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

《诗经》为中原遗声，《楚辞》是楚地绝唱，《诗经》大端平和敦厚，《楚辞》大抵瑰丽激越，《诗经》和《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石，也是中国早期文学的两座高峰。作品的内容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的风貌和特点，透过文字，能了解中国上古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和理想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和《楚辞》堪称中国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一、《诗经》

（一）从“诗”到《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有诗歌三百零五首，先秦称为《诗》，又称《诗三百》。《诗经》作品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姬旦所作，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六百年，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鄘风·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公的妻子，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

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汉书·食货志》记载，周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节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史官汇集整理后交给天子，目的是了解民情。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整理过程。对《诗经》，孔子一语定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所谓思无邪就是思想纯正，真情流露，这符合儒家的政治道德标准。

《诗经》有“六义”之说，“六义”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照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风》又称《国风》，十五国风是十几个地区的乐曲，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一百六十篇。国风是当时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大多是民间歌手，但也有个别贵族。《雅》一般认为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地方音乐的区别。《雅》共一百零五篇，分为《大雅》三十一篇和《小雅》七十四篇。《雅》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如赞颂仁政，讽刺弊政，只有小部分是民歌。《颂》是祭祀宗庙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内容多是颂扬祖先功德，亦有祭祀神灵祈求降福等，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四十篇。

荀子首先尊《诗》为“经”，从理论上阐明其“言志”、“明道”的性质及其政教功能。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四家。一是鲁国人申培，一是齐国人辕固，一是燕国人韩婴，但是这三家著作除《韩诗外传》，都已不存；另外一家就是毛诗，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梁启超先生曾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我们今天看到的真金美玉的《诗经》读本，就来自毛亨、毛苌叔侄的珍藏。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也已不可考。《毛诗序》是《诗经》的序言，叫做“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的这个观点，对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郑玄作《毛诗传笺》，唐代孔颖达疏之曰《毛诗正义》，集汉学之大成，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体制与特征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

中国诗歌创作是以抒情诗为主的，而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正是《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创作的传统，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从各个方面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这些诗歌，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诗经》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点。所谓“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是对事物作直接的陈述或描写。如《豳风·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所谓“比”，“以彼物比此物也”，打比方，对事物作形象描写。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卫风·硕人》）。比喻能紧扣诗中的情景，十分贴切。所谓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托物起兴，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经》中起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复沓的章法是《诗经》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曲尽其妙。如《国风》中的《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评价：“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全诗由物及情，情景相谐，在抽象的情境中传递情怀，蕴含着深沉的忧国思国之情。

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以四言为主，但也有不少诗句突破定格，在四言中又杂以二、三、五、六、七、八言，在整齐中显示出参差错落之美。

《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丰富多彩、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就有三百七十三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此外，《诗经》中还使用了大量的双声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总体说来，《诗经》的语言风格丰富、生动、简练、形象，国风朴素自然，雅、颂典雅庄重。

（三）先民生活的艺术长卷

《诗经》是周王室的摇篮曲，也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创业颂歌。周颂三十一篇，除《臣工》等篇章是为了祈谷、谢神而作的祭歌外，大多均为对周室祖先的礼赞。周颂之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历陈从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

颂扬祖先，是为了铭记祖德，仁政惠民，祈求伟业永固，所以《诗经》中也不乏对后来者的训诫之词。《大雅·文王》就正面提出要记取殷纣亡国的教训：“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倡导“以德配天”，提出君主的权力虽是天授，但能否成为上天合格的代理，还有待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上帝监督执法，有至尊至上的权威；上帝审视四方，体察百姓是否安宁得福。

与赞颂仁政同步，《诗经》中也出现了不少对强权掠夺、不劳而获的讽刺和谴责。《魏风·伐檀》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硕鼠》以鼠设喻，提出警告：“硕鼠硕鼠，无食我粟。”《小雅·黄鸟》借鸟嘲讽，嬉笑怒骂：“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这类诗多产生在王室衰微、政治昏乱的西周末东周初，所谓“变风”、“变雅”即是。如《大雅》中的《瞻卬》、《召旻》、《民劳》，《小雅》中的《北山》、《十月之交》等。这类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体现了较强的现实批判精神。

《诗经》以大量的篇幅，记叙普通人的农耕劳作、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情感天地。

周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形成了重农的文化传统，因此也直接反映在诗歌中。如《周颂》中的《丰年》、《载芟》等，以祭歌的形式反映周人的农业生活和重农意识。《国风》中的《豳风·七月》是农事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

《诗经》中最普遍的悲苦表达，乃是“哀我征人，朝夕不暇”，叙说了兵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痛苦。《君子于役》就描绘了一幅令人动容的画面：“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从军远行，不知何日归来。夕阳西下，时近黄昏，鸡禽牛羊，回归窝巢。女子倚门伫望，不知亲人何时归来。而《小雅·采薇》则表达了远行征人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

《诗经》对人性人情的拳拳关爱，还表现在大胆的爱情倾诉之中。《野有蔓草》诗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虽偶然相遇，却一见钟情，大胆以身相许，在远古的蓝天之下，有着一片自由的爱情天地。《诗经》中约有八十多篇的婚恋诗，展现了那个时代淳朴、真挚、浪漫、美好的情感世界。

表现相思爱恋的，如《关雎》、《汉广》、《采葛》、《蒹葭》，这些都是男子思念恋人时或忐忑或甜蜜的心境。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的纠结，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苦闷，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烦恼，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惆怅。述说女子的苦恋往事，有“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的郁结，有“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无奈，有“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的期待，也有“寤言不寐，愿言则怀”的辗转。

表现幸福美满的，有《野有死麇》的自然纯真，有《桑中》的炙热爱恋，有《樛木》的浪漫欢愉，有《出其东门》的脱俗爱情，也有《女曰鸡鸣》婚后感情的笃厚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还有《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因婚姻相得而喜，淡淡之语却有无限情意。而《伐柯》写出了古代娶妻的过程。

表现弃妇哀怨的，《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纵使被抛弃，我仍是我！《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若可以，我选择不相遇，抱怨丈夫变心。特别是《雅·谷风》和《邶·谷风》，均以风雨起兴，控诉忘恩负义的男子抛弃结发妻子，一个讲“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一个说“德音莫违，及尔同死”。这是女子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是否也是爱情的悲哀？

表现离情想念的，《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写出了热恋暂别，渴望追随对方的心情。《击鼓》是征人分手时的信誓旦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写离情贴切而成为千古独篇，每次读来，字字成伤。《卷耳》是婚后夫妻天各一方的挂牵，《汝坟》是留守妇女生活的艰辛和爱情的凄苦，《小戎》是思念出征西戎的丈夫，《绿衣》是缠绵悱恻的悼亡深情。

《诗经》中的婚恋诗平和纯真，“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从感情出发，表现生活。

（四）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

农业的发展，形成了农耕文明，《诗经》是具有浓重的农耕文明思想的艺术作品。这不仅表现在周人对农业的重视及农事诗本身，也表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所蕴涵的眷恋故土与思乡怀归之情，与农耕文明的民族安分守己，不事张扬、不尚进攻的品格相对应，与西方冒险扩张的英雄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诗经》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耕文明精神的诗集。农耕文明精神渗透到《诗经》的创作态度、表现方法、写作目的与审美观念之中。如《诗经》几大主要题材的作品中无不贯穿浓厚的宗族之爱与人伦之情。周代是具有浓厚宗族意识的农业社会，在中国文化里并没有创作宇宙并主宰人类的“上帝”，“天”主要是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命”也并非完全代表神的意志，而是靠人的自身努力获得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辅”。除《生民》、《玄鸟》等少数作品在叙述始祖诞生之时略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多是描写世俗生活，充满浓郁的人情味，带有亲切的生活感。宗族观念既是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已经内化为中国文化最为真挚的社会情感。植根于故土，植根于亲人，植根于宗族，进而升华为爱国，成为《诗经》中的一个中心主题。

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宗族血缘关系，在周人的农业生活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成更完善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制度，故土情深、伦理亲情充满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和妻子的相爱，对父母的孝敬、对兄弟的关心、对宗族的依恋和对国家的忠诚。

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也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比如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其政治目的：守礼有序，宾主融洽。在宴饮之中，表现出浓厚的宗法观念和亲族间的脉脉温情。如热情欢迎嘉宾的《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从主题和成诗时间考证，一般认为《小雅·鹿鸣》成诗当在西周中后期的宣王时代，应为强调“等级观念及宗族团结”的美诗，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这一推测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的影响。

《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崇高的人类情感超越时代的局限，注重宗族之爱与人伦之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使《诗经》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在塑造民族文化品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变迁，尽管时代不同，宗族之爱与人伦之情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诗经》的伦理道德核心没有变，它的这种文化价值也不断得到发掘，《诗经》也因此更加不朽。

《诗经》的民俗价值和教化作用亦是显而易见的。一部《诗经》，可以说是商周时代民族民俗民情的生动记录，透过它，我们能了解到西周、春秋时代北方地区的民风民情。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而《诗经》就承担了这样的教化作用。在春秋时代，《诗经》主要是为了应用，这种应用包括几个方面：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作为宴享、祭祀时的歌辞；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是《诗经》编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诗经》产生时及以后的士大夫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内容。诗章中还传出了周代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与肯定，这在处于奴隶制和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时期的周代，殊属可贵。

两千多年来，《诗经》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左传》中就有大量引诗用诗的例证。实质上，《诗经》是先民继承文化遗产、领略礼乐文明、掌握社会交往准则的经典文本。对于立志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士人来说，学习《诗经》无疑是获取话语权的一个台阶，所以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鲤时也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学《诗》，不只是记诵，更要经世致用。《诗经》温柔敦厚的品质，能够洗涤俗世中蒙尘的心灵，对己，可以培养阅读者的联想力，提高阅读者的观察力；对外，可以从中学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诗经》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与《诗经》承载了这个独特的文化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还具有“史诗”的性质，《诗经》内容浩繁，是上古历史的记述者与见证者，而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诗歌集。清人说“六经皆史”，其意就是指此。加之在孔子的大力提倡下，《诗经》还承载着政治，寓含了道德与仁爱的治世法宝。不独是诗，儒生所诵读的五经，都与治世有着直接作用。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诗经》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毛诗序》就明确地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通过教化，让人们遵循做人的行为规范，达到道德的自我约束和提升，可以说这是整个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

不过，《诗经》的兴盛也不全在此，《诗经》中的大量篇什描写了人类最真挚的感情，赞美了胸怀抱负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生活。有谁不愿拥有这美好的瞬间？可以说，一部《诗经》阅读史，未尝不是一卷人间心灵史，这才是《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尊崇的根本原因。

经历两千多年，《诗经》已经成为融入到华夏文明血液之中的文化基因。

二、楚辞

（一）楚辞与《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创造的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黄伯思《校定楚辞序》）。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是指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歌，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明显区别。

由于地理差异，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对独立，但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战、使节往来、人才流动等，致使楚国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国贵族的政治理想、历史观点和价值取向。战国时代纵横游说之风对楚辞的语言风格也有很大的影响。加之楚国信巫、事鬼、祭神的民情风俗，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对“楚辞”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文化上，中原文化是典雅现实的，而楚文化则是浪漫奔放的。祭祀时的巫歌《九歌》，就是这种民风习俗的产物，可以说，它是“楚辞”形成的基础，其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楚巫歌在乐调、语言、句式上的参差错落以及情调等方面都与“楚辞”有着传承关系，如使用“兮”字，多置于句尾或句中，隔句使用，促成句式的变化，切合感叹抒愤的语气，极富抒情意味和感染力。

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

（二）故国之恋与美政之思

屈原（前340—前278），诗人、政治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屈原是诗国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烈士，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诗人，他的作品与《诗经》并称，他高尚伟岸的人格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永久的典范。在那个辩士奔走列国、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生生死死忠于祖国。他以高洁的政治品格傲视着群小，他以高远的人生追求拒绝了尘俗。屈原以自沉汨罗江的激烈方式结束了肉体的生命，却在精神上获得了永生，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超越。

屈原的压卷之作，也是屈原用全部生命铸成的不朽诗篇，当推《离骚》。《离骚》全诗373句，2 490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自传性质长篇抒情诗。对《离骚》的题义，较可信的说法是“离骚”具双重含义：其一，表明它是楚国的一种曲名，其二，寓意牢骚、不平，正如屈原自己说的“发愤以抒情”。

《离骚》的开篇是屈原自叙身世，简洁地叙说了屈原从政的主要经历。由于屈原的高贵出身和杰出才能，他深受楚怀王的信任，二十多岁就担任了“左徒”的要职，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仅次于“令尹”。左徒屈原既理内政，也管外交。后来屈原被免去左徒的官职，改任“三闾大夫”。

屈原从未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高洁品格，他具有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坚强意志，在《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他举起如椽巨笔，抒写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爱恋。

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尧舜那样的美政，尧、舜、禹、汤、周文王都是屈原理想的明君，他满怀深情地呼唤美政的降临。屈原提出“举贤才而授能兮”，又以“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的例子，表明了这种用人的理想。他还要修明法度，提出“循绳墨而不颇”，要遵循法度，并批评当时违背法度的做法：“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美政的基础则是仁政爱民。屈原是要继承历代名君贤臣的传统，从而将仁政爱民为核心内涵的美政普施于天下。

司马迁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离骚》中通常会托香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引人注目的香草意象主要有：白芷、秋兰、芙蓉、石兰、杜衡等，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香草一方面象征诗人人格高尚峻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君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或是自喻，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可以说，屈原在很大程度上，如王逸所说的：“女以喻臣。”通过自拟弃妇来抒情，情感上哀婉缠绵，如泣如诉。《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是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主要在于它具有政治抒情的意味。正如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所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由此可知“香草美人”大抵是屈原壮志难酬的心灵歌唱，借用“香草美人”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与高尚人格，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艺术上，由于香草美人意象的运用，使得诗歌形象生动，含蓄蕴藉。

屈原是个政治失意的诗人，他报国无门，只能通过写诗来抱怨自己不幸命运，表达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离骚》是政治失意不被旁人理解情况下的发愤之作。《离骚》里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屈原真实的内心，比如忠君爱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这些在《离骚》中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离骚》是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诗篇。屈原几乎以一人之力，创作了与《诗经》并称的“楚辞”，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屈原的作品以高洁情怀鼓舞着千秋志士，亦以精彩绝艳灌溉着历代词人，立言如此，足称不朽。

屈原自沉汨罗江后，楚人纪念诗人的方式一是龙舟竞渡，二是角黍投江，到了今天赛龙舟与食粽子已经成为端午佳节的标志性节俗。只有屈原活在人民心头，因为真正的诗歌是不朽的。

（三）屈子之余响与宋玉之和声

除了《离骚》，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还有《九歌》、《九章》、《天问》和《招魂》。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而成的抒情诗，依旧保留了歌、舞、乐三者结合的特点，共十一篇，其中《东皇太一》祭至尊之天神，《东君》祭日神，《云中君》祭云神，《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礼魂》为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

其中的《湘夫人》开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与《诗经》的人间烟火气不同，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就扑面而来。这一凄清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

《九章》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这九篇作品，大都是屈原被疏远或流放在外时创作的，在思想内容上与《离骚》相近，反复抒写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懑。

《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史诗，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全诗九十五节，今存三百七十六句，一百七十余问。所谓“天问”，就是关于天地之间天理、天命、天道的提问。《天问》是以空前绝后的问难形式写就的一部远古神话和上古史大纲。

《招魂》全诗由序言、招魂辞、乱辞三部分组成，是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楚怀王受秦欺骗，被拘于秦，怨愤而死。“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屈原模仿民间的招魂仪式，“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呼唤楚王的灵魂回来。诗人最后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样极其凄婉的诗句，结束全篇，堪称《楚辞》中最著名的情景交融片段之一，可以说《招魂》末尾的这几句是中国古典诗歌伤春传统的滥觞。

在屈原之后，还有一批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但由于时代久远，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仅有宋玉的作品传世。

宋玉的成就虽然难与屈原相比，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他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人多以“屈宋”并称。宋玉既是诗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诗人，其政治上矢志不渝，却遭误解，乃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之处。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因不同于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哀怨，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是一幅王朝没落衰亡的历史图卷。其中最动人的是对秋景的描绘，开篇即点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诗中刻画了秋天的万木凋落，山川萧瑟的景象，并将其与自身的惆怅失意、悲凉凄怆的感情融为一体，季节之秋与人生之秋互为映衬，秋与悲形成了心理对应，情景交织，感人至深，常引起后人共鸣。中国文学史上“悲秋”的主题，实由此发端，宋玉因此被冠以“悲秋诗人”的雅称。杜甫深以为怀，在《咏怀古迹》（其二）中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诗句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同情、悲叹和推崇。

（四）屈原的地位与楚辞的影响

屈原与楚辞的出现，开始了我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譬如《诗经》在流传过程中虽然经过诸多修订，但大体上可以看出集体生活的情景，群众创作的智慧。而楚辞则基本上是由屈原一个人所创造的，它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诗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并把楚地原有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高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文学体裁——骚体。从此以后，“骚”与“诗”并称，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两座艺术丰碑。

屈原的作品爱国主义感情深厚而执着。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两千年来一直给后世以巨大的启发和鼓舞，屈原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朽的爱国典范。多少忧国忧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表达了对屈原的无限敬仰之情。屈原的作品慷慨激昂、感天动地，是时代的最强音。

楚辞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楚辞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既选取了当时楚地民歌的形式，又借鉴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笔法，强化了诗的表现力。从形式上看，楚辞打破了《诗经》古朴的四言格局，或六字一句或七字一句，或长或短、或散或骈，不受字数限制，也不囿于固有的韵律，独创了一种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新体式，是诗歌形体上的一次解放。同时又采用了大量方言口语，使诗的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比兴夸饰与神话传说的广泛运用，使其具有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

楚辞作为一种新兴文学体裁在屈原手中圆熟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风”、“骚”成为古人对诗歌提出的两个最高标准，两千多年来一直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流派。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更多的是以浪漫主义手法“衣被词人”的，其大胆而绮丽的幻想与夸张对后来许多浪漫主义的名篇佳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总之，楚辞和伟大诗人屈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罕与匹俦，它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道路，千百年来一直是并且永远是一切优秀诗人通往理想境界的成功之路，还是唐代诗人李白说得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空阔的大地上，喧嚣一时的怀王宫殿、襄王楼台，如今安在？只有伟大的诗人、不朽的楚辞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