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颜为古代经录学家们总结的三个疑伪经判别标准实际上只有两个，因为第二项“与真经比对”，除了卷数、品目上的比较之外，主要也还是义理内容上的比较。因此，综合考虑历代经录中的有关记载和王文颜的总结归纳，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经录学家判别疑伪经的标准如下：第一，从义理内容上来判定疑伪经，这是最常用、最主要的判定标准；第二，从有无译人、译本上来判定疑伪经。
古代经录学家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完全科学。
第一，毋庸置疑，那些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真经内容乖背的佛经确实是疑伪经，但也存在一些佛经，它们在内容上符合佛教义理、与真经的内容毫无矛盾冲突，但是没有据以翻译的印度或中亚佛经原典，这类佛经该如何对待呢？
第二，诚然，疑伪经一般都没有译人、译本，但是有些疑伪经表面上看起来有译人，实际上这些题署都是别人假托伪造的，简单根据有无译人来判定，有时候会使一些假托有确定翻译年代和翻译者的疑伪经得不到确认；还有些疑伪经表面上看起来其后还有第二译、第三译、第四译，甚至更多，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异译并不是对印度或中亚佛经原典的重新翻译，它们不过是对所谓的“第一译”即最早写定流通的疑伪经的增删修订，简单根据有多个译本来判定，有时候也会使一些疑伪经得不到确认。另外，某部佛经有无译人、译本，大多数都是依据文献记载来确定的，文献记载的完备与否、准确与否、真实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某部佛经的定性和命运。
比如一卷本《大乘起信论》，虽然近现代以来学界从前序、佛学思想等方面考证之后普遍认为它是疑伪经，但如果仅仅依据文献记载的译人、译本情况来判定，无论是古代经录学家，还是现代学者，都有可能产生错误的认识：法经以没有译人判其为疑伪经，《法经录》卷5《众论疑惑》云：“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其后各经录都以有译人将其归入正录，视为梁真谛所译真经，但记载各有不同：《长房录》卷11认为是太清四年在富春陆元哲宅译出；《开元录》卷6则云：“《大乘起信论》一卷，初出。与唐实叉难陀出者同本，承圣二年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出，月婆首那等传语，沙门智恺等执笔，并制序，见论序。”现代学者王文颜也判其为翻译真经，不过，他不是依据译人，而是依据译本情况来判定的，他认为此论共有两译：一卷本是梁真谛译，为第一译，二卷本是唐实叉难陀译，为第二译。既然真谛之后还有译本，那么它肯定就不是疑伪经了，甚至为法经的“失误”解释道，“《法经录》之所以认为真谛译本‘勘真谛录，无此论’，可能与真谛来华译经、传道过程不顺利有关”，“因侯景之乱，及所译经典‘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因此译本流通，颇多障碍，《法经录》失检，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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