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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录学家对疑伪经的态度及判别标准

时间:2022-12-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纵观自最早著录疑伪经的《安录》到唐代的《贞元录》可知,历代经录之间没有判定疑伪经的统一标准,各位经录学家也没有非常明确地交代自己判定疑伪经的标准。不过,虽然各位经录学家没有清楚地交代自己的疑伪经判别标准,但从一些疑伪经录的叙述文字中,还是可以总结概括出他们的判别标准。据此而言,《祐录》主要是以经文的义理内容来判别疑伪经的。

东晋释道安是我国佛教史上最早注意到疑伪经并对其进行整理的人。他编撰的《安录》虽然原书已经亡佚,但其中大部分内容都被保留在《祐录》中,所以我们从《祐录》的记载可以大致看到《安录》的概况。《祐录》卷5《新集安公疑经录》中释道安云:“农者禾草俱在,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今列意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信焉。”由此看来,释道安认为疑伪经是没有价值的“草”、“石”,对疑伪经持以鄙视和排斥的态度。

自此以后,释道安的这种态度一直影响着佛教界高僧大德、经录学家们对疑伪经的看法。比如法经云:“诸如此比,伪妄灼然,今宜秘寝,以救世患。”(《法经录》卷2)彦琮云:“随类区辩,总为五分:单本第一,重翻第二,别生第三,贤圣集传第四,疑伪第五。别生、疑伪不须抄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仁寿录》卷1)道宣云:“昔隋祖开皇创定经录,校阅伪滥,卷将五百,已总焚除。今人中流传,犹未铨叙,既是法秽,不可略之。”(《内典录》卷10)明佺云:“伪经既不是正经,伪目岂同于正目?编之卷次,窃将未允,然恐须明示远近,故别为一轴传写焉。”(《大周录》卷15)又云:“幸承明敕,使革往非,不敢妄编在于目录,并从刊削,以示将来。”(同上)智昇云:“今恐真伪相参,是非一概,譬夫昆山宝玉,与瓦石而同流;赡部真金,共铅铁而齐价。今为件别,真伪可分,庶泾渭殊流,无贻后患。”(《开元录》卷18)从这些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见,自释道安开始的古代经录学家们对疑伪经的基本立场都是一致的排斥和摈弃。

这些对疑伪经抱着排斥和鄙薄态度的古代经录学家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疑伪经的呢?纵观自最早著录疑伪经的《安录》到唐代的《贞元录》可知,历代经录之间没有判定疑伪经的统一标准,各位经录学家也没有非常明确地交代自己判定疑伪经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才会经常出现同一部佛经在不同的经录中被判定为不同的身份的情况:或被判为翻译者、翻译时代确凿的真经,或被判为失译经,或被判定为疑伪经。不过,虽然各位经录学家没有清楚地交代自己的疑伪经判别标准,但从一些疑伪经录的叙述文字中,还是可以总结概括出他们的判别标准。

僧祐在《祐录》卷5《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说道:“夫真经体趣融然深远,假托之文辞意浅杂,玉石朱紫,无所逃形也。今区别所疑,注之于录,并近世妄撰,亦标于末。”“或义理乖背,或文偈浅鄙,故入疑录。”据此而言,《祐录》主要是以经文的义理内容来判别疑伪经的。又云:“并依倚杂经而自制名题,进不闻远适外域,退不见承译西宾,‘我闻’兴于户牖,印可出于胸怀。”这可以看出《祐录》在判别疑伪经的时候还考虑到经本是否来自“外域”,是否有译人。

法经指出:(疑惑经)“多以题注参差众录,文理复杂,真伪未分,事须更详”,(伪妄经)则“并号乖真,或首掠金言,此未[1]申谣谶;或初论世术,而后托法词;或引阴阳吉凶;或明神鬼祸福。”(《法经录》卷2)明佺亦云:“古来相传皆云伪谬,观其文言冗杂、理义浇浮,虽偷佛说之名,终露人谟之状。”(《大周录》卷15)可见,《法经录》、《大周录》主要都是以义理内容来判别疑伪经的。

智昇在《开元录》卷18中也多次提及他是如何判别疑伪经的,比如:“寻阅宗徒,理多乖舛,论量义句,颇涉凡情,且附疑科,难从正录。”“寻此文意,状涉人情,题注参差,难为揩准,且编疑录,待更详之。”“说处虽同,文辞全异,寻其义理,并是人造。”据此而言,《开元录》也主要是从义理内容来判别疑伪经的。另外智昇也从经本有无译人、译本来判别疑伪经,比如他指出:“《法经录》中以《随愿往生经》、《药师经》、《梵天神策经》、《仁王经》、《宝如来三昧经》、《占察经》、《梵网经》、《五苦章句经》、《安宅神咒经》、《遗教论》等并编疑伪者不然,其《随愿往生》等三经出《大灌顶》,《仁王》等七经并翻译有源,编为疑伪,将为未可。”(《开元录》卷18)“《占察经》、《遗教论》并翻传有据,文义可观,编之为[2]录,将为未可。”(同上)

以上提到的古代经录学家们对疑伪经的判别标准是我们从历代经录中寻章摘句找出来的,王文颜对此亦有总结:“这些高僧大德凭何准则判定一部佛典的真伪,实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据笔者仔细而广泛的检索所得,大抵可以归纳为三项:其一,有无译人:佛经原典大都来自五天竺和中亚一带,传入中国之后,必然要译成中文,才能在中国境内广泛流通。如果某部中文本佛经,缺乏译人和译本,则难免不会引起佛教界的嫌疑,因此高僧大德在勘定佛典真伪之时,也往往将有无译人和译本,列为重要的判定依据。其二,与真经比对:某些不肖的佛教信徒,有时为了特殊的目的,往往从许多佛经之中,寻章摘句,甚或窜改增损经文,藉以拼凑出一部新的佛经,因此高僧大德只要搬出‘真经’,逐一比对,指明‘伪经’的出处,那么伪造者的行迹自然败露无疑。其三,从内容、义理判定:佛典既然是五天竺的产物,其义理思想亦与中国传统儒、道二家不同,因此如果某部佛经之中,记载有中国历史人物,或中国传统思想,则其疑伪痕迹自亦昭然若揭,古代高僧大德往往可以一眼觑定,判定其为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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