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牢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抵制全球化中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

在全球化境遇下，面对西方敌对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现实，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就要构建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加强理论创新，同时要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体系，实现传播方式的现代转向；加强理论主体建设，打造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智力保障。

一、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理论的吸引力既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多元思潮不断涌现的背景下特别是西方敌对意识形态渗透的背景下，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才能为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没有创新，就没有新质理论的产生，就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创新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内在根据，关键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理论创新一般表现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原创性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二是否定性的，即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对前人的个别已过时的观点进行修正；三是肯定性的，表现为对前人提出的思想进行补充和完善，把前人的思想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以使原有的思想发挥新的功能和作用。所以，不是任何新出现的理论、观点都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和性质。只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科学地回答了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并指导实践进一步发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9]

当下，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进行理论创新首先是内容的创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一方面，必须吸取一切有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原则；另一方面，要通过对各种不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观念及制度进行批判。加强理论内容创新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坚持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开放性、实践性及科学性等原则，认真研究全球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研究不同层次人们的精神需要和价值取向，注重继承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和谐、中心发展和边缘渗透的结合。要学习、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成果，不断充实、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形成能有效解决当下社会突出问题的理论，提高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从理论创新的实践看，理论创新要做到以下二点：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创新必须把握住的深厚根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当然不能背离、偏离它的本义，不能离开它的论述目的、它的基本框架、它的主要内涵，否则，“新”说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是别的一种理论了，这“别的一种理论”不是我们所希企的。二要贡献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其新，就在于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变化，揭示了新的社会发展规律或社会基本规律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表现形式，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新时期所提出的新问题。从理论论述上看，理论创新有可能是在这之前还从未提出过的新说或对之前的定论赋以新义，也有可能是对某些已不符合新时期实际的观点的修正。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有丰富型创新和修正型创新两种。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际看，多数情况属丰富型创新，即在原有的理论体系中加入了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三是实践出真知，在深入实际勤于思考中出新。要创新，就必须对新的实际状况大量调查、深入观察、仔细分析，以马克思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为榜样进行严肃、严密的思考，从而提炼出新的思想、理论、观点来。这里的严肃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的指导下去思考，严密指的则是密切联系新的实际去作探寻社会发展规律作用的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是在科学总结社会历史发展新的实际的基础上，既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严肃的创新，又贡献出科学的严密的新的理论成果的创新。^[10]

（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

要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要构建理论创新主体。理论主体不仅指的是理论的创立者，还包括研究者、宣传者等，它不是仅指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且是一个开放性的群体。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在理论创新主体上，要构建以党的领导集体为核心，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骨干的理论主体，打造增强理论吸引力的智力保障。

1.发挥党的领导集体在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中的主导作用

党的领导集体即领袖群体，包括领袖核心。领袖核心由于所处的地位及其能力使他们可以成为理论的构建者、诠释者及纠偏者。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领袖群体在吸收全党、全社会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建构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如陈先达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参与实际活动的无产阶级的领袖性人物和具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家的合一毫不奇怪。整个运动和斗争要求他们必须如此才能胜任他们的地位，而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的见识和经验又使他们具有这种可能性。”^[11]比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领袖集体具有非凡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善于从理论上、从实践中思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敢于理论创新，勇于扬弃马克思主义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新理论、新观点，因而对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既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

党的领导集体在形成理论文本、建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为使理论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又对理论进行解释、做出说明。比如，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大众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诠释。由于领袖群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建构者，其诠释自然最接近理论的真实，最符合理论的本意；由于领袖群体的权威和人格魅力，其诠释也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号召力、吸引力，因而能收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此外，党的领导集体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偏差的纠正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误读、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清、对时代特征把握不准、对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反思不力，加上经验不足、思维方式固化等方面的原因，使部分干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领袖群体的政治地位、驾驭能力和理论敏锐力，使其具有批判精神、斗争勇气，善于发现和纠正这些偏差，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得到不断发展与创新。众所周知，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群体批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排除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干扰；邓小平批判了“左”右倾错误思潮，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遏制了历史虚无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这些偏差的纠正，消除了错误思想的阻力，成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主导力量。

因此，在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过程中，就要发挥党的领导集体对理论的构建、诠释和纠偏作用，以其独特的群体权威和人格魅力，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具科学性、革命性和彻底性，不断增强理论吸引力。

2.突出理论工作者在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中的重要作用

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因其所具有的独特的专业理论知识，使他们可以成为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的来源者，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构建参与者、传播与应用者。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而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增强理论的吸引力、解释力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思想的生产是由该阶级内部“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进行的。^[12]理论工作者在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引力中的历史使命主要表现为：一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强大的理论支撑。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就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关注学术界的理论发展，善于吸收和借鉴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党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所形成的良性互动，越来越成为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保持与时俱进的重要动力源泉。二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了中央文件的起草。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有所成的理论工作者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特别是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多次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三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直接参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化和体系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经形成，就面临向社会传播的任务。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既有独特优势，也有责任担当。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是教育者、宣传者，也是组织者。由于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践的联系是间接的，所以他们能够超越具体实践的局限性，从哲学高度把实践创新中的理论成果加以系统化、体系化，使其具有逻辑连贯性和内在统一性，増强现实说服力，因而使其更具吸引力。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经形成，就会成为知识分子的理论储备、知识基础，在其从事的教育、研究、管理、艺术等工作中，就会自觉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显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社会变革、社会实践方面的作用。因此，在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过程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参与、传播、应用等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出文本、走向大众、走进实践。

3.确立人民群众在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中的主体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中，应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是其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之所以要中国化，说到底是由人民群众的理论诉求决定的。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诉求，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会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诉求，源于主体活动能力提高的期望与要求。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要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变革，必须不断提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促进人的认识能力、实践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3]马克思主义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所认同，才能成为实践指南，转化为物质力量，其价值和吸引力才能显现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既是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

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创新都直接发端于基层人民群众的创新实践。农村改革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乡镇企业也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对此，邓小平多次提及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4]胡锦涛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力量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15]这可以看作是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群众在理论创新中作用的高度评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本身就直接来自人民群众对其经验的总结。总之，历史事实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通过对实践活动的认识、提炼、加工、总结、创造而实现的，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也不会有吸引力的理论产生。

综上所述，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推动理论创新，就必须构建以党的领导集体为核心、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骨干的理论主体，共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亦无止境。只有根据时代的变换，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对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做出符合时代的解释，使理论更具有吸引力。

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

“话语权”是近年来时兴于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一个术语。“话语”该当何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即由某个权威主体发出的，被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陈述。通过话语，个人或社会组织可以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可以确立其社会地位。话语既是解释、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话语权”中的“权”，在法律意义上有“权利”和“权力”两种不同的含义。^[16]一般地说，如果话语完全中立，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接受它，对整个社会最有利；反之，如果话语被垄断，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声音都被掩盖，将贻害无穷。

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一方面，许多原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逐渐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势，使得西方话语体系得以成为世界“流行话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球占据话语权霸主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界话语体系中被消解。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界对西方的“理论崇拜”。从理论上看，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话语确实内在地包含一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话语，而马克思主义还无力从理论上给予它们釜底抽薪式的颠覆。但是，能否就以此认为西方意识形态具有普世价值，不仅适合西方而且适合一切国家和民族，进而得出马克思主义被“证伪”了，社会主义理论“破产”了的结论呢？当前学界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即谈起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和生活方式时津津乐道，却闭口不谈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拉美模式和休克疗法的弊端、不足；提起哈耶克、亨廷顿、吉登斯等人时眉飞色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被当作“老土”“老僵”和不能与时俱进的代名词；谈到美国总是难免羡慕之情，而中国总是困难重重、矛盾不断。貌似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但凡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过时的、僵化的。面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思潮的涌现，以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开始泛滥。但素有“自由主义评论家”之称的约翰·格雷对自由主义的评述，却是与当下学人认识相左，他说：“自由主义体制不过是一种类型的合法性政体，自由主义实践并不具有特别的或普遍的权威性。一个体制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它与其国民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国民需要满足的助益。”^[17]可见，在学理上缺乏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客观分析和评价搞“理论崇拜”，只会导致食洋不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面临失语。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僵化。从认识上来看，有人误以为任何思想一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必然变成教条，成为扼杀精神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帮凶。因此，马克思主义由一种思想观念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可避免走向教条和僵化。也有人天真地以为只有中国或者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意识形态，西方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或者对于不同意识形态都能给予平等的待遇和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特别是美国一直非常注重意识形态工作。比如“美国之音”，它宣传的主要内容就是赞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揭示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侵略势力”，把“时代精神”“现代性”“进步性”等观念与西方等同起来等。

三是马克思主义对时代新问题的解释度不够。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置换，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后现代”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它们以“碎片化”的手段、以文本解读的方式将历史虚无化，以“边缘”“另类”的角色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主流”“主导”“正统”进行反叛。面对这些思潮和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能够给予及时、准确的应答，使其基础理论的真理性底蕴受到了很大损伤。

由于上述原因，使得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一些意识形态的抵制力下降，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实践、凝聚党心民心等作用正在不断被削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语境下重建并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必须承认的是，当前中国话语权系统内部，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生、斗争，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但必须看到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势不断增强，对此我们要有危机意识。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形势的迫切要求。这种话语权绝不是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单极话语霸权，因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化和价值观中的许多内容在当前仍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在已纳入全球化发展轨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不可能再形成独霸的局面，但完全失势而导致无语更不是我们的选择。在如今中国话语权系统中，正确的回应和选择是：以我为主，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共生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斗争中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优势。

总之，要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使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就必须掌握和用好理论话语权，使科学理论在正确的话语体系中发挥指导实践的功能，同时得到真正的发展。

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宣传体系，实现传播方式的现代转向。具体方式方法可参照第一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创新大众化的方式方法。