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玉函经》著录考

赵安民

摘要:《金匮玉函经》(简称《玉函》)是我国著名医学家东汉张仲景的传世著作《伤寒论》的一种古传本，在内容上与今天通行的宋本《伤寒论》大同小异，在结构形式上则有很大差别。无论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对有关《伤寒论》之古医籍作校正时，还是今天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所领导规划的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的工作中，《玉函》作为与《伤寒论》同体异名的古传本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玉函》一书，虽经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校正医书局官方校正刊行，但历经宋、元、明、清直至今天的九百多年时间，流传稀少，时显时隐，濒于灭绝;而于宋以前的流传史迹更是淹晦无闻。据林亿《校正金匮玉函经疏》及《校正金匮要略疏》记载，宋政府校正医书局于北宋治平三年校讫“《金匮玉函经》八卷”。在此之前，《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隋唐史志目录中，均不见《玉函》之名。即使在距治平三年之前25年时编成的崇文院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中，亦尚未见著录此书。《玉函》始见于目录著作，是南宋郑樵的《通志》。

也许正是因为有关《玉函》的文献史料较少的缘故，历代学者对于《玉函》一书之成书年代看法不一，对其版本价值多有异议。本文从“宋元明清著录探赜”和“宋代以前著录索隐”两个方面，详考历代官修与私家的图书目录著作，并结合有关历史背景、文献资料加以分析，提出了大胆的设想，说明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的盛行对古籍的翻印出版和目录的记载变化情况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金匮玉函经》(简称《玉函》)是我国著名医学家东汉张仲景的传世著作《伤寒论》的一种古传本，在内容上与今天通行的宋本《伤寒论》大同小异，在结构形式上则有很大差别。无论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对有关《伤寒论》之古医籍作校正时，还是今天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所领导规划的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的工作中，《玉函》作为与《伤寒论》同体异名的古传本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玉函》一书，虽经北宋治平三年(1066)校正医书局官方校正刊行，但历经宋、元、明、清直至今天的九百多年时间，流传稀少，时显时隐，濒于灭绝;而于宋以前的流传史迹更是淹晦无闻。也许正是因为有关《玉函》的文献史料较少的缘故，历代学者对于《玉函》一书之成书年代看法不一，对其版本价值多有异议。本文详考历代官修与私家的图书目录著作对于《玉函》的著录情况，并加以分析，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以期对《伤寒论》的文献研究有所助益。

一、宋元明清著录探赜

据林亿《校正金匮玉函经疏》及《校正金匮要略疏》记载，宋政府校正医书局于北宋治平三年校讫“《金匮玉函经》八卷”。在此之前，《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隋唐史志目录中，均不见《玉函》之名。即使在距治平三年(1066)之前二十五年时编成的崇文院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中，亦尚未见著录此书。

《玉函》始见于目录著作，是南宋郑樵的《通志》。在《通志·艺文略第七·医方类第十》记载有“《金匮玉函》八卷”之目。《通志》撰定于南宋绍兴年间。郑樵字渔仲，福建莆田人，宋徽宗崇宁三年生，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卒(1104—1162)。其传世之作《通志》二百卷，是一部通史兼专史的名著。《通志·艺文略》所录书目，系据《汉书·艺文志》以来直至北宋的官私目录而成，共著录图书10912部，110972卷，比北宋的三种国史艺文志著录的总和还多4万卷。郑樵本着通录古今的“会通”思想，以求编制通录，正如他在《通志·校雠略·编次谨类例论》中说:“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之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由此可知，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不仅集载前代众录，而更重视采录当时的官私藏书。治平三年(1066)，林亿等已校毕《玉函》一书，在崇文四库中当有藏本。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即林亿等校讫《玉函》21年之后，秘书省曾别造书目《元佑秘阁书目》，《玉函》一书或当录入;宋徽宗时(1101—1125)，崇文院藏书量已达高峰，总计55923卷，于是修改补充《崇文总目》而纂成新书目《秘书总目》，《玉函》一书当被录入无疑。况且此时，宋朝廷所修国史中都有《艺文志》，其中《两朝(仁宗、英宗)国史艺文志》，是神宗熙宁十年至元封五年间(1077—1082)，宋敏求等根据《崇文总目》和崇文院新补充的图书资料，除去以前国史艺文志所载，删去重复讹谬修成的，著录了新书8494卷，宋英宗治平三年所校定的《玉函》一书，当被录入无疑。郑樵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59)所纂《通志》中载录的《玉函》八卷之目，当是从前述几种目录中得来。

《玉函》又见载于比《通志》稍后出版的《郡斋读书志后志》之中，在晁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的《郡斋读书志后志》“第二卷子类医书类”载有:“《金匮玉函经》八卷，右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设答问杂病形证脉理，参以疗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于馆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

《郡斋读书志》的最早版本约于绍兴末年刊行，只有四卷，称为蜀本，即今袁本的前四卷。而此四卷中不载《玉函》之目，故晁氏家藏并无此书。《玉函》见载于晁氏门人姚应绩所编《郡斋读书志后志》之中。姚氏《郡斋读书志后志》的编纂，当在绍兴以后，此时姚氏虽已得知“《金匮玉函经》八卷”之名目，但是显然没有亲见其书，否则，谅他不至于粗疏到如此地步——竟然将《金匮要略》的内容介绍文字误植于《玉函》书目之下。又晁氏《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有宋之国史书目，可见宋时国史等书并非仅由官藏，民间亦有副本流传，晁氏门人所编《郡斋读书志后志》中录有《玉函》之名而未见其书，很可能就是从当时官方目录著作的副本中摘录而来，并误以为《金匮玉函要略方》与《金匮玉函经》同书异名，从而将前书的内容解题误植于后书的名目之下。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名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只录有《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目，而未载《玉函》书目。

生于淳熙末年的陈振孙(1183—?)，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藏书家，晚年著有目录著作《直斋书录解题》。周密《齐东野语》特著其聚书之事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然藏书如此丰富的陈氏，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亦仅录“《伤寒论》十卷”“《金匮要略》三卷”，而未见有《玉函》之目。陈氏于“《金匮要略》三卷”名下的解题内容，正是《郡斋读书志后志》中《玉函》书目下所述内容，可见陈氏尚未将《玉函》与《金匮要略》当作同一种书，显然姚氏之错并非沿袭陈氏。这两位均不见《玉函》其书，可见当时《玉函》传本少见，虽然《玉函》和十卷本《伤寒论》同时校订刊行，但是《玉函》作为《伤寒论》之别本保留下来，其流传远不及十卷本《伤寒论》广泛。

《宋史·艺文志·子类·医书类》记载:“《金匮玉函》八卷，王叔和集”。《宋史·艺文志》乃元初脱脱主持编写，它主要是依据原有目录汇合纂成，《宋史·艺文志》自序中说:

“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而益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这段文字反映，《宋史·艺文志》所据资料基本上来自四部《国史艺文志》，凡《国史艺文志》以外及宁宗以后刊行的图书，则仿《新唐书·艺文志》加注“未注录”例而予以补充。而宋英宗治平三年，《玉函》已由国家校正医书局校正刊行，故《二朝(仁宗、英宗)国史艺文志》中当载有《玉函》书目无疑，而元初脱脱等编《宋史·艺文志》时则未必亲见《玉函》其书。

宋末元初马端临氏纂集的《文献通考·经籍考》里载录“《金匮玉函经》八卷”，马氏在该书目下先引晁氏门人姚应绩之《郡斋读书志后志》中误解《玉函》的内容，又引陈振孙氏对《金匮要略》的解题，罗列于《玉函》名下，显见马氏不辨《玉函》与《金匮要略》之别，深受《郡斋读书志后志》的贻害，将二者混为一书。马氏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曾说明其《经籍考》编撰缘起和所据资料:

“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于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俱载焉。”

所以马氏《文献通考》一书，顾名思义，是马氏以前历代文献之综述。故其《经籍考》里在《玉函》书目的解题中沿袭晁、陈之错，自然是不足为怪了，因为马氏并未亲见《玉函》其书。

明代所撰《元史》中无经籍、艺文之志，明代可推为史志目录者惟史官焦肱所撰《国史经籍志》。在《国史经籍志·卷四子类医家门经论属》载录:“《金匮玉函经》八卷张仲景。”然焦氏以一人之立，而成历录古今(不限明代)、包举千古的《国史经籍志》，其所录只据旧书目而并未据书查实，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存目《国史经籍志》条力诋焦氏之志说:

“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

此说也许偏激过当，但焦氏抄摄众志，多未亲见其书，这是毫无疑问的。故焦志所录《玉函》书目，亦当录自前代目录。

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第(1541—1617)所撰自藏书目《世善堂藏书目》中录有“《金匮玉函经》八卷，汉张仲景作”，可见《玉函》在明朝私家藏书中尚有藏本。

明代藏书家叶盛(1420—1474)的藏书目录《录竹堂书目·医书类》载“《玉函经》一册”，不标撰者和卷数，不知是否指今见之《金匮玉函经》八卷一书。

明代殷仲春撰《医藏书目》，是现藏最早的专科医籍目录的单行本，书中录有:“仲景伤寒论十卷，张仲景;金匮要略三卷，张仲景”“《玉函经》三卷，杜光亭”，而未录《玉函》书目。

清初所修《明史·艺文志》只录明代著述，故亦不载《玉函》书目。

清代乾隆中期所修《四库总目》对医书之搜寻著录最为疏略，清以前医书只收近二百种，“凡例”中道明:“今但就四库所藏，揖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王道者为主，不以百代杂学为重也。”于是《玉函》即出乎其“各存数种”之外。

清代的私人藏书家们，有的只收藏有《伤寒论》十卷和《金匮要略》三卷，而没有《玉函》之目。如陈揆《稽瑞楼书目》、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即是如此;有的则既未藏《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未收《玉函》，如季振宜的《季沧苇藏书目》、金星轺的《文瑞楼藏书目》、钱曾的《述古堂藏书目》即是。而清杨士奇《文渊阁藏书目》第十五卷医书类收载:“《玉函经》一部一册阙”“《伤寒论》一部二册阙”“《张仲景伤寒论》一部一册阙”。

清代钱谦益(1582—1664)的家藏书目《绛云楼书目》中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目，而载录“《玉函经》八卷，汉张仲景撰，仲景名机”。据陈世杰《重刻张仲景金匮玉函经序》所记年月，陈氏校刻《玉函》当于康熙丙申年(1716)成书，故钱谦益氏所藏《玉函》当是陈氏校刻以前古本。

清代丁国钧编《补晋书艺文志》时，开始也误以为《金匮玉函经》就是《金匮要略》，他在“《金匮要略方》三卷张仲景撰，王叔和集”的目录下解题曰:“见《直斋书录解题》。谨案马氏《通考》无此书，而有《金匮玉函经》八卷(《宋志》无经字，疑有夺字)。据陈氏解题言，是书得于馆阁蠹简中，本名《金匮玉函要略方》，是知《通考》所载八卷经即此书，特稍变其名耳;陈氏又云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则书本三卷，作八卷者，疑出后人附益或三之讹耳。《宋志》既列此书，又列《金匮玉函》八卷，复误显然。”后来丁氏发现《金匮玉函经》八卷与《金匮要略》三卷并非同一种书，于是在上述“解题”之下补充两项:

“补遗:《金匮玉函经》八卷，见《文献通考》《宋志》脱经字。

刊误:《金匮要略方》三卷与《玉函经》各自为书，注误，当删。”

自宋代的晁公武家门人姚应绩将《玉函》混同《金匮要略》之后，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沿袭此误，后来到清代丁国君氏编《补晋书艺文志》，才执迷拨雾，悬崖勒马，拨乱反正。

以上所述，详考自隋至清《玉函》见于著录的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宋代以前《玉函》不见于著录，自宋英宗治平三年《玉函》为林亿等氏校正颁行之后，自宋元直至明清，虽然其著录有目，终未亡佚，但终归显少晦多，濒于灭绝。分析宋代以来《玉函》少有著录、流传稀少的原因，或有二端:第一，宋政府认定十卷本《伤寒论》，林亿等于治平二年首先校讫《伤寒论》十卷，并“奉圣旨镂版施行”。二十三年后，北宋元佑三年(1088)8月，朝廷诏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同年九月又令“雕印小字《伤寒论》等医书出卖”，可见宋时官方选定十卷本《伤寒论》为正本大量发行;第二，最根本的原因，《玉函》的结构体例是“前论后方”、方证分列，不如十卷本《伤寒论》有“方证同条”的优点更加便于临证检用。因此，以致于金皇统十年(1144)成无己撰《注解伤寒论》时，也用宋治平二年校定的十卷本《伤寒论》为底本，则自宋治平二年至金大定十二年的107年间，《伤寒论》所流传者皆为宋治平二年校定的十卷本，其后则又增加了新版本《注解伤寒论》了。由此可知，《玉函》只作为与《伤寒论》同体异名之别本保存下来，并未广泛流传。这也就是出现目录记载时隐时显、甚至与他书混淆不清等情况的原因。

《玉函》于历代著录中虽然时隐时显，但于宋代以来的官私著录中仍然有目可征，并且其书或于国库刻印(崇文四库)，或为私馆手抄(清代何焯藏宋抄本)，《玉函》终得流传存世。

二、宋代以前著录索隐

《玉函》一书，从总体结构体例而言，其“条论于前，会方于后”(《玉函·证治总例》)的特点，正与唐初孙思邈对《伤寒论》作“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之改编时所依据的“伤寒大论”的传本相同(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九卷十所收内容世称“唐本伤寒论”，其中卷九“伤寒上”篇的小序中说:“遂批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从具体内容而言，它的《辨脉法》篇保存有比敦煌残卷《伤寒论·辨脉法》和宋本《伤寒论·辨脉法》更完整的内容，其“三阴三阳”内容保存有比唐本和宋本更完整的内容，其诸“可与不可”内容，《玉函》和《脉经》本共同拥有唐、宋二本不见载录的一些条文。从条文分合及所载方剂等综合而言，《玉函》与唐本《伤寒论》最相切近。

《玉函·证治总例》为全书八卷之首卷，作为全书绪论性篇章。该文引用了佛经中“四大”致病的学说;其行文风格为骈、散相杂的六朝风格;其所引用的仲景语言正是六朝时期葛洪和陶弘景及据信是撰于此时的《华氏中藏经》中所常引用或载录的文字;《玉函》不辟“坚”(隋帝杨坚)讳。从以上诸方面情况看来，该文当是南北朝时期秘爱仲景方者以当时所见仲景理论为基础，并综合当时对中医学的认识而撰成的一篇综概中医理法方药之总论性篇章，其撰定时间最大可能是南朝梁时。该文作者在篇末写到:“今以察色诊脉，辨病救急，可行合宜之法并方药，共成八卷，号为《金匮玉函经》。其篇目次第列于卷首。”由此可知，该文作者就是《玉函》八卷之书的编者，该文撰定时间就是《玉函》编定时间。

《玉函》在文字上保存着比其他版本《伤寒论》优胜可从处，如“紧去人安”句，宋本中“人”字误作“入”;芍药甘草汤中的芍药，宋本中写用白芍药，而芍药有赤、白之分是距东汉以后很久才出现的;《玉函》《脉经》卷八、唐本及宋本《伤寒论》《金匮要略》均载一篇《痉湿暍病》的内容，其中的“痉”字，只有《玉函》正确地写作“痉”，其他四本都错写成“痓”。鲁迅先生曾在校勘整理古籍时发表感慨说:“书贵旧抄，良有以也。”(《鲁迅全集》第十卷《嵇康集著录考》)旧抄之可贵，在于其不被辗转传抄，其原始面貌少受改变，从而少见讹、脱、衍、倒之差错也。上述《玉函》诸多文字优胜的事例说明，《玉函》保存了较原始的《伤寒论》旧貌。

若《玉函》成书于南朝梁时，却于隋唐史志无目可征，直到宋代才见于著录，其原因何在?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加以大胆地推测，疑问的解答有两种可能答案。

第一种答案是，《玉函》自梁时编定以后，长期珍藏，秘而不宣，严守《玉函》编者“非贤勿传”(《证治总例》语)之嘱托，因此《玉函》一书流传稀少，编目者无缘得知此书之存在;再者，史志所录亦或有遗漏，如唐代人对《隋书经籍志》就有过这样的批评——《旧唐书·马怀素传》说:“怀素上疏曰:南齐以前坟典旧编，王俭《七志》已详，以后著述，其数增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而前志阙而未编。”《玉函》书目不见于隋、唐史志，或许正是遭逢了“古书近出而前志阙而未编”之厄运。

第二种答案是，《玉函》自梁时编定以后，实际上于隋、唐史志有目可考，下面试从目录史料中索其隐秘，解其疑团。

张仲景著作的最原始书名及内容，《伤寒论自序》自言甚明:“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目录著作惟《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伤寒杂病论》十卷”，其他目录著作皆不见《伤寒杂病论》之书名。考之史志，名之曰《张仲景方十五卷》者，首见编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清代人姚振宗曾对《隋志》的撰者作过考证，他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大抵是志初修于李延寿、敬播，有网罗汇聚之功;删订于魏郑公(征)，有披荆剪棘之实。撰人可考者凡三人。”《隋志》的材料依据，据《隋志·总序》说:“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法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由此可知，《隋志》是李延寿、魏征等人根据《汉志》、(齐)王俭《七志》以及(梁)阮孝绪《七录》等目录著作而撰成，故《张仲景方十五卷》可能上溯到南朝齐梁时代，可惜的是《七志》《七录》均已亡佚，不得考其详。然幸有阮孝绪《七录·序》《七录·目录》及《古今书最》尚保存于唐初释道宣所编著《广弘明集》卷三之中，权可据以考察目录递修的大略线索。

《七录·序》记载:“晋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及著作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孝绪少爱坟籍……凡自宋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技，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

又《七录·目录》记载:“术技录内篇第五，经方部一百四十种，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推知，《张仲景方十五卷》书目当收载于《七录·术技录内篇第五·经方部》之中。

《张仲景方十五卷》书目，继载于《隋书·经籍志》之后，复见载于《旧唐书·经籍志》中。《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类医术项载为:“《张仲景药方十五卷》，王叔和撰。”之后又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新唐志》子部医术类记为:“《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

据《新唐志》序言说:“开元九年，元行冲等应玄宗之旨，整比图书，修成《四部群书录》二百卷，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旧唐志》系五代后晋刘歆所作，基本上是照录《古今书录》而成，故其收书已致开元年间，则《张仲景方十五卷》在唐玄宗时代犹存于世;《新唐志》系北宋欧阳修等据《古今书录》及《开元书目》撰成，并增加本朝新书目录，故《张仲景方十五卷》至唐末犹有存书，换言之，有唐一代，《张仲景方十五卷》一直留存传世。

时至宋朝，《张仲景方十五卷》书目却断然从《宋史·艺文志》中消失了。文前已然考明，《宋志》基本上系据宋朝的四部《国史艺文志》内容，加上此四部目录漏载以及宁宗以后刊行的新书而撰成，《宋志》是我国古代史志目录中最后一部记一代藏书之盛的目录著作。而现存的其他宋代目录著作，除了《通志·艺文略》这部“通录古今”的目录里，还载录有《张仲景方十五卷》书目以外，《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均不见记载《张仲景方十五卷》书目。而自《崇文总目》始出现“《金匮玉函要略》三卷”“《伤寒论》十卷”之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二书所录仲景之书也仅此二种，自《通志艺文略》始出现“《金匮玉函》八卷”书目，其后《郡斋后志》亦录此目。而至《宋史·艺文志》则见张仲景书有如下八部二十六卷:

张仲景脉经一卷，又五藏荣卫论一卷

张仲景伤寒论十卷，五藏论一卷

金匮要略方三卷，张仲景撰王叔和集

张仲景疗黄经一卷，又口齿论一卷

金匮玉函八卷，王叔和集

这八部二十六卷书中，只有《伤寒论》十卷，或可认为与《新唐志》中所录“《伤寒杂病论》十卷”为同一种书，其他的七部十六卷书，于隋、唐著录中无可征见者，可见这些书当为唐宋之际新出无疑。

《张仲景方十五卷》一书的消失和《宋史·艺文志》中七部十六卷“仲景新作”之出现，给我们考察《玉函》一书徒然见于宋代著录的疑问，提供了新的线索，下面试作进一步考察。

唐代以后，中国由统一的国家一变而为分裂的局面，先后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以及五个分裂的小国，文化与书籍也遭到巨大的摧残和破坏，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灾难和痛苦，却客观上使医学著作更显示出它的实用价值，亦从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张仲景方十五卷》遭此历史的浩劫，幸免于难，未尝丧失，但它却在五代时期被改编离析为七部十六卷而分散流传之。后来《宋志》中新出的七部十六卷仲景之书，其来源很可能就是《张仲景方十五卷》。

其书离析的具体年代，大约在后唐长兴三年以后。这是与后唐时期出现刻板印刷兴盛局面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的。据《五代会要》记载:“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生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校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可见当时政府开始对书籍刻印、文化传播予以高度重视。

又《书林清话》记载:“雕版肇始于唐，而盛行于五代……当五代兵戈俶扰、禅代朝露之际，而其君若臣，犹能崇尚经典，刻板印行，不得谓非盛美事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时士大夫有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传〉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板……其时刻板风行，举之甚易，故上自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时。”可见当时雕版印刷书籍的时尚风靡全国上下。

雕版印刷的广泛兴起，为书籍之刻印、文化之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版刻家为了适应当时医疗实践的需要，也为了自己牟利，遂终将《张仲景方十五卷》分别刻印为七部十六卷而售卖传播，这种离析的办法无疑是在刻板印书风气盛行的环境下，版刻家们为投合医家购买之需应运而生的，这种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金匮玉函经》八卷，原隶属于《张仲景药方十五卷》书中，这便解开了《玉函》书目不见于《隋志》《旧唐志》和《新唐志》，而至宋代才见诸著录的疑团。

据《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二记载，后魏张湛所著《养生论》里说:“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晋代名医皇甫谧在甘露元年(256)所撰《甲乙经》序里写道:“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仲景于汉末建安中期，即于公元210年前后，著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经汉末、三国时期兵戈战乱之劫，以致残散不全，后来幸赖魏晋间太医令王叔和整理编次，一火传薪。故自六朝开始歧出的众多仲景之书(如《隋志》所载梁《七录》所有)，都是以王叔和整理编次的三十六卷《张仲景方论》为基础的，《隋志》所录《张仲景方十五卷》自非例外。因此《玉函》一书内容应是在这“三十六卷”之中。

参考文献

［1］(东汉)张仲景.金匮玉函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据清代陈世杰刊本影印.

［2］(魏)王叔和.脉经.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年据光绪癸巳(1893)景苏园复宋本影印.

［3］(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据日本江户医学社影北宋本影印.

［4］(唐)孙思邈.千金翼方.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3年第1版第6次印刷.

［5］刘渡舟，钱超尘.伤寒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6］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学苑出版社，1993.

［7］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

［8］图书目录著作包括历代史志与私家书目，主要采用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