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伪经的分类

二、现代学界对疑伪经的界定

与古代的高僧大德、经录学家不同，现代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国人假借翻译佛经的形式而编造出来的是伪经；来历可疑不能确定真伪、需要考证的是疑经^[6]。其中，日本学者小野玄妙的解说尤为明确：“并非由外国传来，而是由中国佛学者仿造传译之经典，而任意制作之似是而非之经典，且假装作西域胡本、印度梵夹之翻译经典而流行于世。是即所谓伪妄经”；“必然是由某人创作，而其作者究为印度人、西域人或中原汉人，则无法判断，此点亦即疑惑经所以为疑惑经之故”^[7]。从理论上来说，伪经和疑经区分划然，但在实际操作中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却比较困难，因此通常将二者合称为疑伪经，不再细加区分。

据此可以看出现代学界主要从撰著者来界定疑伪经的，认为凡采用原典佛经的形式而实际上是中国人编造的或怀疑为中国人编造的都是疑伪经。

我们认为这个界定比较合理，原因在于：

第一，它忽略疑伪经与原典佛经在义理内容上的相符度，强调疑伪经是中国人撰著出来的，是中国人把自己所掌握的佛教教义与传统文化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相结合编撰而成的。这样可以更科学、更客观地阐释出疑伪经在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它是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代表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从来源上说，佛教产生于印度，主要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因此，只有根据印度或中亚的原典佛经翻译而成的汉文佛典才能算是血统纯正的真经，其他自然就是疑伪经了。

第三，佛教经过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四个发展阶段；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即使同为佛教真经，其义理思想上也会产生差异。因此，以义理内容为判定标准，可能会使一部佛经在某一时期被判定为疑伪经，在另一时期又被判定为真经；而现代学界的界定则可以避免这一点。

第四，中国人采用原典佛经的形式编造出来的经典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思想乖谬、背离真经，从义理内容上很容易判定其疑伪经的身份；另一类与真经毫无矛盾违背之处，对于这类编造经典产生的原因，日本学者水野弘元解释说：“中国人翻译印度经典时，有时难免在思考与理解上遇到障碍，怎么也想不出来，或因翻译者心目中理想的佛教说法不曾出现在翻译佛经里，而为了要让某时代、某地区的人更明白佛教才创造这种经典。这种情状跟印度一样，虽然不知作者为何许人，无如，作者根本无意伪造经典，也许目的是想把佛教说得更好更精确才造出这种经典。”^[8]因其与佛教教理相契合，这类经典往往假托有确定的翻译年代和翻译者，以真经的身份混入历代刻印藏经之中保存流传于世，比如《梵网经》假托为后秦鸠摩罗什译、《菩萨璎珞本业经》假托为后秦竺佛念译等。但实际上它们没有据以翻译的原典佛经，它们与那些真正翻译而来的汉文佛典并不完全相同，用现代学界对疑伪经的界定可以恢复它们的真正身份，这对于这类经典本身和学界都是一大幸事。总之，现代学界对于疑伪经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这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评判疑伪经存在的价值，有助于我们从各方面、各角度对疑伪经进行研究。

关于疑伪经的界定，我们认为以下两个问题还需要重新阐释和说明：

1.失译经、误题经与疑伪经的关系

所谓失译经，是指翻译者、翻译年代不明确的佛典。所谓误题经，是指本是某人翻译，但误题为其他人翻译的佛典。

无论是失译经，还是误题经，都是译自印度或中亚的翻译佛典；而疑伪经却是中国人编造的或怀疑为中国人编造的，是中土撰著的佛典，这是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但是，因为流传至今的疑伪经要么撰著者、撰著时代不明，要么假托为某一时代、某一翻译者的作品，所以只从题署来看，很多疑伪经都被误为失译经或误题经了。

2.抄经与疑伪经的关系

抄经又称为别生经、别生抄、支派经，指从汉文翻译佛典中摘取部分文字抄录而成的佛经，即所谓的抄本。

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中对抄经的各种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为抄经中，依其所抄录之本经性质，有原已定好经题者。例如《生经》、《六度集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之类”；“又如《杂阿含经》其一章一节均直接可成小经典，然其题名，则须抄录之人重新附加，否则即不能成为一部独立经典”；“若是抄录自《出曜经》、《大智度论》等，则不能如前两种情形一般单纯。除题名须重新附加外，且因原经非由独立小经典集成者，故其抄经乃是勉强摘录某段经文而成……将相关事项，归纳成首尾一贯，而后书写抄录之”；“或亦有自经典各章中摘出数处而抄录之情形。以此种方法形成之抄经，其题名或作抄某经而直接题上本经之名，或另取名者亦有。若附上别名，则乍看之下，与本经确是全然相异”^[9]。据此看来，我们可以把抄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相对完整地抄录一章、一节、一品而成；另一类是零散摘录一些段落、撮略其要，浓缩拼贴而成^[10]。

无论哪一类抄经，在目前所见佛典文献中几乎都不复存在，基本上都只是以经名形式保留在经录记载之中。总体来说，历代经录大多都把抄经归入疑伪经，认为抄经是疑伪经的一类。这一观点影响至今，现代学界持此看法的大有人在，比如殷光明就曾说道：“抄经和抄译经的现象，是造成疑伪经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11]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一书中，在讲到疑伪经的来历时，专门归纳出“抄录成书”这样一个类别；在登录考证疑伪经时，毫无异议地把以萧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的抄经为代表的抄经全都列入疑伪经。但是，仔细查考历代经录的记载，我们发现实际上经录学家对抄经的处理态度极其矛盾。比如东晋慧远的二十卷本《大智论抄》（又名《般若经问论集》、《般若经论集》、《释论要抄》、《大智论要略》）是从后秦鸠摩罗什译一百卷本《大智度论》中撮要抄录而成的抄经，僧祐云“以论文繁积，学者难究，故略要抄出”，《祐录》没有将其看作疑伪经，不过却同时收入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和卷5《新集抄经录》，此后的经录虽然对其著录不一，也都没有视其为疑伪经；而对于另外一些抄经，诸如《佛法有六义第一应知》、《六通无碍六根净业义门》等，僧祐却把它们判作疑伪经，收入《祐录》卷5《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云：“右二部，齐武帝时比丘释法愿抄集经义所出。虽弘经义，异于伪造，然既立名号，则别成一部，惧后代疑乱，故明注于录。”《内典录》、《开元录》、《贞元录》都沿袭《祐录》的记载。又如最著名的萧齐萧子良的抄经，《祐录》认为它们和慧远《大智论抄》性质一样，故皆收入卷5《新集抄经录》，并没有看作是疑伪经；而《法经录》、《仁寿录》、《内典录》、《开元录》、《贞元录》却都将其列为疑伪经。

同样都是抄经，为什么有的被列入疑伪经，有的却没有呢？我们认为产生这种极为矛盾的态度是因为没有理清抄经与疑伪经的关系。虽然疑伪经有时也会零散地摘录翻译佛经的文句，但这不是它的目的，编造创作新的佛典才是它的目的；抄经则仅仅只是依据已经翻译过来的汉文佛典进行摘录。张淼对此也有论述：“‘抄经’的抄写方法可以是从同一部经典中摘抄部分内容而合成新的经典，也可以是从不同经典中各抄录一部分合成一部新的经典，其抄录内容应当是属于经典中的一部分，中间没有添加任何抄经者自己的意思表达。”^[12]形象地说，疑伪经是“有述有作”，而抄经是“述而不作”。就像小野玄妙所说：“抄经大抵是照原文抄录，然则依当初抄录者之意，或省略自认为多余之字句，或任意订正字句者，恐亦不乏其人。更有甚者，则改变本文之形态，而仅取其意为文。然则抄录之事实不变，故若与本经对比，其本相立即可见。”^[13]

鉴于此，我们认为抄经和疑伪经应该是汉文佛典文献中两个并列的类别，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那些收在疑伪经录中的抄经应该被恢复其抄经的身份。

三、历代经录中疑伪经的著录及其存佚情况

据《祐录》卷5《新集安公疑经录》可知，《安录》应该是辟有专门章节来记载疑伪经的。《安录》之后，安排专门的章节、体例来记载疑伪经的经录主要有：《祐录》、《法经录》、《仁寿录》、《静泰录》、《内典录》、《大周录》、《开元录》和《贞元录》。我们把这9部经录中疑伪经的著录情况胪列如下：

《安录》收录疑伪经26部30卷，其中9部9卷为缺本。

《祐录》全部收录《安录》26部30卷疑伪经之余，又“新集”疑伪经20部26卷，共46部56卷。“新集”20部疑伪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不知撰著者，“或义理乖背，或文偈浅鄙，故入疑录”，计12部13卷；一类或伪造或抄集众经而成，但确有撰著者，计8部13卷。

《法经录》把疑伪经按照经、律、论、大乘、小乘进行分类，然后细化为“疑惑”、“伪妄”两类，分散著录。具体情况如下：卷2《众经疑惑》收录大乘疑惑经21部30卷，《众经伪妄》收录大乘伪妄经81部208卷；卷4《众经疑惑》收录小乘疑惑经29部32卷，《众经伪妄》收录小乘伪妄经53部93卷；卷5《众律疑惑》收录大乘疑惑律1部2卷、小乘疑惑律2部3卷，《众律伪妄》收录大乘伪妄律2部11卷、小乘伪妄律3部3卷，《众论疑惑》收录大乘疑惑论1部1卷、小乘疑惑论1部1卷，《众论伪妄》收录大乘伪妄论1部1卷、小乘伪妄论2部10卷。合计收录疑伪经197部395卷。

《仁寿录》将《法经录》新创的“疑惑”、“伪妄”两类归结为一类，统称为“疑伪经”，收录疑伪经209部423卷。

《静泰录》沿袭《法经录》体例，采用“疑惑”和“伪妄”分别著录的方式，卷4《众经疑惑》收录疑惑经29部31卷，《众经伪妄》收录伪妄经53部93卷。合计收录疑伪经82部124卷。该经录不仅在体例安排上与《法经录》相同，对疑惑经与伪妄经的区分和认识也完全源自《法经录》。王文颜还进一步推测说：“本经录‘疑惑、伪妄’录中所列举的经本，也应该是来自《开皇录》，至于数量锐减的原因，可能是本经录只登录‘现存、流通’于当世的疑伪经，‘已佚’者一概舍弃，如果此项推测无误，那么本经录即为继《安录》之后，首先登录‘存世’疑伪经的重要文献。”^[14]

《内典录》未区分“疑惑”、“伪妄”，收录疑伪经331卷。大体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抄自前代经录所记载的疑伪经目，分别为：26部30卷出自《安录》疑伪经录，20部26卷出自《祐录》疑伪经录，31部84卷出自《长房录》，23部29卷为齐竟陵王抄经，1部1卷为梁郢州僧妙光《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35卷为梁博士江泌女比丘尼僧法所诵出，36部36卷出自《法经录》疑伪经录。第二部分是道宣汇集的他编撰《内典录》时流通于世的疑伪经25部90卷。

《大周录》未区分“疑惑”、“伪妄”，统称为“伪经”，将疑伪经录定名为《伪经目录》，附于《正录》之后，收录疑伪经231部419卷。大体上分为三部分：前21部34卷为梁博士江泌女比丘尼僧法所诵出；中间188部356卷疑伪经“古来相传皆云伪谬”（卷15），其中大多数都是前代经录已经著录的疑伪经；后22部29卷是三阶教著作。

《开元录》承袭《法经录》和《静泰录》体例，采用“疑惑”和“伪妄”分别著录的方式，收录疑伪经406部1 074卷。《疑惑再详录》收录疑惑经14部19卷，其中《净土盂兰盆经》和《三厨经》是智昇编撰《开元录》时新发现的。《伪妄乱真录》收录伪妄经392 部1 055卷^[15]，分为十三部分：一、《佛名经》下37部54卷是前代经录未载的智昇编撰《开元录》时新发现者；二、《定行三昧经》下25部28卷出自《安录》；三、《比丘应供法行经》下14部16卷出自《祐录》；四、《九伤经》下5部5卷出自《长房录》，萧齐释道备撰；五、《净土经》下21部34卷为梁博士江泌女比丘尼僧法所诵出；六、《高王观世音经》1卷；七、《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1卷；八、《阿那含经》下86部141卷出自《法经录》；九、《金刚藏经》下11部41卷出自《仁寿录》；十、《诸佛下生大法王经》下22部87卷出自《内典录》；十一、《诸佛下生经》下80部101卷出自《大周录》；十二、《三阶佛法》下35部44卷是三阶教著作，隋信行撰；十三、《佛法有六义第一应知经》下54部501卷“并名滥真经文句增减，或杂糅异义，别立名题”（卷18），其中大多是抄经。总之，《开元录》作为佛教经录的集大成者，不仅收录了此前经录均未记载、当时新搜集的疑伪经39部56卷，而且对此前经录记载的疑伪经进行了审慎、精细的分析与考订。

《贞元录》对疑伪经的著录绝大部分抄自《开元录》，著录体例、方式、考辨性内容、关于疑伪经产生原因及编撰疑伪经录目的的论述等，都与《开元录》完全相同。卷28《疑惑再详录》收录疑惑经14部19卷，《伪妄乱真录》收录伪妄经393部1 491卷，合计收录疑伪经407部1 510卷。与《开元录》存在较大差异之处在于，把隋信行所撰35部44卷三阶教典籍从疑伪经中除名，归入正藏，其卷10《总集群经录》总集隋代佛典的时候云：“沙门释信行：三十五部四十四卷集录，如下二十八卷及三十卷中说。”不过在第28、30卷中却并没有找到三阶教典籍的目录，这可能是圆照的疏忽。

从以上历代经录对疑伪经的著录可以看出，虽然经录学家们对疑伪经一直都坚持着排斥、鄙视的立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疑伪经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从东晋《安录》中最初的26部30卷，到唐代《贞元录》中已达到407部1 510卷。把这些数据与同时期的入藏佛典进行比较，我们看到疑伪经在整个汉文佛典中所占的比重其实也是较大的，“综合考察这九部经录，排除其中记载重复的疑伪经，共确定下来的被这几部经录认定的‘疑伪经’约400多部，共1 000多卷，同入藏经典相比，疑伪经部数占佛教入藏经典总数的1／3左右，卷数占入藏经典总数的1／5（按《开元录》记载入藏总数1 076部，5 048卷）”^[16]。

虽然从历代经录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疑伪经的数量较多，到《开元录》已达406部1 074卷，但这些经录记载的疑伪经绝大多数都已经散失亡佚了。因为历代经录学家都对疑伪经抱持鄙视、排斥的态度，他们在编撰经录的时候，一般都安排出专门的体例、章节对疑伪经加以著录，重要目的就是要把翻译真经和疑伪经区别开来，正本清源，警醒信众这类佛经不可读诵、抄写、流通。而且自《长房录》开始，《仁寿录》、《静泰录》、《内典录》、《大周录》、《开元录》、《贞元录》中都编撰有《入藏录》，疑伪经都被摈弃在《入藏录》之外，禁止流通。这种态度和措施极大地阻碍了疑伪经的保存和流传。尤其到了宋代刻本开始出现之后，刻印的佛典都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基本标准的，历代经录著录的疑伪经因为绝大多数都没有收入《开元录·入藏录》，所以不能在历代的刻印藏经之中得以保存流传，而只能以写本形式在民间抄写、流传，于是就逐渐散失亡佚了。

据王文颜统计，历代经录中著录的疑伪经共有423部。他综合各个经录的记载对这423部疑伪经进行考订，认为现存的共有54部，其中12部为“疑存”。现把王文颜考订的历代经录著录的现存疑伪经列表整理如下^[17]：

（续表）

（续表）

（续表）

四、疑伪经的分类

首先看看历代经录对疑伪经的分类。纵观历代经录，最早对疑伪经进行分类的应该是《法经录》，它把疑伪经按照经、律、论、大乘、小乘进行分类，然后细化为“疑惑”、“伪妄”两类，分散著录。该经录虽然在体例上稍嫌烦琐，但把疑伪经首次区分成“疑惑”和“伪妄”两类，具有开创之功，之后的《静泰录》、《开元录》、《贞元录》都继承了这种分类。但我们也看到更多的经录，比如《安录》、《祐录》、《仁寿录》、《内典录》、《大周录》都并没有把疑伪经按照“疑惑”和“伪妄”进行分类，而是把二者杂糅在一起，统称为“疑经”、“伪经”或者“疑伪经”。

从理论上来说疑惑经（疑经）和伪妄经（伪经）是有所不同的，疑经指真伪不能确定的，有待于进一步考订，而伪经其伪的性质是非常明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清晰地把握两者的界限，很多时候经录学家们所列举出的疑经实际上就是伪经了，只不过他们出于谨慎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行文风格的考虑，所以不直接断定为伪经。正因为如此，现在一般不细分疑经和伪经，而统称之为疑伪经。

再来看现代学界对疑伪经的分类。现代学界抛弃佛教典籍传统的经、律、论、大乘、小乘体例，多根据疑伪经的内容相关性进行分类。就目前所知，以牧田谛亮对疑伪经的分类最具代表性，他从编撰疑伪经的意义和目的入手把疑伪经分为六类：一是附和主权者之意的，如题名为后秦竺佛念译《大云无想经卷九》、题名为唐达摩流支译《宝雨经》等；二是批判主权者施政的，如三阶教经典、《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题名为后秦鸠摩罗什译《仁王经》、《梵网经》等；三是考虑如何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调和或比较其优劣的，如《须弥四域经》、《清净法行经》、《首罗比丘经》、题名为西晋竺法护译《盂兰盆经》、《父母恩重经》、《父母恩难报经》等；四是鼓吹特定教义、信仰的，如《像法决疑经》、《般泥洹后比丘十变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观音信仰和地藏十王信仰流行时产生的经典《观世音三昧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五是标榜现存特定的个人之名的，如《高王观世音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劝善经》等；六是出于治病、迎福等目的的单纯的迷信的，这一类疑伪经部数很多，如《八阳神咒经》、《大藏正教血盆经》、《延寿经》、《七千佛神符经》等^[18]。

殷光明在《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中曾简略地论述了疑伪经产生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是从编撰目的对疑伪经进行分类。概括起来分为八类，其中有些类别与牧田谛亮的相同。具体如下：一是为了“法难”之后复法的需要，比如《提谓波利经》；二是传播末法思想，比如《像法决疑经》、《小法灭尽经》、《法要舍身经》；三是针对佛教戒律废弛，整顿僧团纪纲，比如《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佛在金棺上嘱累经》；四是为了儒、道、佛三教的论争，比如《清净法行经》、《须弥西域经》；五是迎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比如《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六是鼓吹特定时期的佛教信仰，比如崇尚天王信仰时出现的《四天王经》、地藏信仰盛行时出现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观音信仰流行时出现的《观世音三昧经》；七是与某一宗派相关，比如《最妙胜定经》、《法王经》；八是或以神授、或为欺世诈财、或谋一己私利以达到个人目的，比如《高王观世音经》、《嫉妒新妇经》^[19]。

总体而言，这种根据疑伪经编撰目的和产生原因进行的分类，对从宗教学角度、哲学思想角度研究疑伪经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但对从汉语史角度研究疑伪经却价值不高。

我们看到在所有的经录中，《开元录》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开元录·入藏录》被朝廷作为钦定入藏的标准。到了宋代刻本开始出现之后，历代刻印的大藏经都是以《开元录·入藏录》为标准，并在《开元录·入藏录》的基础上增加此后新翻译的佛经而形成的。于是，凡《开元录》判定的疑伪经，因为没有收进《开元录·入藏录》，所以不可能在历代的刻印藏经之中得以保存流传，这部分疑伪经只能在民间抄写、流传，后来就逐渐散失亡佚了，随着敦煌写经、日本古写经的逐渐面世，其中一部分才又得以写本、残卷的形式重见天日。相反，另外一些被其他经录著录为疑伪经而被《开元录》判为翻译真经的疑伪经以及少数被历代所有经录都当作翻译真经的疑伪经，因为收进了《开元录·入藏录》，所以能够通过历代的刻印藏经保存流传至今。

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命运截然不同的疑伪经，不仅在存现状态、语料性质上不同，相应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根据存现状态、语料性质把疑伪经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是收入《开元录·入藏录》的疑伪经。这类疑伪经保存在历代刻印大藏经之中，于是也自然而然地收录在了近现代以来刊印的《大正藏》、《中华大藏经》的翻译佛经部分，特点是绝大多数假托有明确的翻译者、翻译时代等信息。作为语料来看，这一类语料版本系统较为明确，文字讹误相对较少，可以直接拿来研究。具体来看，这类疑伪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被其他经录著录为疑伪经而被《开元录》判为翻译佛经的。如果对王文颜考订的现存历代经录著录的疑伪经进行一一考核，就会发现可能有《宝如来经》、《占察善恶业报经》、《空寂菩萨所问经》、《正化内外经》、《五苦章句经》、《安宅神咒经》、《大乘起信论》、《梵网经》等被《开元录》之外的其他经录著录的疑伪经混杂在《大正藏》的翻译佛经之中（见附录三）。二是被历代所有经录都当作翻译真经的疑伪经，虽然它们未曾被历代经录发现真实身份，但却被近现代以来的学者判定或怀疑为疑伪经，比如三十卷本《佛名经》、《摩诃摩耶经》、《楞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圆觉经》、《菩萨璎珞本业经》、《释摩诃衍论》、《大宗地玄文本论》、《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等。

第二类是未收入《开元录·入藏录》的疑伪经。这类疑伪经因为没有收录在历代刻印大藏经之中，所以《大正藏》、《中华大藏经》的翻译佛经部分也不见其踪影，其中一部分以写本形式保存在敦煌写经、日本古写经之中，特点是一般没有题署，作者不详、撰著时代不详。作为语料来看，这一类语料版本不明确，流传系统大多混乱，文字讹误相对较多，拿来研究之前大多需要进行校订整理。这类疑伪经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开元录》著录的疑伪经，二是历代所有经录对其皆无任何记载的疑伪经。这类疑伪经的材料主要见于《大正藏》第85册“疑似部”收录的敦煌写本疑伪经、方广锠《藏外佛教文献》中所辑录的写本疑伪经，以及日本古写经中的写本疑伪经。

虽然学界对疑伪经已进行了较多搜集、整理和校录，但对疑伪经作如此分类，目前尚无人明确提及。我们这里根据已有的研究，结合自己的初步认识，把现存的汉文佛典疑伪经按照收入《开元录·入藏录》和未收入《开元录·入藏录》两个标准进行分类汇总。一方面是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粗略总结，另一方面是为进一步深化疑伪经语言研究打下基础，比如为疑伪经语料鉴别、疑伪经语词释义、归纳疑伪经语言特点等提供具体明确的研究对象。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也只是对疑伪经的基本汇总，毫无疑问，我们有可能经过鉴别考辨而最终判定这个汇总表中的某些疑伪经不是真正的疑伪经，也有可能会发现这个汇总表之外的其他疑伪经。

汉文佛典中收入《开元录·入藏录》的现存疑伪经汇总表

①　《正》代表《大正藏》，两个数字分别代表《大正藏》的册数和经号。下同。

（续表）

汉文佛典中未收入《开元录·入藏录》的现存疑伪经汇总表

①　如果有校录整理，根据录文情况交代；如果没有校录整理，根据写本情况交代。有多种校录整理的，以相对最完整的录文为代表。有些疑伪经可以分为几个系统，本表从简，不对各个系统作具体说明。

（续表）

①《大正藏》第85册也有该经的校录，以P.2340为底本，经号为2865。值得注意的是，《大正藏》第85册另有一部以中村不折藏敦煌本为底本、经号为2866的《护身命经》，即本表所列第31号。我们认为这是同名的两部不同疑伪经，虽然经名相同，但内容相差很远；不过也有学者把它们看作是同一部疑伪经的两个系统，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209页。
②《大正藏》第85册也有该经的残本校录，以S.2474（首全尾残）为底本，经号为2886。它与本表所列第5号，即《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二卷校录整理的《头陀经》是内容完全不同的两部疑伪经。

（续表）

（续表）

①　又名《延寿命经》、《延年益寿经》。曹凌指出敦煌写本中有两种《延寿经》，这两种《延寿经》内容上毫无联系，是两种独立的文献，他把文本较广的一种称为大本《延寿经》，文本较略的一种称为小本《延寿经》，对二者各自的写本情况、经文内容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380页。这里的《延寿经》（大本）就是曹凌所说大本《延寿经》；而本表所列第80号《延寿经》（小本）就是曹凌所说小本《延寿经》。
②　又名《阿弥陀佛觉诸大众观身经》。《大周录》、《开元录》和《贞元录》将其列为疑伪经，这三部经录同时又把《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收入疑伪经中；现代学者如小野玄妙在整理疑伪经目时，也把《山海慧菩萨经》和《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视作两部不同的疑伪经分别编目，见附录二。实际上，二者内容非常相似，前者可能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曹凌整理写本疑伪经目时，对二者虽然也是分别编号，但论述了它们在内容上的联系。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403、413—417页。
③　《续》代表《卍续藏》，两个数字分别代表《卍续藏》的册数和经号。下同。

（续表）

①　《大正藏》第85册把此经的注疏《法句经疏》也当作疑伪经进行了校录，以P.2325为底本，经号为2902。根据疑伪经的定义，疑伪经可以细分为疑伪经、疑伪律、疑伪论，但并不包括给它们所作的注解。虽然疑伪经和佛典章疏同属于中土撰述类佛典文献，但却是独立的两类。
与之类似的还有《太子成道经》，虽然《大周录》、《开元录》和《贞元录》都将其列为疑伪经，但我们认为《太子成道经》不属于疑伪经的范围，它的内容中包含押座文，韵散结合，接近于讲经文形式，实际上学界多把它纳入敦煌变文的范围。

（续表）

①《劝善经》虽然和经号为2917A、2917B的两部《新菩萨经》经名迥异，但内容大体相同，应该属于同一部疑伪经。在审订疑伪经篇目的时候，除了需要注意名同实异的情况，这种名异实同的情况也需要注意，尽量避免“不当立目而立目”。
《大正藏》第85册校录的疑伪经中，还有几部情况与此类似。比如以S.2109为底本、经号为2874的《小法灭尽经》，它与《大正藏》第12册经号为396的一卷本失译经《法灭尽经》内容基本相同，应该只是396号《法灭尽经》的一个写本。《法灭尽经》非常复杂，396号到底是失译经还是疑伪经尚需进一步研究，我们这里以疑伪经论处，将其收入《开元录·入藏录》的疑伪经之中，所以未收入《开元录·入藏录》的疑伪经汇总表则无须为其重复立目。
又如以S.153为底本、经号为2912的《无常三启经》，左景权认为“实即同书卷17已著录之《无常经》（一名《三启经》），此犹可谓顾后未能瞻前”。见左景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旧刊新评——〈敦煌文书学发凡〉之一章》，《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1页。我们同意他的观点。比勘二者发现，2912号《无常三启经》与《大正藏》第17册801号题名唐义净译《无常经》，除了大约七八处文字略有出入之外，其他完全相同。801号《无常经》的宋、元、明、宫四本后面还有大约1 200字的内容，主要讲述将欲命终、命终之后、送亡人至殡所各当如何举行仪式、如何说法等，这部分内容是大正藏本所没有的，刚好2912号《无常三启经》也没有这部分内容，可见2912号应该只是801号大正藏本的一个写本，把写本单独立目就是重复编目了。
再如以S.2361为底本、经号为2907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和以S.2384为底本、经号为2908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王品》，左景权指出把它们和《大正藏》第10册293号三藏般若译《华严经》卷40《普贤行愿品》、297号《普贤菩萨行愿赞》“四篇逐句比读，头见其行数虽不全等，文字各有详略，又或为《华严经》之一品，或别出单行，然其为一经之多译，可无疑义”。见左景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旧刊新评——〈敦煌文书学发凡〉之一章》，《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2页。比勘四者可知，形式上，2907号、2908号、297号三者都仅有偈颂，没有散文；而293号卷40《普贤行愿品》除了这段偈颂之外，还有很大篇幅的散文。内容上，四者基本相同，但2907号和2908号更为接近，各有240句七言偈颂；297号和293号偈颂部分更为接近，各有248句七言偈颂。据此，我们虽然不赞同左景权认为四者同经异译的观点，但也同样认为敦煌写本2907号和2908号应该不是疑伪经，可能是对293号卷40《普贤行愿品》偈颂部分和297号的抄写，在抄写过程中对文字进行了或有意或无意的删减和改换。

（续表）

②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一卷本与二卷本内容相差很远，我们视其为两部不同的疑伪经。

（续表）

①　《父母恩重难报经》和《父母恩重胎骨经》内容相似，看起来它们和《父母恩重经》在内容有一定关系，但其间差异也很大，我们把它们视为不同于《父母恩重经》的另一部疑伪经。不过也有学者把它们作为《父母恩重经》的一个系统来看待，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373页。
②　据曹凌介绍，此经现在敦煌遗书中有且仅有这1号写本，其图版收入石门图书公司1976年出版的《敦煌卷子》卷三，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笔者未能亲见图版。

（续表）

①　《法经录》、《仁寿录》、《内典录》、《静泰录》、《大周录》、《开元录》和《贞元录》都将其列为疑伪经，且都注明是一卷本。据曹凌介绍，《大阪青山短期大学所藏品目录》发表的此经图版仅首尾二拍，整理者指出其解题部分分卷的差异可能并非因为内容上的增广，而是插入插图导致的。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2页。
②　《五百梵志经》，《祐录》列为失译经，《长房录》和《内典录》视为《梵志经》的异译经，《法经录》、《仁寿录》、《静泰录》、《开元录》和《贞元录》列为疑伪经。据曹凌介绍，此经现在敦煌遗书中有且仅有这1号写本，但这号写本尚未刊布图版，所以情况不详。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227页。
③　《解百怨家陀罗尼经》、《阎罗王受记纪》、《观音符印》和《救拔苦难陀罗尼经》这4部疑伪经的篇目审订情况见附录二脚注。

（续表）

【注释】

[1]“此未”，宋、元、明本均作“而末”，当从。

[2]“为”，宋、元、明本均作“伪”，当从。

[3]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4]同上，第59—60页。

[5]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8页。

[6]现代学界虽然观点基本相同，但各位学者在表述上各有不同。比如任继愈：“疑经，是相对于‘真经’讲的。中国古代佛教徒把译自梵文、胡语的汉文佛经称为真经，而把中国汉族佛教徒编撰、选抄的佛经称为疑（疑惑）经，或断定为‘伪经’。”见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8 8年版，第5 4 6页。殷光明：“由中国僧人假借佛说而编造的佛经，称为伪经；来历可疑而真伪一时难辨，尚需考证者，则称为疑经。”见殷光明《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民族出版社2 0 0 6年版，第3页。梁晓虹：“伪疑经”，又称“疑伪经”，指非佛说的托名经，包括两个方面：伪经和疑经。伪经即假托“佛说”而伪造的经典，基本指中国佛教撰述家（也包括日本等）模仿印度佛教经律论，并假借汉文翻译形式出现的佛教著作。其来历可疑而被怀疑为“伪经”的佛教著作则被称为“疑经”。见梁晓虹《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看“伪疑经”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江蓝生、侯精一主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 9 9年版，第3 6 0页。牧田谛亮：“真经是中国人通过翻译而得知的印度佛陀直接宣说的教法；疑经虽然具有佛陀金口所说之法的形式，但全无翻译的事实，或者表面看似乎是翻译的，但其事实颇为可疑的经典。”见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 9 7 6年版，第9页。（日语文献为笔者翻译，不当之处，笔者承担责任。）

[7]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14页。

[8]水野弘元著，刘欣如译《佛典成立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6页。

[9]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68—269页。

[10]王文颜把第一类抄经称为“抄经”，而把第二类抄经称为“抄录成书”的疑伪经，强作分别，我们认为不妥。见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11]殷光明《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2]张淼《佛教疑伪经思想研究——以佛教经录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页。

[13]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69页。

[14]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5]实际分类相加的总数是1 054卷。

[16]张淼《佛教疑伪经思想研究——以佛教经录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3页。

[17]王文颜《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01页。对某部疑伪经而言，如果经录有著录就用“—”表示，如果经录没有著录则空着；灰色部分表示“疑存”。

[18]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版，第40—84页。

[19]殷光明《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