”，此则言“未必合”，盖以古今风俗教化异也。因之，韩文明确表露对董生河北之行的一种隐忧：“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用董生河北之行来检验一番吧。此数语，为下文曲写“留”意作铺垫，乃点明主旨收擒文意之第一步。
此段，一“纵”一“擒”，曲尽其妙，“送”意说尽，“留”意初生。“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并不执掌政权，河北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即使军阀重用人才，也是出于割据分裂的目的。一句“董生勉乎哉”，字面复沓，含义不同，不再是对董生勖勉之词，却是为董生忧虑之语了。
于是作者婉曲道出文章主旨：董生河北之行，绝非正确抉择。然此意又非明明白白道出，而是暗用事典微言规劝。作者托董生抵河北后办两件事。其一，“吊望诸君之墓”。望诸君，战国名将乐毅。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佐燕昭王率军攻齐，下齐七十余城。后燕惠王中齐人反间计，乐毅被迫归赵，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望诸君”。韩愈托董生吊墓，言外之意是：乐毅之运命尚且如此，董生即令为河北藩镇所用，其境遇会比乐毅更好么？其二，“观于其市”，交“屠狗者”。“屠狗者”，指河北侠义之士。《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荆轲、高渐离叱咤风云，“狗屠”却名不见经传。韩愈劝董生交“屠狗者”，言外之意是：今日之河北“屠狗者”隐于其市而观其变，不为藩镇所用，难道董生连“屠狗者”也不如么？这两项请托，遥应起笔“燕赵”二字，既切合董生出游河北的实际，又强烈暗示董生对自己的抉择当反躬自省。然这一良苦用心，亦非直言坦陈，而是以“深微屈曲”之笔委婉言之，的确令人感到文意“妙远不测”。对河北藩镇，前婉言董生“未必合”，此婉言董生“不宜合”，这是点明主旨收擒文意之第二步。
行文至此，“留”意尚未十分明朗，韩愈乃以出人意料之逆笔绾合全篇。韩愈请董生代为劝勉河北之“屠狗者”：“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明天子”，应指唐宪宗，这是中唐以后尚有作为的一位皇帝。韩愈吁请河北被军阀埋没的人才出而为朝廷效力，则力挽董生居留长安等待机会报效国家之意彰彰明矣。至此，暗中一“擒”，规劝董生不应远赴河北委身幕府之“留”意全出，而送别董生前往河北施展才华之“送”意全消了。
这篇赠序写得含蓄蕴藉一波三折，系由主客观种种因素所致。一者，董生去意既决，作为送别之客，晓以大义强行阻止，伤朋友情感，无实际效果，一个“留”字，不便直接说出。二者，河北军阀跋扈，作为天子之臣，朝廷既未明诏征讨，韩愈也不便于文中直言挑明，一个“留”字，不能直接说出。三者，作为莫逆之交，思想上的分歧不应回避，故规劝挽留之意，又不能不说出。所以，名为相“送”，却非真送；诚心相“留”，亦非强留。而文中慰藉、勉励、惋惜、遗憾种种情感，以长短交错的句式，“寄兴无端”（张裕钊评语）的笔调，表达得婉曲纡回而又缜密工巧，开合有度而又纵擒自如，显示出韩愈驾驭文字抒写情感那种炉火纯青的功力。
（原载《中学语文》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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