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

林语堂一生不停地游走于中西之间，为向西方弘扬中国文化和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一直在积极地努力。然而，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林氏长期定居海外，再加上其英文作品的特殊性，林语堂成为尴尬的边缘人。林语堂自身的复杂性，从林氏的生平与作品上也得以体现出来。

一、林语堂生平简述

林语堂（1985—1976），幼名和乐，学名玉堂，1925年前后改名语堂，祖籍福建漳州（又名龙溪）。1895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平和县坂仔村的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排行第五。

林语堂祖母是早期基督教教徒，他的父亲林至诚，是第二代基督教徒。林至诚在二十四岁时入教会神学院，之后成为一名牧师。受范礼文牧师（Reverend W.L.Warnshius）的影响，林至诚对西方的一切非常热心，并从一些教会刊物中对西方了解很多，决心要他的儿子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林至诚幽默乐观，笃信基督教，他不仅传教，还热心乡民的大小事，为他们解决争端与纠纷。林语堂的母亲杨顺命，出身寒微，老实忠厚，身为八个孩子的母亲，从早操劳到晚。父亲教育孩子们对人要友好和善，弟兄们不许吵架，因此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们弟兄们脸上常面带笑容。晚上，家人坐在一起，轮流读耶经。林语堂从小受父亲的潜移默化，受这种和睦轻松的家庭氛围的熏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形成幽默乐观的个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成年后的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小品文。林语堂在其自传中也曾提到：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着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林语堂，2005：6）

另外，闽南的乡土文化对他影响至深。闽南乡土文化的培育，不但成为林语堂后期的创作源泉，而且是他后来广泛接受西洋文化而不至于数典忘祖的重要原因。广泛吸收乡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后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最终使林语堂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成就了一代文学和文化大师。

林语堂的教育经历，接受的西方文化比较多。六岁入教会办的坂仔村铭新小学就读，但更多地受益于父亲的启蒙。十岁时被送往厦门的鼓浪屿教会小学，免费就读。后来，转入厦门的寻源书院就读，是一所教会办的中学，学杂费、膳宿费全免。鼓浪屿小学与寻源书院中学，都是教会所办，注重英文和自然科学。1912年，林语堂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圣约翰教会大学——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英文大学，实现了其父的愿望，开始时就读神学，后改学文科语言学。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林语堂更加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对其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对此，林语堂在其自传中曾提到“我仍觉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的感染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林语堂，2005：29）然而，虽然林语堂此后与英文的关系永不断绝，但是与所有的中文基础便告无缘。1916年，林语堂大学毕业，赴北京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师，继续研究语言学，并决心读中文以补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课。1919年，获得清华半额奖学金出国到哈佛留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一年后，林语堂的半公费津贴突然被无理取消，迫于经济压力，林语堂携妻赴欧洲勤工俭学，同时申请当地的大学以弥补他在哈佛所缺的学分，获得哈佛的硕士学位。在德国，申请入耶那大学（Jena University），被接受，补全了哈佛所缺学分。1922年，获取哈佛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去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1923年夏，林语堂留学归国，在胡适的引荐下，被破格聘任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讲师。1926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因参加社会斗争，遭受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被迫南下到厦门，在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和国学院总秘书。在此期间，林语堂加入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代表的“语丝派”，成为《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现代评论”派进行笔战，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新秀。1927年，林语堂离开厦门大学，赴汉口革命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书。因厌倦政治，同年前往上海，在中央研究院任英文编辑，开始了他的“海上十年”文学生涯。

在上海，林语堂继续写文章，研究学问。创办了《论语》杂志，提倡幽默，又创办《人间世》，是中国第一本纯粹散文小品的刊物，提倡性灵文学。《人间世》停刊后，林语堂于1935年创办《宇宙风》半月刊，该刊以畅谈人生为主旨。林语堂在上海的十年（1927—1936）是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不仅为各报刊写中文文章，而且充分发挥他英文的特长，经常向英文报刊投稿。他是英文《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Weekly）的“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专栏的特约撰稿人。他还经常向孙科支持的《天下》，美国的《亚洲》、《哈普》等杂志投稿。林语堂有时先用中文写作发表后，又自译成英文，投往英文刊物；有时先发表英文稿件，然后自译为中文，投往中文刊物。单从文字上是很难分清他先是用中文写，而后自译为英文的，还是先是用英文写而后翻译成中文，只能从发表的时间来判断。1935年，林语堂把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的短文结集为《小评论选集》（上、下），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和次年出版。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为《中国评论周报》等刊物用英文撰稿，就已经开始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赛珍珠约林语堂写一本关于中国这一东方古国的书，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这与林语堂一直以来想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吾国与吾民》这部著作诞生了，并在西方一炮打响，取得很大的成功。1936年，林语堂应赛珍珠邀请赴美写作，此后长期旅居美国。林语堂旅美时期，主要从事英文创作和编译工作，包括《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小说作品，这一时期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声誉，国外一度掀起林语堂热。其著作主要践行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理念，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与误解。林语堂在沟通中西文化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是继辜鸿铭之后，又一位大力宣传中国文化的使者。但与辜鸿铭不同的是，辜鸿铭过于维护中国文化，排斥西方文化，而林语堂比较客观，对中西方文化能做到兼容并包。林语堂在自传中说：“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坚持东西文化互补观。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 志。

林语堂通过他的作品在沟通中西文化上做出的重要贡献，从以下评论中可以体现出来：

1989年2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内心感受良深。他 说：

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受用。

可见，林语堂至今还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施建伟，1991：1—2）

1946年，林语堂获得美国威斯康辛贝路艾特大学（Beloit College）授予的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该校校长曾赞扬他说“……您的卓越不凡的写作已使您在世界上成为非官方的中国大使”。（刘炎生，204：1997）

1966年，林语堂全家离美，定居台湾省台北的阳明山麓，在台湾从事文化活动。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同年主编《当代汉英词典》，以应付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于1972年完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美国《纽约时报》称赞它是“世界上两大语系沟通上的里程碑”。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享年八十一岁。4月1日，其遗体安葬在台湾阳明山的家园里。

二、文学史上难以书写的一章

林语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双语作家之一，其中英文语言功底深厚，“中文是典雅的中文，英文是漂亮的英文”（赵毅衡语），两种语言都炉火纯青，达到文之至美境界。林语堂的中文作品主要是幽默小品，英文作品主要为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他的中文小品文创作大都结集出版。林语堂的中英文作品中（详见附录7），其英文创作明显多于中文创作，大多在国外出版，基本上都是文学文化作品，在西方文化视野的关照下立足于中国文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思想。由于林语堂的努力，西方基本上能客观地认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面 貌。

林语堂以大量的英文作品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纵观许多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文学史类的著作，要么对作家林语堂只字不提，要么是寥寥数语带过，还有的给予否定。正如金钟鸣在《京华烟云》序中所说：“在大陆出版的几十种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以‘帮闲文人’、‘反动文人’，寥寥几笔，否定林语堂的贡献。”（转自林太乙，2002：297）可见，对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林语堂本人的创作数量以及他的知名度不成比例。林语堂的朋友徐訏曾在《追思林语堂先生》中提到说“他（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子通，2003：155）。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呢？

对此，施建伟先生也曾进行过探讨：

林语堂的确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主要难度在于林语堂本人思想、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的多重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他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因素于一身，看似中西结合，却又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件芝麻绿豆的生活琐事，林语堂都会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比如，戴什么帽子、穿什么鞋、吃什么菜……等等等等，只要他有兴致，都可以变成东西文化冲突或两种文化比较选择的大题目。别人所极力掩盖的，正是他着意要暴露的，别人梦寐以求的，他会不屑一顾。他不仅不回避自我的矛盾，而且以“一团矛盾”自诩。（施建伟，1991：前言2—3）

施建伟先生主要是从林语堂本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写作题材的与众不同并借以从中揭示东西文化的冲突，进行探讨的。除此之外，以下的几种因素也是影响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书写的原因。

1.政治、意识形态因素

早年的林语堂是热心政治的，尤其是“语丝”时期和鲁迅等并肩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文人等做斗争。一方面发表文章揭露各种黑暗势力的反动立场。这一时期的林语堂写作的杂文，颇具“语丝文体”特征，即：脱俗不羁、无所顾忌、任意而谈，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林氏本人的“浮躁凌厉”的个人风格，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语丝》起步的，是《语丝》培养起来的杂文家。另一方面甚至赤手空拳与警察进行搏斗。但是，后来林语堂的思想与鲁迅的左派思想渐行渐远，甚至最后分道扬镳。最初是林语堂的创作失去批评的锋芒和战斗力，提倡幽默文学，被认为是颇具资产阶级情调的。因此，就林语堂被授予的“幽默大师”这一称号，国内也是褒贬不一。“幽默大师”本应成为一个人具有很高艺术造诣的光荣称号，可是，对于那些批判林语堂的人来说，却成为一个讽刺和挖苦的代名词。再到后来，国共合作破裂，林语堂明显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反对共产主义。林语堂的亲蒋立场，再加上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些误解，导致在一些作品中流露出来，例如《逃向自由城》就是一部反共小说。

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环境和新中国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被认为是小资情调，再加上一些作品中流露出的反共言论，使得林语堂在国内很长时间备受冷落，甚至成为研究的禁区，少有林语堂研究的著作，对于林语堂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很少有人进行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即使对林语堂有一些了解，也是从鲁迅的作品中知道他的名字。鲁迅作品中关于“打落水狗”或批判“幽默”的注释，成为读者对林语堂的第一印象，他得出的“林语堂是反动文人”的定性结论，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林语堂的客观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减弱，国内学术界对于林语堂研究给予极大的热情。从对林语堂研究资料的挖掘，到林语堂研究各个方面的深入，对于如何评价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被重视起来。

2.长期旅居国外

1936年，林语堂告别上海文坛，移居海外，专心从事英文著述，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这一时期，是林语堂创作的高峰期，共有三、四十种英文作品出版，每部作品大概有七八种版本，有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各国流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书最为畅销，从1937年在美国发行以来，再版达40版之多，还被译为法、德、意、丹麦、瑞典、荷兰等十种语言在欧洲畅销。林语堂在海外成为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然而，林语堂在海外出版的那些著作，在国内却鲜为人知。林语堂出国以后的文学生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内的读者很是陌生，更谈不上对林语堂的研究了。然而，林语堂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他在海外时期的文学创作。对此，施建伟曾指出：

“我以为，林语堂一生的主要贡献不是他‘语丝’时期的‘战绩’，更不是他‘论语’时期所提倡的‘幽默’，而是在于：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地介绍给世界。”（1992：前言：2）

林语堂定居海外之后，不停地游走在中西方间，同许多海外华人作家一样，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对其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长期以来国内对林语堂缺乏应有的了解，更有甚者将其归入外国作家之 列。

3.林语堂作品的特殊性

虽然林语堂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他旅居海外期间的文学创作，但是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倡导性灵、闲适的文学，也具有很大影响力，曾在20世纪30年代引发激烈的争论。此类文章的发表，主要以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为阵地。当然幽默文学的提倡有20世纪30年代特殊历史阶段的原因，正如阿英（钱杏邨）对当时的时代和作家心态所作的分析那样：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期中，由于黑暗现实的压迫，文学家大概有三种路可走。……第三种，就是‘幽默主义’了。这些作家，打硬仗既没有这样的勇敢，实行逃避又心所不甘，讽刺未免露骨，说无意思的笑话会感到无聊，其结果，就走向了‘幽默’一途。此种文学的流行，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转引自万平近，2008：84—85）

但更重要的是，“幽默主义”跟林语堂本人的性格关系更为密切。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幽默文学、闲适性灵文学的提倡似乎与社会现实不符，被认为是小资情调，林语堂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作家，还受到很大的批评。与林语堂同时代的鲁迅等人，曾对幽默文学、闲适性灵文学进行了批判，认为林语堂提倡幽默不符合国情和时代需要，失去了“战斗力”，因为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最需要的是犀利的进击，而不是温暾的讽劝。其实，“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是林语堂故意选择的一个常被人们忽视或者轻视的边缘领域，他认为这些小问题其实也十分重要。

林语堂在国际上一举成名的英文作品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由于是用英文创作，中国文学史很难将其纳入。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如果孤立的谈中国现代文学，林语堂在国外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当然不在研究之列。”（陈平原，载子通主编，2003：326）林语堂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虽然用英文创作却又不会被载入美国文学史之中。不像赛珍珠，虽然她也是用英语表现中国题材内容的小说，但是由于她的文化立场和民族身份，其作品依然属于美国文学。所以，林语堂本人游走于东西方之间，长期被主流文学和意识形态边缘化，而他的创作似乎在文学史上也是处于边缘化的地 位。

三、林氏英文作品的归属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林语堂用双语写作，其归属也不明朗，成为文学史上很难书写的一章。这样，首先要弄清其英文作品的国别归属，然后才能在文学史上进行定位和评价。

1.林氏英文作品的国别归属

林语堂的英文著作是否属于中国文学，或者林语堂是否是中国作家，对此不同的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赵毅衡曾进行过探讨，他先是对“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继而明确指出林语堂及其作品的归属问题：

“我一向坚持，中国文学不只是中国的文学，而是‘文化中国’的文学。而文化中国的版图，就是使用中文的范围。因此，中国文学就是‘中文文学’，作者的国籍血统籍贯住处经历等等，一概都是其次的事。这定义，干而脆之，不缠斗，不恋战。”（赵毅衡，2009：185）

“林语堂是否中国作家？是，林语堂的中文作品是中国文学；不是，他的英语作品不是，因为英语不是文化中国的语言。”（同上：186）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赵毅衡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文学即中文文学，也就是说，以创作的语言而非作者的国籍身份等来界定文学的文化归属。例如使用中文创作的作品都属于“文化中国的文学”，似乎相当于华语文学。他又指出如果用本族语言之外的语言进行创作，那么，就要以该种语言是否属于该民族的文化语言来确定其文化国籍，例如，英语是印度的文化语言之一，那么Arundhati Roy^[1]依然是印度作家。以此标准来确定林语堂的作家身份，那么，可以得出林语堂既是中国作家又不是的结论。这样，按照创作语言的标准，林语堂作为作家就拥有两个身份。

其实，在这之前，赵毅衡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曾提及中国人用英文写作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问题，他认为：

“但是，英语不是中国的法定语言或文化语言之一。因此，‘中国的英语作家’这个名称自我矛盾，这些作家写的，应当是美加英澳等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但是，在全球化新形势下，侨居作家越来越多。林语堂的英语写作，成为‘英语中国文学’的先驱。”（赵毅衡，2007：101）

从此处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赵毅衡一方面认为中国人的英语作品应归入美加英澳等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另一方面，随着这类作品的增多，似乎又把它们归入“英语中国文学”的范畴。到底是别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还是中国的英语文学，在赵毅衡那里就出现了归属上的矛盾。

另外，根据作品语言确定作家身份的标准，使双语作家林语堂出现身份的分裂。他的英文作品既然不属于中国作家作品，那么又属于哪个国家的作品呢？英语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定语言，这样创作英文作品的作家林语堂似乎不知应该归属到哪个国家的文化国籍。虽然赵毅衡提出：

“我们必须解答：如果一个作家写的是异国文字，表现的却是中国生活气质——不仅是题材，而且是整个文化经验——那么他的作品属于哪一国文学呢？我这里说的不是作家的出生国籍。”（赵毅衡，2009：186）

就此问题，他接着探讨作家及作品的民族性问题，试图以此作为界定上述文学作品的国别归属。他认为：

“民族性有两种：一在基因层次，家传所得；一在体验层次，经历所得。任何侨民作家都有此二者，往往以其一为主。新移民作家，我称之为客居作家，他们与华裔作家的区别，就在于‘用’什么语言长大。虽然他们现在用来写作的语言相同，但是他们成长过程用的语言不同，就自然留下语言所依存的文化痕迹。在中文背景下长大的中国作家，比起在异国长大的中国作家，生活经验的中国民族品格，肯定浓厚一些。他们的中国性是体验而非家传。

做个简单化的归类：华裔作家写的是居住国的少数民族文学，而客居作家在文化上并没有真正‘归化’，他们的文字与经验品格，在作品中产生强烈张力，他们的创作往往是在用英语写中国意识。”（赵毅衡，2009：186—187）

最后，对具有特殊经验的双语作家作出如下定位：

“因此，真正落在既是中国文学，又是异国文学的边界地带，出了中国海关，却还没有完全进入外国海关，正在文化的不定状态的云雾中盘旋的是用异国语言写作的客居作家，我们或许可以称他们为‘异语作家’。”（同上：187）

从赵毅衡以上的论述可得出以下说明性文字：

① 林语堂属于赵毅衡所说的新移民作家或者说是客居作家，因而其民族性较之其他华裔作家更为典型和浓厚，因为他的民族性既是“家传”又是“经历”所得，林语堂在中国出生、成长、接受文化教育，直到中年才移居海外专门从事英文著述。

② 作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后代，又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虽然接受的教育较为西化，但是骨子里还是中华儿女。那么，他对中国的感情和认同较之其他在异国文化和语言中成长起来的华裔更为深厚，相应地会在其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中流露出来，使得其英语文学作品极具文化张力。

③ 林语堂经验的特殊性，再加上语言的异位，使得其英文作品落在中国文学和异国文学的边缘地带，难以做出归属。不过，称之为“异语作家”却很准确，这也是预设其母语为汉语的前提下而言的。

④ 此处从问题的提出（用异国文字表现中国文化气质的作品属于哪国文学？）到对国民性浓厚的区分，再到作品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张力的大小，最后得出“异语作家”的结论，似乎最终对问题的解答并不明了。

通过以上分析，赵毅衡的单纯以语言作为划分国别文学的标准，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实际上，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带来的文学思考远为复杂得多。林语堂以中国人的身份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的文化身份认同是中国的，作品内容是中国的，甚至作品的结构模式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模式，只不过是用异语创作，但不能就此认为他的作品不属于中国文学。以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为例，这部小说与那种站在中国之外，“以旁观者身份介绍中国的书有了实质性差异。它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而是一本地道的中国书”。（李勇，2005：178）既然是“地道的中国书”，为何不能属于中国文学呢？

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即国别（民族）文学的划分依据除了以语言为标准之外，还有一种国籍划分的标准：

“我们判断一部作品的国籍的依据就是该作品作者的国籍。……一些美籍（或英籍）华裔作家的作品，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也不能当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来看待。虽然这些作家的作品与其所属民族的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毕竟与作家及其作品的国籍判断是两回事，我们不可能仅仅根据作家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去决定作家及其作品的国别归属，把凡是用英语写作的作家都归为英美作家，他们的作品都视作英美文学作品，把凡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及其作品都视作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作品。”（谢天振，2005：229—230）

此处以作者的国籍作为国别（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存在诸多问题。这里对林语堂的国籍归属判断出现失误姑且不论（林语堂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国籍），这个标准中的作家国籍属于人为的意识形态范畴，容易发生变动，况且国籍的变动对作家的作品创作产生的影响不大，它只是影响作者的心理归属。

实际上，国别文学的归属与翻译文学归属的划分有相通之处。对于翻译文学的归属，谢天振教授依然主张以译者国籍来划分，但有的学者（如王宏印）则认为按照作品的语言划分较为合理，而以国籍为划分的标准只有在顺译（译者的母语是译入语）时比较合理，接着提出翻译文学史的语言划分标准：

“以笔者之见，按照作品的语言划分应当更为合理，例如，华语文学自然应当包含用中文和各种汉语方言创作和翻译的一切文学作品，其中的翻译文学仍然具有双重认同的性质。即在原本和内容上仍然可以认可原作者的国度和语言归属，而在作为变体的译本形态里则可以在译入语国家寻找某一作品的被接受和批评的认同资格。”（王宏印，2010：130）

本文赞同以语言划分国别文学或翻译文学的标准，如前文所述，国籍容易变动，并且它只是对作者的心理归属产生影响。以语言划分则不同，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一体或者分离，对文学作品产生重大的影响。以语言为划分标准，例如以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可以归入华语文学，以英语创作的作品归入英语文学。但是在语言标准的基础上，参照其他相关因素，如作者的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作品的思想内容等，给予作者或其文学作品更加具体的定位，例如，创作英文作品的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的英语作家”。

具体说来，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外壳，是载体，是中介，人们通过语言表达思想。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语言这个载体不仅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且把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林语堂英文著作中除了创作的语言不是“文化中国的语言”之外，所包含的其他的元素都是中国文化元素，尤其是思想和文化倾向是对中国的认同。因此，林语堂是中国作家，他的英文作品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或者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学的延伸。以下学者对林语堂及其作品的认识就是从作品的题材所具有的中国元素上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文学活动是颇为独特的。因为，这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和小说家，不仅用中文写作，而且还用英文写作——无论是中文著作还是英文著作，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笔遗产。”（施建伟，1991：3）

“如果孤立的谈中国现代文学，林语堂在国外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当然不在研究之列；但如果站在整体文学的角度，考察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那么中国作家在国外用外文发表的描述中国人民生活的作品，应该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部分，给予充分的注意。”（陈平原，载子通主编，2003：326）

综上所述，由于作家林语堂用双语创作的复杂性，对林氏及其作品的国别归属带来一定的难度，不同的学者观点各异、众说纷纭。但是通过对林氏及其作品的分析，结合对各种观点的分析，笔者认为国别文学的归属除了以语言为主要参照标准之外，还应参考其他因素诸如作家的国籍、文化身份、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文化倾向等因素。从中国元素的体现上来看，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属于中国文学作品；从语言上来讲，则属于英语文学；从作者国籍上而言，则又属于中国文学。

2.英文作家林语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明确了作家林语堂以及其作品尤其是英文作品的归属之后，接下来要提出林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不容易书写，但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应该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散文和小说领域。既然林语堂的中英文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反观各种文学史著作，很少能拿专门的篇幅，探讨林语堂在文学上所做的重大贡献。

阿英划分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类型：一是打硬仗主义，二是逃避主义，三是幽默主义。但阿英并未给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定位，却明确将林语堂的“幽默文学”视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三种类型之一，并且认为林语堂具有处于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性质。（王兆胜，2007：275）

杨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中，曾对林语堂创办的《论语》杂志所引入的英国式幽默给予专门篇幅的论述，认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首次引入幽默文体的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杂文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论述到抗战文学时，对于给林语堂带来世界声誉的《京华烟云》，只是作为家族小说作品提到一句。总之，虽然认为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但还是找不到他的位置，也没有拿出专门篇幅进行探讨，只是零零碎碎地有所提及，也许这与作家林语堂边缘人的特殊性有关。

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根本就没有把林语堂及其小说作品收入进去（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93）书目分类目录中的散文部分，收录了林语堂散文代表作《翦拂集》《大荒集》等；在小说部分，提到林语堂的小说作品有：白林译的《瞬息京华》，北京东风书店1940年6月初版；徐诚斌译的《风声鹤唳》，重庆林氏出版社1945年2月渝一版；以及郑陀、应元杰译的《京华烟云》之一“道家的女儿”，由上海春秋社1946年1月初版。而林语堂的小说三部曲中之一的《朱门》并未提到，而且对于《京华烟云》的译本提供的也不全，可见，对于林语堂小说作品的收录并不全面。

夏志清的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综论了1917年文学革命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半个世纪间，中国小说的流变与传承。全书分为三编：初期（1917—1927）、成长的十年（1928—1937）、抗战期间及胜利后（1937—1957）。其中对于重要的作家以之为标题，予以专章论述，对于钱锺书、张爱玲等以前常被忽视的作家，列成专章予以大篇幅论述。但是，对于与张爱玲有相似海外经历的林语堂，对于这位同样在文学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仅仅在附录中的“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中提到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并且是作为华裔作家在美国出版英文作品。实际上，不少学者把林语堂看作是华裔作家，但事实上林语堂一生并未加入外国籍，最终落叶归根，晚年定居台湾。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突破的一部著作是郑万鹏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著作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划分以主题为线索分为三编：个人本位文学、社会本位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着重探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正如作者所说的，“将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代表的左翼文学，同样置于人文视角下加以审视，构建多元激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以往文学史不同的是，该书将林语堂专列一章，放在民族主义的主题下进行探讨，不论是林语堂的散文作品、社会文化评论作品，还是小说作品，都有论述，可以说弥补了以往现代文学史的不足。但是，有一点让人心存疑虑的是，这部著作中涉及的林语堂作品均为中文作品，实际上，本文认为对于林语堂英文著作的中文译本，如《京华烟云》（或《瞬息京华》）、《生活的艺术》等，应该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加以讨论。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文展开探讨。

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对林语堂的评价至为重要。在其《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了林语堂不可忽视的文学史地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多数文学史较少谈及林语堂，即使谈及也多是将他看成鲁迅的反面、辅助和余数，很少重视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换言之，人们看待林语堂往往多以‘鲁迅’的眼光进行审视，这样林语堂被误读、改写和删除就成为历史必然。”（王兆胜，2007：348）

王兆胜认为林语堂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卓越贡献，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充分地予以肯定，这五个方面分别是：悲剧的喜剧思想；对个人与爱情“至上主义”的突破；融会贯通的文化思想；道家的浪漫情怀；矛盾中的和谐思想。（王兆胜，2007：349—353）

这里，王兆胜从林氏著作的内容特点上进行分析，对于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另一位林语堂研究专家施建伟认为，林语堂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主要在于“他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先驱者，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在世界文坛上所进行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施建伟，1992：前言2—3）

概而言之，对于林语堂的文学史定位大体上有以下思路：

（1）侧重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与主张弘扬的道家文化精神，而单独列为一家。

（2）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着眼，关注其文化思想。

（3）依据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体现出的民族主义主题线索，确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

（4）根据林语堂长期旅居海外，并在海外期间创作大量重要的奠定其国际文坛地位的英文作品，把他归入双语作家。

若要给予林语堂这样用英文创作的作家一席之地，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现代小说史就需要重新书写。这是文学史家和文学研究者需要探讨并进一步加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