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是被视作为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因而，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主体在范围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随着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人们则因为行政部门的属性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西蒙为此作出了最为典型的证明。
移动于政治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_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历史演进
在社会治理的发展史上，政策问题建构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也一直是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移动的。本来，政策问题建构权是一项立法权，在民主的途径中自下而上地集中起来，集中到了立法部门。虽然出现了提案权与立法权的分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策问题建构权由立法部门掌管并没有受到怀疑。然而，在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提出之后，政策问题建构是被视作为政治部门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定位在政策执行的角色上。显然，政治部门与行政部门的划分已经使立法部门的色彩弱化了，政治部门显然不限于立法部门的范围，而是把立法部门变成了政治部门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主体在范围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不过，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中，行政部门是被排除在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范围之外的，在“新政”时期，行政权的扩张则使政府把手伸向了对政策问题建构权的争夺上了。随着行政部门攫取了政策问题建构权，人们则因为行政部门的属性而将这一权力认定为管理权力，西蒙为此作出了最为典型的证明。在20世纪中后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由于行政部门的政治属性得到再度确认，以至于政策执行也被看作是具有政治性质的行政活动，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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