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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古代艺术

中国艺术源远流长，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雕塑和建筑，门类众多。首先以文学地位最高，其次为绘画、书法，再次才是建筑、雕塑等。但各门艺术都按照中国文化的总体要求，发挥着各自的特殊功能，以辉煌的成就展示了各自的风采。

一、绘画

绘画是除了文学以外代表中国艺术最高成就的艺术门类。以“神似”取胜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特别是山水花鸟画，是自然之美的升华、审美之情的结晶，足以和世界艺术史上的希腊雕刻、德国音乐媲美。

中国绘画的源头可以回溯到6000多年前的原始彩陶和公元前2000年的青铜纹饰，它们确立了中国绘画从整体着眼，以线为主，平面构图的基本原则。战国帛画反映出早期中国绘画水平，汉代画风兴盛，设有画官，帛画更为成熟，而壁画尤称发达，画像石、画像砖具有满、实、多、动的神韵，画面丰实，线条飞扬，造型生动，色彩鲜明。魏晋六朝的人物画、山水画、宗教壁画标志着中国绘画的形成。品藻人物，“以形写神”的人物画的代表是顾恺之，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图》；寄情山水，使人“澄怀味象”的山水画的代表是宗炳、王微；佛寺佛窟宗教壁画的代表是敦煌壁画。自此，每一代都有许多著名大家出现。

隋唐绘画，特别是唐画，多具色彩灿烂、富贵华丽、恢弘壮观的时代风格。隋名家有展子虔，代表作为描写贵族游春情景的《游春图》。唐敦煌壁画成就巨大，用线着色，有气势、有意趣，佛像中寄托了对现实生活的要求，显示了画工们的艺术才智和创造力。人物画在唐代臻于顶峰，“画圣”吴道子长于宗教画，“吴带当风”、“吴装”、“吴家样”都是誉其画作的。另一名家阎立本留下的传世名作有《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山水画代表人物有李思训、吴道子、王维等。李思训重彩工笔，创金碧青绿山水画；王维“画中有诗”（后称“文人画”），创水墨山水画。花鸟禽兽画在唐代也很可观，有著名的“韩（干）马戴（嵩）牛”。中国绘画在五代两宋进入鼎盛期，绘画审美意识完全成熟起来。宋代设翰林图画院，典雅、精致、工细的院体画风推动了绘画发展；与之相对，专门写意的文人山水画在苏轼、米芾等人倡导下勃兴起来，人物画地位被取代。五代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均承王维；宋代李成、范宽、郭熙，独步一时；米芾父子画称“米点山水”；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堪为宋时冠冕。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在宋代出现，代表作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中国绘画艺术在元代发生了重大变革和转折，要求诗、书、画密切配合，“画法，即书法所在”。元代文人受蒙古贵族统治，渗透了佛道思想的文人写意画日趋兴盛并向更清逸荒寒的方向发展。赵孟頫风格清远，上追宋时神致，下启元人逸韵。代表人物则是元末黄公望、吴镇、王蒙和倪瓒。四大家中尤以倪瓒“逸笔草草”、“古淡天然”而备受推崇。此期花鸟画名家有钱选、王冕。壁画在元代也取得了很高成就。

明清时代绘画继承发展了元画传统，比较保守，但因资本主义因素刺激，重要手工业、商业城市画家林立，各画派风格鲜明，如明浙、皖、吴三派山水画，清江左四王、清初四僧、金陵八家、扬州八怪等。这一时期随市民思想壮大，作为戏曲插图的木刻版画以及木版年画等民间绘画为画坛增添了新的内容。明清名画家有董其昌、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徐渭、陈洪绶、王翚、恽格、石涛、八大山人（即朱耷）、郑燮等。

二、书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意象艺术，它以结体为形质，笔势为情性，在抽象的形式里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特征。可以说，只有在中国文化史中书法才成为一门举足轻重的艺术。

书法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原始图画和符号，殷商甲骨铭文已有按美的方式排列的整段文字，但严格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出现于汉末魏晋，其标志是以书法为纯艺术的书法家出现并取得杰出成就。蔡邕“骨气洞达”，张芝“血脉不断”，钟繇“每点多异”，王羲之“万字不同”。从此，篆、隶、楷、草、行五类书法艺术随时代的前进、书写工具的改进而奇景不断。五类字体中，古文篆字与隶、楷是一字自成一体，行、草可两字连写，草书更可数字甚至一行连写。篆书古雅，隶书丽姿，楷书雅正，行书流利，草书飘逸，书家写之，又各具风格，“字如其人”。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蔡邕骨气洞达，爽如有神；韦诞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同时，时代不同，书艺有别。晋人尚韵，以王羲之行书为代表，从中可领略晋人诗文、绘画、园林风貌；唐人尚法，以颜真卿、柳公权楷书为代表，由此可联想到杜甫的诗、韩愈的文、吴道子的画；宋人尚意，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宋诗的平淡、宋画的远逸、宋词的清空可由字贯通；明清尚态，代表人物有浪漫派徐渭、帖学派董其昌、碑学派郑燮。戏曲小说中的市民性、世俗风也与此相暗通。

在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艺术家当数王羲之、颜真卿和张旭。王羲之行书如行云流水，字体结构极尽变化，风流潇洒，代表作有《兰亭集序》等；颜真卿楷书端庄浑朴，宽舒圆满，深厚刚健，雍容大度，与柳公权楷书合称“颜筋柳骨”，代表作有《颜勤礼碑》等；张旭是书法史上评者唯一没有微词的人，人称草圣，其书“伏如虎卧，起如龙跳，顿如山峙，控如泉流”，博大清新，纵逸豪放，直如舞蹈、音乐与激情，代表作有《古诗四帖》等。

纵观中国书法，它所以成为一门艺术，除了汉字本身具备的建筑美，更与中国文化之道紧密相连。道为事物根本，通过事物表现又非事物能穷尽；书法反映自然，但非其具体之形而是其抽象之象。“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象，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4]书家之创作过程，就是领悟此“道”的过程。中国文化的宇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这一“气”的性质用笔墨的浓淡枯实、书法的周流运转来表现最易令人体悟，所谓“一笔书”、“气脉不断”、“笔断气连”、“形断意连”也因而成为一种较高的境界。

三、音乐

中国音乐起源甚早，古文献对尧舜古乐有记载，出土的最早乐器距今已有8000余年。原始社会音乐与礼仪相连，到春秋战国形成独特体系。

中国既创立了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音阶体系，对应于现代简谱的七音；也创立了五音阶体系，七音之中，去掉两个变音。后者创立较早，与哲学五行思想相合，地位较高。中国乐器有吹、拉、弹、打四类。中国音乐有五种，仪式音乐：服从于仪式，音域不宽，节奏缓慢，肃穆庄严；宫廷舞乐：服务于舞蹈，多供帝王享乐，如唐代的《霓裳羽衣曲》；声乐：以歌词的内容规范音乐表现的多样性，数量大、流传广、使用阶层多；独奏器乐；民乐：民俗庆典音乐，吹奏打击，热闹喧哗。其中只有独奏器乐摆脱了仪式、舞蹈、文学的影响并与文人独立淡泊心志相合而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独奏乐器中的琴，与棋、书、画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尽管中国音乐依附于文化的各领域，未能以自己为中心独立发展，但它以游散的方式发挥了多种功能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1）以旋律为主，讲究气韵生动的线条美；（2）注重理性精神，讲究词对乐的规范，“发于情，止乎礼”；（3）民间音乐多讲究节奏宣泄，如陕北腰鼓、山西锣鼓。

在世界音乐史上，中国音乐有其独特魅力，曾侯乙墓编钟、唐代大型套曲和舞乐盛誉不断；著名琴曲《高山流水》、《潇湘水云》、琵琶曲《十面埋伏》等也因极富民族心灵的代表性而走向世界。

四、舞蹈

舞蹈起源于原始社会，动作比较简单。阶级出现后分化为驱鬼、驱疫的民间“傩舞”和专供贵族祭祀、享乐之用的职业性的“巫舞”、“乐舞”。周初建立了包括文舞、武舞的宫廷雅乐体系。春秋战国时代民间歌舞被引进宫廷并取代雅乐而为舞蹈主流。

舞蹈的真正繁荣在汉代，其标志是主管音乐、舞蹈的乐府的建立。汉舞无所不容，庞杂纷纭，舞蹈意识日趋成熟，现今舞蹈体裁、样式在汉舞中几乎都已出现。从赵飞燕的故事可见汉舞已达相当水平。魏晋南北朝舞蹈倾向于追求自身的艺术性、技巧和形式美，著名的《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在这一时期出现。唐代舞蹈与音乐一样势如赤日中天，臻于顶峰。此期舞蹈既承继前人成就，又吸收波斯、大秦舞蹈艺术，鼎故革新，形式多样，有朝会宴享大型节目，如《霓裳羽衣舞》，初为杨玉环独舞，中唐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群舞；有专为娱人的小型舞，如《剑器》等，很讲究艺术的表现性；有自娱性的民间舞，如《踏歌》。这些民间歌舞的普遍流传，是唐代舞蹈超过前代的社会基础。宋舞几乎是唐舞的复现，但太追求情节化而使长于抒情短于叙事的舞蹈渐为戏剧附庸。宋明以降，舞蹈式微的另一大原因是理学盛行，舞蹈被转变为对理学教义的人体图解，发自人性的舞蹈失落并招致灭顶之灾。但是，秧歌舞、花鼓灯舞等民间舞蹈以及边远兄弟民族舞蹈，或因其顽强的生命力，禁而不止；或因中央政权鞭长莫及，得以传存。

五、建筑

中国建筑有据可依的历史始自西安半坡圆形和大方形房屋。从远古直到清代，中国建筑基本上都在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四大类型框架内运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宫殿建筑显示现世帝王的尊严，具有高、大、深、庄四大特点。以故宫为例，天安门是入大清门后第一个重点建筑，大大高于一般建筑。它为显示帝王而非天的尊严，故不用增加高度导向苍天而以增加长度显示人主厚实。故宫建筑群占有空间众多，显其“大”。从大清门到天安门到午门到太和门最后到太和殿，建筑变化形成的节奏起伏深长，不断加深人们对帝王的敬畏情绪，显其“深”。故宫建筑完全沿中轴线对称排列，墙柱门一律为深红色，人在其中行进会有肃穆之感，显其“庄”。

陵墓建筑表现已逝帝王尊严，因它与另一个世界相连，故不以房顶金辉表现现世光辉，而以青土暗示永恒宁静。或依山为陵，如唐陵；或累土为陵，植树象山，如始皇陵。其地下形态无碍活人心理，地下形态仍显出另一种高、大、深、庄特征，对观者内心有一种庄严肃穆的心理强化，这以唐高宗与武后合葬的乾陵为代表。

寺庙建筑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汉洛阳白马寺。佛寺道观也讲肃穆，整体对称为其特色以强化肃穆心理。如条件许可，寺庙一般都有四殿，高潮多在第三殿。名山寺庙随地赋形，虽则仅一殿、两殿，肃穆心理却随进山后的漫长道路而得以强化。

园林建筑上追西周初年，发展壮大在春秋秦汉。魏晋以后士人园林兴起，才摆脱了显示帝王伟大庄严的功能、意趣而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品格。其核心是情趣尤其是自然情趣。没有令人紧张的对称，亭榭楼阁巧得天工，台池花石自然宜人。颐和园的昆明湖，湖之美随视点不同而呈多方面展现，堪为代表。

中国四大建筑类型都强调群体的宏伟而不注重个体的高大，都注意在时间的流动中展现自己的旨趣而不追求纯空间的凝固的韵律。群体结构的建筑小如四合院，大如皇宫、圆明园，都以一墙之隔而自成一统，又以超一墙之外，使人不出户出园即可与自然交流，体悟宇宙盈虚，故辅以亭池花木显示建筑实中之虚，以亭台楼阁之空面向外部世界。封闭自足与外向开放浑然天成。

六、雕塑

中国古代雕塑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猪开始，几乎一直依傍建筑而没有独立地位。但它仍然形成了四种主要类型：（1）陵墓雕塑，包括华表、石人、石兽等陵墓表饰，墓门、墓道、宫床雕饰及墓内肖像等墓室雕饰，以及陪葬用俑和动物造型、建筑器物模型等明器艺术三个部分，其优秀作品多在陵墓表饰部分，如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乾陵的飞马等。（2）宗教雕塑，包括佛道寺庙和佛教石窟里的塑像、浮雕，以云冈石窟大佛塑像、敦煌彩塑中的菩萨、金刚力士为代表。（3）建筑装饰，包括宫殿、苑囿、会馆，牌坊、民居、桥梁等建筑的装饰性雕塑。（4）工艺雕塑，因材料不同而分为泥塑、瓷塑、金属塑铸、干漆雕塑和木雕、竹雕、根雕、石雕、玉雕、牙雕、骨雕、角雕、果核雕等，纯为闲情清赏。

中国雕塑的非独立性，表现出整体的服从性。门的大

小决定门前石狮大小，寺内空间大小决定佛像大小，佛的弟子总比佛小。整体的服从性又决定了雕塑的程式化，狮、马、龙、凤的造型，佛与菩萨的服饰，手以何姿（“印相”）持何物以及立姿坐法等，都有一定程式，且往往压倒了雕塑的自身特质。雕塑要求能从四周欣赏，而中国陵墓、宗教雕塑只能从一定方向和视点观看，表现出一种平面性。西方雕塑通过材质本身起伏凸凹显示对象的特质，而中国雕塑的程式化、平面性往往忽略细部而以彩绘的方式代替。平面性和彩绘虽有违雕塑本身特点，但它与中国艺术文化讲究气韵生动、神似胜形似、“笔不周而意已周”的意境追求是相符、相通的，因而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七、戏曲

中国戏曲从原始仪式、汉代百戏、唐代参军戏、宋金诸宫调，到元杂剧始蔚为大观。明代海盐、弋阳、余姚、昆山等声腔兴起，清代高腔、昆腔、弦索、梆子、皮簧等五大声腔系统形成，各大声腔在“合班”演出中相互影响，京剧等大型剧种陆续诞生。清末花鼓戏、采茶戏、茶灯戏、秧歌戏等地方戏也很兴盛。

以昆曲和京剧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戏曲以其本身的综合性把各门艺术结合在一起并使之精致化。音乐构成戏曲的一大因素；小说的结构技巧、情节安排被戏曲的故事性吸收；散文、白话的精华，诗、词、曲的风采分别为戏曲的念、唱包容；戏曲脸谱服饰年画般的风俗、演员与背景的空白形成的画意得益于绘画；戏曲的雕塑因素体现为不断的亮相、定型以及主要人物大段念唱时次要人物的一动不动；舞蹈在戏曲中有优美而程式化了的文舞，也有完全艺术化的武打。

可以说，戏曲代表了对整个中国艺术的总结，其原则在戏曲里得到了一种形式美的定型，即程式化和虚拟化。其角色分行是程式化的，生、旦、净、丑为四大基本分行，每基本行还可再分，各角色性格、品性及唱腔、念白都有其规定性。与此相对应的一是脸谱划分的程式化，二是穿戴类型的程式化，三是唱法分类的程式化。人物的心理活动除了念唱外，还可通过身体和穿戴的一系列程式化动作表现，如翎子功、扇子功、手绢功等。此外，戏曲在情节的推动上也有一系列动作程式，如跑龙套，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一个圆场象征百里行程。西方戏有布景，每场戏有焦点，中国戏无布景，戏曲的程式性就源于要在一个小小戏台上表演大千世界。这种程式化一方面是类型化，另一方面又是虚拟化。通过演员的程式化动作，可以实现时空转换，使观众想像出台上没有的东西，挥鞭表骑马，划桨表行船。正是虚拟与程式的相互推进，使中国戏曲创造了最具文化意味的形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